新用戶掃碼下載管仲賦稅思想
管仲（約公元前730~前645年），名夷吾，潁上（今安徽潁上）人。春秋時期輔佐齊桓公治理齊國40年，使區區之齊國富民強，“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他本人因而成為中國歷史上一位有突出成就的大理財家。管仲有句名言：“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他以樸素唯物主義的觀點，指出了管理國家必須從發展經濟入手，把財政經濟問題放在首位。他認為，國家富裕了，人民才會歸附，政權才能穩固，而要富國，必須先使“民富”、“食足”，“足其所欲，贍其所愿”，這就是他的“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的思想。管仲認為，統治者在征收賦稅方面要懂得將欲取之，必先子之的道理，“知子之為取者，政之寶也。”對民有所予，才能向民有所索求。予正是為了取，沒有子也就沒有取，多子才能多取，只取不予，最終什么也取不上來。這是管仲賦稅思想最重要的方面，說明他已懂得對立的兩個方面可以相互轉化的樸素辯證法的道理。管仲把他的取子之道全面地貫徹于經濟改革中：他實行“相地衰征”政策，次地輕征，增產多得，“與之分貨”；由于生產量增加，政府所得賦稅收人也隨之增加。他實行鹽鐵專賣政策，統制流通環節，把生產放給民營，生產者可得7／10的純利，積極性提高，產量增加，稅收（寓稅于價）也相應增加。他實行輕重斂散政策，在“輕”（物多而賤）時以較市場略高的價格收購糧食（“斂之以輕”），在“重”時（物稀而貴）以略低的市價出售之（“散之以重”），調節了糧價和供求關系，人民得到實惠，而政府在一買一賣中也可獲得相當大的差價以增加財政收人。管仲不僅認識到在取予關系上必須先予后取，取之有序，而且認識到必須取之有度，即主張對人民的征收要適度，要注意數量界限：“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國雖小必安；取于民無度，用之不止，國雖大必危。”國家的安危系于“有度”、“無度”之間，這種認識是十分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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