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行稅收籌劃，關鍵是掌握好法律界限。只有結合法律的具體規定，才能從理論和具體操作上很好地區分籌劃、避稅、偷稅。

　　遠達醫療器械有限公司是從事醫療儀器的制造、銷售，并兼營相關藥品銷售業務的企業，200 0年2月初開業，被認定為一般納稅人，2000年度銷售額為346.8萬元。該企業的產品科技含量比較高，經銷藥品的商業毛利也比較大，當年實現并已經繳納增值稅48.35萬元，稅收負擔率達13.94％。年末企業賬面的存貨98.72萬元，其中產成品（包括庫存商品）88.98萬元。

　　2001年初，該企業的負責人王經理接受了朋友的一個籌劃建議：考慮到遠達醫療器械有限公司的產品一部分銷售給一般納稅人，而另一部分則銷售給醫療機構和消費者，可以將原公司分拆為兩個新企業。但王經理又比他的朋友多看了一步，他想到了那個88.98萬元產成品如果銷售，需要繳納增值稅15.13萬元。于是他重新開設了一個B公司，而將遠達醫療器械有限公司變更為C經營部，其中B公司申請認定為增值稅一般納稅人，主要從事醫療儀器的制造和銷售，同時兼營藥品的銷售，面對需要增值稅專用發票的用戶開展業務；C經營部作為小規模商業企業，主要從事藥品的銷售，同時兼營醫療儀器的銷售以及售后服務業務。

　　主管的國稅稽查局于2003年6月20日對B公司2001年1月1日～2002年12月31日的增值稅納稅情況進行了檢查。B公司2001年度實現銷售收入208.2萬元，應繳增值稅13.68萬元已經入庫，增值稅稅收負擔率6.57％，賬面存貨5.245萬元；2002年度實現銷售收入213.58萬元，應繳增值稅13.52萬元，增值稅稅收負擔率為6.33％，賬面存貨8.342萬元。由于該企業的產品在當地沒有可比性，所以檢查人員認為該企業的納稅情況基本正常。

　　然而，當檢查人員對該企業的進貨發票等納稅資料進行檢查時發現，該企業的進貨情況與庫存項目的記錄有出入，會計人員與倉庫保管員對有關問題的解釋風馬牛不相及。同時檢查人員發現，B公司的管理人員與C經營部有聯系，有關聯企業的嫌疑。于是，經請示對C經營部進行了相關性檢查。

　　在檢查過程中發現，遠達醫療器械有限公司的期末賬面存貨98.72萬元，有9.74萬元材料通過開票轉入B公司，而其中的88.98萬元產成品則在C經營部銷售。但是該經營部并無完整的銷售記錄，稅務機關對其實行核定征收。當檢查人員對C經營部的進貨渠道進行檢查時，才使該企業的問題水落石出。

　　原來遠達醫療器械有限公司的王經理利用稅收政策上的漏洞和管理上的誤區進行了如下籌劃：其一，將原來的企業分拆成兩個獨立核算的企業，其中一個為一般納稅人，另一個為小規模納稅人；其二，將原企業的產成品主要交由小規模納稅人的C經營部銷售；其三，考慮到小規模納稅人的征稅特點，平時以B公司的名義進貨，交由C經營部銷售；其四，為了擾亂視線，混水摸魚，故意讓C經營部不建賬，不進行成本核算，內部建立管理賬，實行內緊外松模式的管理方式。

　　C經營部2001年度實現銷售收入145.36萬元，繳納增值稅5.8144萬元；2002年度實現銷售收入158.25萬元，繳納增值稅6.33萬元。在對C經營部的檢查過程中，通過內查外調，共發現128.36萬元的貨物是通過B公司進貨，由C經營部銷售的，因此不能在B公司抵扣增值稅的進項稅額，應補稅21.83萬元。根據《稅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條的規定，該企業的行為屬于偷稅，主管稅務機關決定對其給予所偷稅額1倍的罰款處理。對C經營部未按規定建賬建制正確核算稅款，主管稅務機關也給予了相應的處罰。

　　在該案例中，遠達醫療器械有限公司的行為涉及避稅、稅收籌劃和偷稅三種行為。

　　其一，遠達醫療器械有限公司在有較大數量存貨的情況下，將企業的身份由一般納稅人變更（分拆）成小規模納稅人，并將其存貨由小規模納稅人銷售。這樣操作，目前我國的稅收法律和法規并無限制性規定。因此，對于該企業來說，其產成品88.98萬元的銷售收入本應適用17％的稅率而改按4％的征收率，規避稅收88.98×（17％－4％）＝11.57萬元。

　　其二，該企業的產品技術含量較高，產品的附加值較大，而且其產品的購買者部分是醫療機構和消費者，這些銷售對象不需要增值稅專用發票。針對一般納稅人的適用稅率為17％，而小規模商業企業納稅人的征收率為4％的特點，企業順著立法意圖，開設獨立核算的經營部，從而有效地降低稅收負擔，實現節稅（145.36＋158.25）×（13.94％－4％）＝30.18萬元。

　　其三，該企業在分拆經營以后，將C經營部購進的商品128.36萬元的進項稅額21.83萬元放在B公司抵扣，則屬于偷稅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