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由于金融經濟的高度發達和金融創新的不斷進行，稅收驅動的交易有很多種表現形式，它們通常包括：“防止敵意接管”、“企業的重新資本化”、“債券調換”、“自清償優先股”、“白馬王子在何方”和“不動產的稅收”等。為便于理解，我們僅舉一例來說明金融工程師們是如何進行稅收驅動的交易的。

　　假設甲公司是美國的一上市公司，它擁有非常雄厚的資產基礎。乙公司對甲覬覦已久，準備采取手段接管甲公司。為了避免乙公司的敵意行動，甲公司準備采取措施，以防任何人進行標購（即以要約的方式公開收購）或收購本公司一定份額的股票。為完成這一任務，甲公司擬采用“毒藥丸”計劃，即一旦標購或收購發生，甲公司就賦予本公司現有股東購買優先股的權利。但這一計劃同時也存在著稅收風險，即帶來非敵意股東稅負的增加。因為它給予股東的權利可能被稅務當局視為發放與現金紅利相似的股權紅利，給予股東的股票類證書（或期權）是可行使或可平行獨立于相關的股票進行交易的。這將促使稅務當局發覺這種“毒藥丸”的權利是可征稅的。因而導致股東必須申報納稅。在這種情況下，這個計劃就顯然不會被非敵意股東所接受，因而也就不可能付諸實施。

　　基于上述前提，金融工程師們需要進行稅收籌劃活動。比如說對“毒藥丸”方案進行調整，創造“未成形權利”作為標的股票的特性之一。這樣，就不會有股票類證明書或其他類似文件的發行，也就不會有可執行或可單獨交易的證書文件出現，不會有其他與標的股票相分離的價值出現，因而就可以規避稅收風險。

　　在西方國家，金融工程師們通過富有想像力地運用金融工程技術可以解決許多與企業直接相關的稅收風險問題。與此同時，隨著一國稅種的不斷創立與變更，金融工程師們進行稅收籌劃的機會也在不斷地變化發展。事實上，由于各種大小、各種類型的金融交易活動都含有稅收環節，這些機會就會進一步地擴展。

　　正如一個硬幣有兩面一樣，稅務當局對金融工程師們的措施也會作出相應的反應。比如在上述例子中，美國的地方稅務當局已經開始向這種不發行股權證書的無稅收特性的“毒藥丸”計劃發動進攻。當然，高明的金融工程師們會想辦法來識別并努力解決金融交易中的稅收風險問題。他們知道怎樣用另一種方式來達成交易，并評估替代方案的相應稅收效果。在稅收驅動的金融交易中，金融工程師們和稅務當局不斷交換角色，進行著貓和老鼠的游戲，這勢必推動一國稅收法規的建立和完善。

　　當前，為了適應國內經濟社會生活的變化、經濟全球化和加入WTO的需要，我國的金融制度和金融政策正在進行或醞釀著新的調整。相對應地，我國的金融稅收制度也需根據國際國內形勢的要求進行改革。近幾年來，金融工程開始被引入我國并逐漸引起人們的重視，這就會使得我國的金融經濟中出現大量“稅收驅動的交易”，這無疑對我國的稅收法規、稅收政策和我國稅務部門的監管水平提出新的艱巨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