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貴州老畢

　　糧票是限量供應糧食的憑據，是中國歷史性的產物。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期，我上初中年級的時候，糧票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

　　那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年月，我們全家七口人，五人無糧無戶，就父親一人上班掙幾十塊錢養家糊口，大多時候每頓飯的主餐就是苞谷飯和最便宜的青菜、蓮花白或自家到田坎邊挖的野芹菜泡的酸菜蘸辣椒水。稍好時，在酸菜里匯些四季豆或洋芋什么的；再好些，放少許豬油漂在清湯平面，吃進肚子常常是清湯寡水，吃得再多，照樣餓得快。全家老小一年到頭總是營養不良而黃皮寡瘦的狀態。享用大米飯和豬肉，只能憑票每個月一次到食品公司排隊購買，且必須有戶口才能夠享受國家供應的那半斤八兩。每吃一頓，雖然下的是苞谷飯，卻像過年一樣舒坦。苞谷欠產的年份，每逢趕場天，我就要背上背籮和父母一道從六枝大用煤礦步行到二十多公里之外的落別集市購買比較便宜的“黑市糧”。每一次上街之前，我們在家吃的往往是一些很簡單的洋芋或紅薯；上街以后再吃的午飯也同樣是洋芋紅薯。七、八月間，可帶些燒烤的苞谷，或是鹽水噴炒的苞谷花。過了這季節，就是帶上浪風涼干用砂鍋爆炒吃來特別悠香的陰苞谷花。

　　記得是一個星期天，家里實在揭不開鍋，沒了任何東西可帶。母親怕我餓壞，說是到了街上后買饅頭給我吃。聽說有饅頭吃，我高興極了。剛入街口，看見一家國營飯店門口有一塔熱氣騰騰的蒸籠，里面擺著白生生的饅頭，我的肚子不由地嘰咕起來，嘴巴里流出了清口水。母親見狀，說馬上就給買。當她掏出幾個毫子遞給店主時，他說還要二兩糧票。我們全家七口人，除了父親誰都沒有戶口，哪有什么糧票；每月就靠父親那幾十元微薄的工資養家糊口，生活十分困難，日子舉步維艱。好在店老伯心腸慈善，從他的中山裝上衣荷包里掏出一張二兩的糧票買給我們，然后才買得一個饅頭。從那以后，珍貴的糧票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荒唐歲月荒唐事。在市場上買苞谷、小豆什么的，我們常常是躲躲藏藏的，生怕碰到手臂上套紅袖章——他們是割資本主義尾巴的——嚴禁糧食貿易的街管人員。有一天正是晌午時分，太陽炙烤著干裂的土地，高音喇叭里“全國形勢一片大好，而且是越來越好，到處鶯歌燕舞……”的廣播聲中，街上忽然來了個“紅袖套”，嚇得街上的人群四處躲藏。我和父母親是躲進了一家名為“紅衛飯店”的國營餐館。當我正在唾涎欲滴地瞧著一個穿中山裝干部摸樣的人吃著大米飯下回鍋肉時，只聽見那些沒有躲脫的賣糧人，桿秤被沒收，籮筐被咂成稀巴爛仍進垃圾堆。

　　1977年我參加工作的時候，糧票仍然很吃香。我有了工作，是在煤礦當掘進工——屬于三百六十行當中的重體力勞動，每月有53斤的糧食定量。自已的溫飽得到了解決，還可幫助家里維持生計。我因身小力薄胃窄飯量差，每月只需二、三十斤就足夠了。節余的部分就到食堂稱出按比例搭配的粗細糧，大米、苞谷、紅署干什么的，三、兩月一次大包小袋地扛回家。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后，黨和政府對煤礦工人特別關心。我們家的戶口得到了解決，吃糧不再成為問題，日子也開始好轉起來。我在以后井下當掘進工的幾年，再有節余的糧食不再背回家，而是到隊里請辦事員開個證明，到行政科取出糧票兌換成現金，然后用來訂閱報紙雜志、購買筆墨紙硯和書籍，八小時以外就窩在宿舍里看書學習，練習書畫。我現在有了自己的小家庭，書櫥里的《中國青年》、《山花》、《文學青年》和《萌芽》等雜志，《鋼鐵是怎祥煉成的》、《紅樓夢》、《三國演義》等幾百本藏書，相當部分就是當初用糧票變換來的。特別是《人的一生應當怎樣度過》、《作家談創作》等勵志讀本，給我的人生之路鋪墊了良好的基礎。記得買那套1320頁的《中外作家談創作》，雖然只花了3.7元錢，卻是我在興奮激動的心情下用了一個月的糧票兌換現金后在六枝平寨新華書店買的。記得當天是五一勞動節，我為有了這樣一本書而欣喜若狂，樂滋滋地趕回礦上。當別人悠閑自得的出入俱樂部看電影、玩撲克的時候，我在寢室里結識了魯迅、茅盾和司湯達、莫泊桑等中外大家。從而引導我對文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長此以往，只要有時間，我就將紛繁的社會復雜的人生之喜怒哀樂酸甜苦辣傾注于筆端。誠然，更多的是在筆下盼望著祖國人民豐衣足食的幸福生活早日到來。

　　我們國家已是倉滿囤足、國富民強。在這富足優越的生活條件下，我們老百姓居家過日子，餐桌上講究的是如何更有營養，力求每頓飯都吃得稱心如意；上街買饅頭需要糧票的歷史已成為故事。倘若誰的家中還有糧票，就會當成稀奇物珍藏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