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宏觀調控政策的重心應從貨幣政策轉向以結構性減稅為主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目標應該是適應經濟增長、穩定經濟、服務實體經濟的，應定位于“從屬的穩定”，而不能繼續定位于“主動的調控”。

　　從我國政府過去調控經濟政策的特點看，一是更多地倚重貨幣政策；二是財政政策往往在擴大政府投資和財政開支上大做文章。政府在稅收上的工作重心一直就是定位于如何打擊偷稅漏稅、盡量把稅收收上來上，基本不把稅收作為宏觀調控的政策手段，更不用說是主要政策手段了。

　　例如，在改革開放過去的34年里，為了支持經濟發展，我國政府在經濟系統中投入了大量的流動性。截至2013年1月末，廣義貨幣（M2）余額99.21萬億元，已經是2011年GDP的兩倍了，遠超過國際上一般水平。“大流動性”政府調控政策為我國經濟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功不可沒。1978年—2011年我國經濟增長率年平均高達9.9%，全世界歷史罕見。學界把這種“大流動性”增長模式稱為東亞模式。日本、亞洲四小龍都曾經是這種模式的成功范例。

　　但根據日、韓等國經驗看，這種“大流動性增長”模式在下半場有極其嚴重的“后遺癥”。出來混總是要還的。日本“失落二十年”就是明顯例證。日本“廣場協議”后，經濟泡沫破滅并長期陷入了通貨緊縮局面，無計可施。當前，種種跡象表明，我國經濟系統也要進入下半場了。我國雖然經濟增長的潛力因素還未完全消失，改革紅利、城鎮化等還會在很長時間支撐經濟發展，但受房地產等資產價格高企、產能過剩、人口紅利弱化、環境資源約束硬化等影響，經濟增長的“內涵虛化”現象凸現，是不可忽視的一個大問題。當大家都在歡呼我國銀行業成為最賺錢行業的同時，當我國經濟系統“2塊錢貨幣換來1塊錢GDP”的時候，我們是否需要深思一下，這種“實”不如“虛”的局面是不是符合我國國情的，是不是我們想要的發展呢？

　　日本是我國經濟的一面鏡子。日本已為我們提示了風險，至少我們已看清，繼續玩虛擬經濟、搞“大流動性”的發展路子是不行的，需要改弦更張。就政策而言，除“經濟虛化”外，貨幣政策還因為離市場太近，調整后常常成為市場的擾動因素，且短期作用往往與長期效果相反，其結果通常都不是我們想要的結果。有鑒于此，貨幣政策目標應該是適應經濟增長、穩定經濟、服務實體經濟的，應定位于“從屬的穩定”，而不能繼續定位于“主動的調控”。這樣，我們沿用凱恩斯主義的主張，在貨幣政策不起作用甚至起反作用時，財政政策就應該出來挑大梁，發揮主要作用。當前世界經濟再平衡，各國因為貨幣政策問題多多，且效果不好，也都是在使用積極財政政策，而盡量避開貨幣政策。我們認為，從貨幣政策為主轉向以財政政策為主，是一種趨勢，在我國則是一種可選擇的、至少可以嘗試的政策主張。

　　我國的積極財政政策要掛帥，而結構性減稅政策要當急先鋒減稅是從供給和需求兩方面發力，不經過政府“二傳手”，直接藏富于民，為經濟發展補充“正能量”的好政策。

　　相比而言，財政政策因為直接作用于“穩增長、調結構、促民生”，政策本身的負面效應小。財政政策大體可分為財政支出政策和財政收入政策兩個方面。積極財政政策就是要擴大政府支出，縮減稅收等政府收入。而我國財政支出大體又可拆分為“建設財政”和“吃飯財政”。建設財政往往是與政府投資行為捆在一起的，拉動經濟效果明顯。但近年來，由于基礎設施紅利因素逐漸退卻，產能大面積過剩，政府投資的領域和有效益、可持續的項目越來越少，再加上因政府投資體制不健全等因素造成貪污腐敗和瀆職行為嚴重，政府建設財政方面問題太多。正因為如此，2009年政府出臺4萬億投資刺激經濟政策被學界廣泛質疑。這種情況下，我國需要在就業、社保、醫衛、教育、安居、養老等民生領域增加財政，而建設財政應采取審慎的態度，看準了再使用。

　　我們認為，結構性減稅應充當宏觀調控急先鋒，發揮主要作用。減稅，一方面為企業松綁，營造寬松的營商環境，增強企業的能力和實力；另一方面，提高人們的收入水平，進而提高消費能力。減稅是從供給和需求兩方面發力，不經過政府“二傳手”，直接藏富于民，為經濟發展補充“正能量”的好政策。

　　減稅還是個四兩撥千斤的政策。我國過去的政策，只要是涉及到減稅、減費的，效果都非常好。例如，2006年取消農業稅，區區500億元左右就贏得了8億農民的擁護，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巨大。再如，2012年“十一”國慶長假，取消高速公路收費，撬動全國黃金周出游人次超4億、旅游收入超2000億元，增速均超四成，而全國收費公路節假日免費全算上也就減收不到200億元。

　　我國應變被動的“平衡財政”為逆周期的“調控財政”，結構性減稅政策還有巨大空間可挖減稅既要“穩增長”，也要“調結構”，還要“促民生”。財政開支還要照顧到“人吃馬喂”，赤字還不能有太多的債務沖銷，借助金融手段用印票子的辦法更是行不通。

　　我國過去的財政政策基本上是被動的“平衡財政”，不是相機抉擇的逆周期“調控財政”。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分析，以1994年分稅制改革為分水嶺，我國財政收支增長速度之前基本都低于經濟增長，之后基本都高于經濟增長。但各年的財政收入和支出基本都是平衡的，雖然我國政府根據經濟形勢，在不同階段也有積極財政政策和緊縮財政政策等表述，不過，實際運作仍然是以收支平衡為首要目標，沒有真正發揮財政政策的作用。

　　特別是我國稅收更不是相機抉擇的逆周期政策工具。我國各項稅收除1985年特殊原因外，其他年份基本上與GDP增長與波動是同步的。這說明我國稅收是隨著經濟增長被動增減的，經濟增長高，稅收增長就高；反之亦然。

　　之前，國家在編制稅收收入的預算時，各年安排的收入增速一般都在10%以上；但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后，國家開始實行結構性減稅，各年稅收預算的增速都安排得較低，如2009年、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分別為5.8%、9.2%、8.3%、9.5%、8%.2012年，全國稅收收入完成110740億元（不包括關稅和船舶噸稅，未扣減出口退稅），比2011年增長11.2%.但據有關專家測算，2012年我國減稅的額度只有900億元。我們認為，想通過減幾百億稅來調整經濟結構，來扭轉經濟增速下滑，這力度顯然不夠。所以，最近有關專家呼吁，要來一次給全國人民提氣的大減稅，比如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提高到1萬元，總減稅規模突破1萬億元，這是不無道理的。

　　2011年我國中央財政國債余額為72044.51億元，國債余額占GDP的比重僅為15.3%，遠遠低于日、美、歐盟國家的水平。算上地方政府以各種方式承擔的“隱性債務”，中央、地方政府債務加起來也僅相當于GDP的40%多。加上在財政開支上挖點潛力，比如把財政支出分類中20%左右其他支出減下來。這類其他支出中很大一部分是“三公”支出，浪費嚴重。總體來看，大規模減稅風險可控。

　　總之，減稅既要“穩增長”，也要“調結構”，還要“促民生”。財政開支還要照顧到“人吃馬喂”，赤字還不能有太多的債務沖銷，借助金融手段用印票子的辦法更是行不通。怎么辦？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政策決策是科學，更是藝術。（作者單位：國家信息中心中經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