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幾年，中國推出了燃油稅費改革、營業稅改征增值稅試點等舉措。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認為這積累了正稅清費、規范稅制、公平稅負等經驗，取得了調節供求、搞活企業、改善民生等效果，但改革的任務依然艱巨。

　　對于2013年，尤其是中央政府涉及換屆，這一年的財稅體制會如何改革也正被各界揣測與關注中。

　　李克強日前在權威刊物上的一篇文章中表示：“要繼續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實施好結構性減稅措施，減輕納稅人不合理負擔，改革資源環境稅費制度，推動稅制完善和結構優化，健全中央和地方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體制。”

　　優化轉移支付結構

　　2012年8月29日，財政部部長謝旭人在《關于縣級基本財力保障機制運行情況的報告》中指出，自2010年推行縣級基本財力保障機制以來，我國基本財力保障缺口縣由2009年的819個減少到2011年底的113個，縣級財力水平明顯提高，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能力顯著增強，保障機制已初步形成。

　　結論讓人欣慰，但是其背后關于分稅制的爭議卻始終沒有停息，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韋森就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直言：分稅制改革導致大部分錢被中央拿走了，地方收入相對少，但事權又落在地方。沒有錢就逼著地方政府采取另外的渠道，一是賣地，二是向銀行貸款，導致地方政府負債很高。

　　但上述報告也指出，2011年中國縣級一般預算收入總額達2.43萬億元，上級政府對縣級政府的轉移支付資金達2.63萬億元。即中央拿走的錢又多數返還給地方，對這一點，上海財大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徐曙娜認為，轉移支付會有一個傾向，那就是偏向“專項轉移支付”，而非“一般轉移支付”，前者通常要求專款專用，甚至地方還要撥付一塊做配套資金。這種轉移支付有可能在給予地方更多財力的同時，也限制了地方調用財力的自由度。

　　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公共財政研究院院長高強也建議優化轉移支付結構，即增加“一般轉移支付”，減少“專項轉移支付”，盡量少要求地方再出資金對中央轉移支付做配套。此外，他還建議，根據我國財政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特點，對經濟欠發達的西部地區實行特殊的財政體制。

　　因為，目前全國實行統一的財政體制，東部地區按照分稅制比例上繳國家財政以后，資金還有相當的剩余，能夠基本滿足地方開支；但西部地區可留用的財力就非常少。在四川、內蒙古、寧夏個別縣，其自有財力只有10%，少的僅有1.5%，其余全靠上級轉移支付。為此，高強建議對于這種貧困縣的財政收入，可以不必先交上去再發下來。

　　徐曙娜也認為稅交上去又返回來，來回肯定損失一些效率，可以對這個環節進行適度優化。她還強調，想普遍降低中央政府在分稅制中的比例，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但也確實太難。不過，在省級及以下層面修改分成比例是完全有可能。比如增值稅的分成總體上是中央占75%，地方占25%，也就是省以下可以對四分之一的財力進行再分配。

　　這種情況下，她認為可以強化對基層政府的財力支持，因為它的支出責任確實比較重，也是有操作性的。“以上海的房產契稅為例，市政府與區政府按照2∶8來分成，考慮各區的實際，市一級政府完全可以進行調整，平衡各地的支出責任。”

　　有財權就要有監督

　　十八大報告提出“加快改革財稅體制，健全中央和地方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體制，完善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和主體功能區建設的公共財政體系，構建地方稅體系，形成有利于結構優化、社會公平的稅收制度”。

　　對于平衡財權與事權，韋森認為有兩個方法，一是增加地方政府的稅收分成；二是把財權進一步向中央收，但收權后事權也讓中央多扛點。他認為在地方政府存在負債嚴重，甚至各自為政的情況，把稅收更多地留給地方，解決不了各地的大問題，反而只會留得更多，也花得更多，還可能滋生腐敗。所以，他建議把財權上收，事權也上收。

　　徐曙娜對本報記者強調說，不管給地方留的錢多還是少，都需要進行監督，這是兩個問題。所以，2013年在財稅領域的信息公開和民主監督也存在較大的改革空間。

　　在韋森看來，要從預算民主建設上來啟動政府體制改革。預算體制改革，應該以修改《預算法》來作為一個突破口。而與這相關的還在于人大代表專職化、常任化，這樣就可以監督政府的財政收支的日常行為和重大的經濟決策。

　　這個思路與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接近，他也告訴本報記者，要保證人大參與到預算編制、審查、質詢到監督的全程，這樣就會有助于財稅真正服務于民。另外，他還特別強調財政信息的公開，而目前的公開狀況并不能讓人滿意，而未來不僅要強調公開透明，還要強調公開的信息細化到位，從類、款、項、目，必須公布到底（目）。

　　稅改試點擴容有緩急

　　上海最先開始“營改增”試點時，規定了“試點期間保持現行財政體制基本穩定，原歸屬試點地區的營業稅收入，改征增值稅后收入仍歸屬試點地區，稅款分別入庫”。因此，在徐曙娜看來，“營改增”并不會直接降低地方的財政收入，不過由于減稅因素存在總量減少的情況，也可能造成一定的影響。

　　國家稅務總局稅收科學研究所副所長靳東升日前也撰文稱，實行“營改增”，保證了地方的原有利益，但隨著經濟增長，增量部分將進一步增強中央的收入能力，削弱地方政府的收入能力，特別是在全國推廣以后，將有可能進一步擴大中央與地方的收入差距。

　　但即便如此，徐曙娜認為這項改革也還會繼續，不僅因為2012年7月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交通運輸業和部分現代服務業營業稅改征增值稅試點范圍由上海市分批擴大至北京等10個省（直轄市、計劃單列市），2013年繼續擴大試點地區，并選擇部分行業在全國范圍試點。

　　徐曙娜分析，“營改增”的效果對一些重工業或者以農業為主的地方可能積極性不大，但是對相關行業的激勵作用還是有效的，一些企業就可能因為稅賦的差異進行適當遷移。所以，如果以現代服務業等為發展方向的省市也會積極推動。“但是每個省的情況差異較大，所以"營改增"不太可能一下子推廣到全國所有地方。”

　　與“營改增”改革狀況相似的還有房產稅，目前，無論是重慶方案還是上海方案都各有利弊。徐曙娜就強調，房產稅更加敏感，雖然擴容或者推廣的猜測很多，但是其阻力也會比“營改增”更大。因為在現實中，從滬渝兩地的試點效果來看，房產稅對降房價的效果并不明顯，而且民眾對方案本身都還有較大爭議，因為高度近似于重慶或者上海的省市并不多，“試點還會逐漸增加，但是不會很快大規模推動，應該有一個較長的過程”。

　　韋森也認為，如果開征房產稅，再推廣官員家庭財產申報公開，就會對房價產生重大影響，利率對房價的影響也就開始起“市場作用”了。二手房價會下來一些，對新房價格也會有影響。但是問題不僅在于現在的方案沒有普遍征收的不完美和不公平，還在于即便普遍征收也是一個龐大的工程，尤其是不參與交易的自有房產，價值怎么評估？“看來要在全國普遍推開房產稅，目前也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