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2日，《成品油價稅費改革方案(征求意見稿)》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結束，據說，民眾通過網絡、傳真、信件等方式反饋各類意見共48643條。由于采取的不具任何程序約束力的“征求意見”的方式，民眾的意見融入最終的改革方案的可能性尚無制度保證。

　　與國與民均有利的燃油稅說了十幾年了，始終無法開征，原因在于諸多既得利益群體作祟。政府終于在月初拿出了“成品油價稅費改革”方案。這個方案一出臺就遭到批評：公眾沒有看到燃油降價的信號。

　　有關部門自以為聰明，把燃油價格調整、稅費改革、甚至燃油價格機制改革等幾個性質完全不同的事情混在一起，并“欣喜地”告訴公眾，這一次成功地提高燃油稅，不會導致成品油價提高。

　　但是，公眾和輿論并不領情。消費者的期望顯然不是成品油價格不變，而是降價。而且，按照此前的定價制度，這一期望是完全合理的。既然前兩年在國際市場原油價格迅猛上漲的時候，國內燃油價格同樣迅猛上漲，現在當然也應當隨著國際油價下跌同步回調。

　　相關部門沒有敏銳地感覺到民眾對于降價的這種明確期待，而是在民眾覺得資產應當享受油價下降之利的時候，突然改變了游戲規則。出于民眾與輿論反應強烈，燃油定價部門才出面承諾，在燃油稅改革后將會下調燃油價格。

　　回顧這一周，不能不承認，相關部門對于社會情勢、民眾訴求缺乏足夠敏感性和回應性。 如先哲所言，政府要想維護政治秩序和社會秩序，就必須以人民的“意見”為本。政府必須對人民的愿望足夠敏感，一旦人民表達了某種意見，表達了某種訴求、呼聲，政府就必須作出及時而有效的回應。當然，政府不必做應聲蟲，而應當在其政策、法律中注入理性因素。但無論如何，敏于回應人民的愿望，卻是至關重要的。

　　沒有人會反對中國走節約能源的增長之路，政府作為社會公共利益的管理者，也完全有理由為此而某種特定的稅收政策，比如大幅度提高燃油稅。現在很多專家引用歐洲的例子強調這一點。他們主張，中國不應模仿美國的低油價——其實是低燃油稅——模式，而應走高燃油稅之路。

　　但是，實施這樣的燃油消費稅制度是要有條件的：即人民的代表機構同意征收這樣一筆高額稅收；政府能夠有效地清理道路、交通領域的各種亂收費；公共財政制度能夠確保政府將這樣一筆財政收入用于生態、環境、教育、脫貧等領域。

　　最重要的是，調整成品油價格與提高燃油消費稅是兩個性質完全不同的事務，前者涉及政府定價問題，后者涉及稅制改革問題，其所適用之程序也理應大不相同。調整價格的程序相對簡易，而大幅度提高燃油稅，即便不經過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在行政系統內部決策，也是應當慎重一些的。總之，實在沒有什么充分的理由將兩者混在一起。混在一起的結果是，民眾對價格的不滿，讓本來具有充分正當性的燃油稅受到拖累。

　　相關部門為什么會選擇這樣的方案？或許是因為，政府同時承擔著三個角色：公共管理者、燃油定價者、國有壟斷企業的“大老板”。這三個角色經常是相互沖突的。而某種不恰當安排，會讓輿論產生一種印象：相關部門太多考慮石油壟斷企業的利益而忽視公眾利益。比如，專家說，政府之所以選擇先征燃油稅后調價，是怕企業囤油。但是相關部門本來也應該想到，先征稅后降價，將使石油壟斷企業多賺幾個月的錢。

　　身處新舊體制轉軌過程中，我們恐怕時刻要記住自己的正當職責。讓企業的歸企業，政府的歸政府。企業、哪怕是國有企業，完全可以追求利潤最大化。但是，政府，即便是作為國有企業之“大老板”的政府，卻必須堅守自己作為中立的社會裁判者的角色。否則，看似有益的改革，也會引發“缺乏足夠正當性”的議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