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中國稅收月收入同期增長為1000億元，前三季度收入即相當于去年全年收入，今年全年總收入必定跨越5萬億大關。”在日前舉行的中國國際投資論壇上，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經濟研究所副所長高培勇教授如此斷言。

　　也是在2007年，已于三年前在東北三省一市試點的增值稅轉型又推廣到中部6省的26個城市，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新版的《企業所得稅法》，并將于明年1月1日起實施。

　　上述數據和事實似乎正在為世人清晰地勾勒一個層層遞進的邏輯鏈條，而一個有關稅制結構戰略性調整的信號也隨之釋放。即隨著連續十幾年的稅收收入高速增長和試點方案的日臻成熟，我國新一輪稅制改革全面啟動的高潮期正在日趨臨近。

　　新一輪稅制改革的內容涉及8個方面

　　相對于1994年啟動的一系列稅制改革，目前正在推進的稅制改革被業內稱為“新一輪稅制改革”。其中，“十一五”期間的稅制改革是本輪稅制改革的重頭戲。高培勇介紹說，新一輪稅制改革的主要內容可以概括為8個方面：改革出口退稅制度；統一各類企業所得稅制度；增值稅由生產型改為消費型，將設備投資納入增值稅抵扣范圍；完善消費稅，適當擴大稅基；改進個人所得稅，實行綜合和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實施城鎮建設稅費改革，條件具備時對不動產開征統一規范的物業稅，相應取消有關收費；在統一稅政前提下，賦予地方適當的稅政管理權；創造條件逐步實現城鄉稅制統一。其中，目前已經啟動并取得相應進展的具體改革項目有：出口退稅制度改革，作為個人所得稅改革內容之一的工薪所得減除額標準的上調，年收入12萬以上者個稅自行申報，增值稅由生產型轉為消費型改革試點，取消農業稅以及調整消費稅等等。在“十一五”期間啟動甚至全面完成的改革項目有：在全國范圍內實現增值稅轉型改革，統一各類企業所得稅制度，實行綜合和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調整和完善資源稅，實施燃油稅和推行物業稅等等。

　　事實上，有關新稅制改革的內容和決定，早在2003年10月份，中共中央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若干問題的決定》第20條就已經做出了全面描述。而在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里，大多數的改革方案基本上處于按兵不動或試探性摸索狀態。歸結起來，制約新一輪稅改啟動的原因，主要是“收入震蕩”，即擔心稅收收入因此減少。因此，能否破解這個難題成為盡快啟動我國新一輪稅制改革的關鍵之所在。

　　高培勇表示，現在正是全面啟動新一輪稅制改革的有利時機，而實施動力主要來自于連續十幾年的稅收收入高增長。

　　“從1994年開始計算，過去13年稅收的增長速度幾乎是GDP增長速度的2倍，這可以說是世界稅收領域的一大奇跡。其中，從1994年到1999年，盡管每年都在增長，但增長的幅度不大，年增長額大約為1000億元左右。而跨越1999年后，每年的增長勢頭開始變得越來越猛烈，由1000億變為2000億、3000億、4000億，去年將近7000億，而今年可以達到12000億。究其原因，除了經濟增長、物價上漲、區域結構不平衡、產業結構不平衡，以及進出口貿易等五個因素外，征管加強因素對稅收增加所起的作用達70％。據統計，1994年稅收征收率僅有50％，而從2003年開始，已經提升到將近70％。世界各國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稅收率能達到100％，美國也不過85％。那么，稅收實際征收率的提升終歸也會有個限度。由1994年的50%提升至目前的70%上下，再往前走，它的空間已經變小。因此說目前正處于我國稅收收入增幅最大的時期，既然新一輪稅制改革的核心制約因素就是可能因此減收，那么抓住眼下的收入增長‘旺季’，將超預算增長的稅收用于啟動新一輪稅制改革顯然是明智之舉。”高培勇說。

　　增值稅轉型引領新稅改全面提速

　　在我國，流轉稅和所得稅是稅收的最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在整個稅制改革方案當中，增值稅和所得稅也成為了首要的切入點和主線，而兩個稅種的改革先后順序和關系則在一定程度上為人們揭示了此次新稅制改革的時間表。高培勇表示，“兩稅合一”與增值稅轉型呈遞進關系，而后者的全面鋪開也正是新一輪稅制改革的高潮期。

　　他介紹說，本著先推廣后試點的思路，2004年，我國選擇東北三省一市八個行業進行增值稅轉型的改革試點。到明年的7月1日，就將是第五個試點年頭的開始。雖然對外說，目前的增值稅改革仍然處于試點當中，但在業內討論純經濟問題的時候，試點兩個字的意義已經發生明顯變化，因為此前從未有哪一項改革試點的推廣時間能有這么長。而且，如果說增值稅的改革確實復雜，需要反復進行試點，那應該有前提，也就是試點方案的調整。但在這三年多以來，東北三省一市八個行業所進行的試點方案沒有做出任何調整，即便是又在中部6省選擇26個城市，進行增值稅轉型范圍推廣，仍然采用的是東北試點方案。由此可以看出，現在的增值稅轉型改革試點，事實上已經不再是試點，而是在等待，等待一個時間向全國推廣。那么等什么，等“兩稅合一”。因為新的企業所得稅簡單來說是向中間靠攏，即內資企業下調一些，外資企業上升一些，而這些變化也使得有人哭有人笑。而增值稅的轉型改革則恰恰是一種普惠制的改革，大家都得益。所以說把大家都得益的改革和“兩稅合一”改革捆綁在一起，先苦后甜，那么稅制改革的消極因素就會互抵。在這樣的條件之下，也相當于兩個稅種的改革是一并操作的。

　　高培勇還表示，“兩稅合一”與增值稅轉型將使得12％的稅種因此受到牽動，而其它稅種也會陸續跟進。其中，個人所得稅的改革尤為引人關注。雖然個稅改革已于2006年啟動，但只啟動了兩項。一項是資金標準，一項是自行申報，而真正的改革還沒有開始。這是因為目前個人所得稅的功能還沒有發揮到位，個人所得稅最重要的功能是調節貧富差距和分配收入的差距，工薪階層仍然是主要的征收對象，而許多高薪階層卻總是得以偷稅漏稅。從這個意義上講，個人所得稅改革最主要的不是體現在稅收征管上，而是體現在現行稅收制度上。因為現行的個人所得稅實行的是分類制度，表面上是一個個人所得稅，但實際上是11個個人所得稅。每個納稅人在交所得稅的時候，工薪所得、勞務所得、利息所得、財產轉讓所得和偶然所得都要分別征稅。這種分類方式固然便于征管，不易跑冒滴漏，但卻沒有綜合衡量納稅人的全部水平，而人與人之間的貧富差距是在綜合所有的條件下才有可能更徹底地出現。所以在新一輪稅制改革中，還要改目前的個人所得稅收入為綜合和分類相結合的所得稅收入，即今后的方向是以個人申報將所有的收入綜合在一起，一并征收。

　　通貨膨脹壓力下能否影響稅改前行的腳步

　　高培勇認為，在以減稅為主要內容的新一輪稅改初期階段，通貨膨脹的確存在一定壓力。但一旦將稅制改革置于稅收高速增長的背景下，并且從減稅和增支的效應比較中加以透視，得到的結論可能會有所減輕。

　　他介紹說，在通貨膨脹的時期要避免減稅。在兩法合并后，內資企業由33％降到25％，將少繳所得稅1300億，而外資企業從12％提升25％之后則要多交400億，總體上要減少900億稅收。所以在宏觀經濟形勢不利于推出以減稅為主要措施的稅制改革的情況下，增值稅改革似乎還要等。同時，隨著近一年多來流動性過剩局面的不斷擴大，目前在稅改前行道路上又增加了“逆向調節”這一憂慮，即擔心已經過熱的固定資產投資會因稅收減少呈現更熱的勢頭。但我們應該注意到，聯系前面的分析，每年數千億元的稅收增長額肯定會‘直通’為財政支出的膨脹額，甚至激活本就旺盛、只是限于壓力而稍稍減緩的政府部門固定資產投資的膨脹熱情。由此帶來的擴張性效應，恐怕是無論如何也回避不了的。減稅和增支都可帶來財政的擴張性效應，不過，兩者比較而言，后者的擴張效應肯定比前者來得大。而且，稅制改革所產生的稅制優化效應，又是我們終歸要致力追求的稅收制度境界。權衡利弊，孰輕孰重，其中的道理不言自明。

　　無論怎樣，同1994年的稅制改革相比較，如今經濟社會環境已經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稅務部門加強征管和稅收實際征收率的穩步提升，也使得我國社會名義稅負和實際稅負之間的差距已經在一步步拉近。那么，如果說現行稅制誕生之時“寬打”的名義稅負雖然偏高，但“窄用”的實際稅負是一種比較適當的稅負水平，而在13年后的今天，企業和居民所承受的實際稅負顯然不再是一種比較適當的稅負水平，全面啟動新一輪稅制改革已經變得極其緊迫。新一輪稅制改革方案的實施，定要以財政上的減收為代價。“兩稅合一”的實施已將增值稅轉型在全國鋪開提到了日程上來，而兩者的最終結合必將為中國稅收收入結構的戰略調整乃至經濟的平穩良性發展提供強大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