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東北老工業基地增值稅轉型試點為標志，十年來動作最大的一次稅制改革的序幕漸漸拉開。�� 

　　對新一輪稅改，各界高度關注，因為它不僅將在再分配環節重新調整各方利益關系，而且是新一屆政府為解決經濟社會突出矛盾而采取的重要舉措之一，其成敗得失，直接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的前景。�� 

　　盡管大部分改革內容目前還沒有具體時間表，但越來越多的信息表明，新一輪稅改的總體思路設計和政策措施體現了統籌兼顧、協調發展的理念。�� 

　　增值稅轉型：統籌區域發展的關鍵一步�� 

　　區域發展不平衡已成為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是黨中央、國務院統籌區域發展的重大戰略舉措。而振興東北，第一位的任務是激發老工業企業的活力。�� 

　　由于歷史原因，東北地區老工業企業在經營過程中很少積累留存收益，很多企業負債率過高，甚至資不抵債。要振興，首先就要減債卸負，輕裝上陣。中央“１１號文件”宣布對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扶持政策中，明確提出了減債卸負、稅收支持的政策。�� 

　　針對東北地區的實際，稅收支持，最有效的就是實行增值稅轉型。作為我國第一大稅種的增值稅，是一種以商品生產流通和勞務服務各個環節的增值為征收對象的流轉稅，通常分為生產型、消費型兩種。二者的區別在于扣除稅金的款項不同：前者只允許企業扣除購入原材料等所含稅金，不允許扣除外購固定資產所含稅金；后者是所有外購項目包括原材料、固定資產在內，所含稅金都允許扣除。事實上，增值稅轉型就等價于一個普遍的減稅舉措。�� 

　　１９９４年稅改時，為了保持原有稅負水平和抑制投資過熱，我國實行了生產型增值稅。據測算，在生產型增值稅下，企業的稅收負擔要比在消費型增值稅下高出６個百分點。增值稅轉型可望給東北企業減負１００多億元。這對于固定資產投資比重大而利潤漸薄的東北老工業企業，無疑是一大利好。�� 

　　除減輕企業稅負外，由于稅收的杠桿作用，增值稅轉型試點還將激發社會和企業本身增加對固定資產投資的熱情，刺激原材料需求，帶動整個產業鏈的振興。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批準的“振興東北”第一批１００個項目中，有些是新上的，有些是設備更新、技術改造項目，如果增值稅轉型的改革不及時跟進，勢必還會導致重復征稅，影響東北的投資、產業結構調整和技術升級。�� 

　　因此，確立增值稅由生產型轉向消費型的轉型試點，就成了振興東北首當其沖的內容之一。盡管對于此次試點到底能為東北企業創造多少優惠，有關各方得出的數字不盡相同，事實上，目前也不可能有準確的統計。但有一點很清晰：迄今為止動作最大的減稅試點，如果實踐得好，不但將有力地助推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振興，而且，其經驗得失，還直接影響到全國范圍內的轉型改革。�� 

　　“十年想做的事，今年終于在一個局部先做了。”國家稅務總局副局長許善達認為東北的實驗非常關鍵，“可以說，今年東北增值稅轉型實驗的成敗，將決定今后幾年全國財稅政策的基調。”�� 

　　統一城鄉稅制：助推城鄉統籌發展�� 

　　剛剛公布的“中央一號文件”要求，“鞏固和發展稅費改革的成果，進一步減輕農民的稅費負擔，為最終實現城鄉稅制的統一創造條件”。�� 

　　文件明確，２００４年農業稅稅率總體上降低１個百分點，同時取消除煙葉外的農業特產稅；有條件的地方，可以進一步降低農業稅稅率或免征農業稅。�� 

　　事實上，從去年開始，上海、浙江、廈門、江蘇等地已陸續開始減征或免征農業稅。許善達說：“全面取消農業稅已是大勢所趨，不可阻擋。”目前中國是世界上惟一仍然專門面向農民征收農業稅的國家，總稅率為８.４％。�� 

　　國家稅務總局法規處處長王道樹認為，加入世貿組織后，國外競爭對國內農產品市場壓力明顯加大。我國農業本來就是弱勢產業，農業稅則進一步提高了農產品的生產成本，使中國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競爭力大打折扣。�� 

　　“目前美國、日本和歐盟國家對本國農產品的補貼是我們遠遠做不到的。根據世貿組織規則，我國可使用‘綠箱’‘黃箱’政策補貼農民，說可以補到８％，可現在實際能達到的大約也就是２％。這迫使我們采取包括減稅在內的積極政策，支持農業發展。”�� 

　　城鄉收入差距不斷加大也是減免農業稅的重要原因。２００３年，這個差距已達到３．３：１。“怎么提高農民收入？”王道樹說，“一方面要創造條件讓他們增收，另一方面就要給他們減負，而農業稅是農民負擔中最大的一塊。”�� 

　　從另一個角度看，農民的稅負遠高于城市居民。王道樹分析，同樣作為納稅人，城市居民交個人所得稅時，先要把起征點以下的收入扣除，而農民交農業稅卻從沒有起征點。如果征農業稅也像征個稅那樣扣除，至少有９成以上農民達不到納稅人水平，應該不交稅或者少交稅。以城市居民個稅起征點８００元每月算，每人每年應扣除９６００元，全國農民有多少一年能掙這么多錢？�� 

　　作為生產者和經營者，城市工商業者把商品拿到市場上去賣才交稅，而農民無論實際產量和成本消耗多大，都必須按定額交稅，這使得農業稅幾乎變成了“地租”。根據換算，農產品增值稅的稅率比工業品增值稅的稅率要高出５至８個百分點。�� 

　　許善達說，城市和農村實行兩套不同的稅制，是我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典型反映之一。這不僅顯失公平，更加劇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城鄉差別是歷史形成的，不可能在很短時間內得到扭轉，但是發展到現在，我們不能讓這種情況再加劇下去。”�� 

　　統一城鄉稅制究竟要“統”什么？許善達說，就是要使農業稅的征納與其他稅種協調配套，使農業稅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應確定以商品、所得或財產為主的稅制，農業稅的死板形式是與市場經濟背道而馳的。農業稅改革的目標，是要與流轉稅、所得稅、財產稅相統一。�� 

　　減負，新一輪稅改的突出特點��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歷過三次稅制改革，最近一次是１９９４年，其主要內容是實行了中央、地方的分稅制和開征增值稅。�� 

　　許善達指出，“減稅”，是新一輪稅改區別于以往的突出特點之一。這在增值稅轉型和農業稅減免中體現得最為明顯；而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增強個稅調節功能，實際上也將使內資企業和中低收入階層稅收負擔相對減輕。這是統籌兼顧、協調發展的要求。��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稅制進行的多次大小調整，一大原則是‘保持原稅負’。２００１年，稅務總局提出要‘有增有減’，由于各種原因，這一新原則到今天才得以全面貫徹。”他說。��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稅收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張學誕認為，此次稅改的兩大背景是１９９４年稅改所沒有的：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和經濟全球化迅猛發展。這樣的背景要求決策者從更高層次來考慮稅收制度，使其適應市場經濟和世界經濟發展潮流的需要。�� 

　　“國內環境更是不可同日而語，”他說，“當時市場經濟剛剛起步，為盡快吸引外資，抑制投資過熱，在稅收上采取了一些比較特殊的措施。而現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已基本確立，經濟社會建設面臨的問題也發生了變化，稅制也應當作相應改變。”�� 

　　談到減稅的目的時，許善達說，以往歷次稅改偏重于財政收入方面的考量，而這次改革更加注重增強稅收對優化資源配置、調節收入再分配的作用，力求為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協調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