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不能完全抹殺公私合作伙伴關系在提供更好的和可以負擔得起的公共基礎設施方面起到的作用，但是這種合作方式也并不是萬能藥。”

　　公私合作伙伴關系被用于為各種項目進行融資，但是一項新的ACCA 研究對這種合作方式能否帶來更大的價值提出了質疑。

　　私人融資模式（PFI）和其它形式的公私合作伙伴關系（PPP）已經被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廣泛使用。其主要驅動因素是在政府不提前支付的情況下，為新的公共基礎設施的需求提供資金。但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采用PPP 的原因有著巨大的差別。

　　例如英國和日本等發達國家，PPP 的使用是為了將額外公共基礎設施的成本排除在政府的資產負債表之外。在英國，下議院的財政委員會至近得出結論，表外會計對推行PFI 方面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在日本，自從會計準則變革，將債務移動至資產負債表后，該國的PPP的使用大幅減少。

　　發展中國家有著不同的動機。維持高增長需要改良的公共基礎設施。雖然未來稅收可以滿足這些設施的升級要求，但是政府目前并沒有資金。PPP 的使用合乎情理，因為不改善基礎設施的成本遠高于其它因素。資金價值（Value for money - VFM）的標準并不重要。相比之下，VFM 是發達國家決策的核心，但是（正如英國國家審計總署的數據顯示）PFI/PPP計劃通常無法達到這一標準。

　　由曼徹斯特商學院Graham Winch 教授帶頭的ACCA 研究發現“只有在極為罕見的情況下，人們才有信心認為，私人融資替代方案會比公共部門的可比公司為資金帶來更大價值”。在英國，PPP 的應用非常普遍，因為要增加基礎設施，融資方面沒有其它選擇。

　　發展中國家對此的青睞可能是想借助私營部門專業技能和分擔公共部門項目風險。但是這一理由可能同樣存在缺陷。

　　在中國，合作伙伴公司可能是國有企業。在馬來西亞，投資者可能是主權財富基金。事實上，“私人融資”可能就是公共資金。在發達和發展中國家，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的技術可能不足以將PPP 的利益化。

　　此外，發達國家的經驗顯示，一些風險通常無法被有效轉移。在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私營部門合伙人要求政府提供至低回報擔保，這破壞了運營效率化的激勵機制。

　　雖然不能完全抹殺公私合作伙伴關系在提供更好的和可以負擔得起的公共基礎設施方面起到的作用，但是這種合作方式也并不是萬能藥，公共和私營部門必須同時從困難的經驗中吸取教訓。

　　ACCA 公共部門專業事務主管福西特（Gillian Fawcett）解釋道：“英國是使用PPP的領先者，在范圍和創新方面做出過大膽的嘗試。與所有的試驗一樣，其間也出現過失誤、錯誤和誤解。”

　　“公共部門的私人融資情況尚未得出結論。'額外'的融資、將公共部門的風險轉移至私營部門以及決策流程的改善等效益過于模糊，不足以確定這些效益可以超過PPP 的已知問題。”

　　“PPP 使政府能夠更早的獲得額外的和更好的基礎設施，刺激經濟增長。但是在英國，PPP 導致債務以統一收費的形式延續至未來的30 年。PPP 的遺留問題同時體現在基礎設施的使用和公共資金管理方面靈活度的缺失。”

　　全球概覽：

　　中國：驅動因素：城市化和快速經濟增長對基礎設施的需求。公共投資受到預算問題的限制。沒有明確的PPP 定義、法律框架和VFM 評估體系。“私人投資”通常來自于國有企業。

　　法國：英國式PFI 尚未流行。政府采購者以及（金融危機以來）私營部門都缺乏投資熱情。

　　印度：自2009 年以來PPP 的使用大幅增加：1112 個儲備項目，價值1350 億美元。驅動因素：經濟增長和扶貧需求。限制因素：管理不善、私營部門的參與不足。

　　印度尼西亞：自上個世紀80 年代開始出現PPP.驅動因素：對于基礎設施公平分配的需求、快速經濟增長和將項目風險轉移給私營行業的愿望。批評：轉移風險的能力不足和裙帶關系。

　　日本：政府承諾將廣泛使用。其動機是基礎設施的“額外性”，而非VFM.自會計規則變革將PFI 債務轉移至資產負債表后，公共部門不太愿意使用。PFI 項目的監督力度不足。

　　馬來西亞：政府聲稱PPP 非常成功：使服務和就業能夠轉移至私營部門，節省政府投資，帶來資產出售收益。

　　新加坡：只實施了八個計劃。驅動因素：VFM 和私營部門專知。限制因素：現有公共部門基礎設施的效率；創造PPP 機會的管理薄弱。

　　韓國：驅動因素：改善基礎設施的同時為老齡人口支付退休金的需求；風險轉移；私營部門技術；改善的VFM；計劃向學校、醫院和住房轉移。

　　泰國：交通運輸；能源；電信。成功的程度不一。限制因素：缺乏合適的法律框架；沒有標準化承包制度。

　　英國：近30 年的經驗。驅動因素：政府開支限制；表外會計；額外性。問題：交易成本、VFM 疲軟；缺乏風險轉移；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

——摘自ACCA《財會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