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需要一個嶄新的審計模式，為投資者提供足夠的相關信息，GrantThornton 的Steve Maslin 指出。

　　金融危機常常是引發審計標準和金融監管規定變革的主要驅動力。這一次，由于審計師未能在金融危機爆發前及時對各大銀行的財務狀況提出警示，因此又再一次地被置于聚光燈下。

　　鑒于此次金融危機中大規模的銀行倒閉，對于審計師對全球經濟中的不良信號提出（或不提出）預警，正引起愈來愈多和廣泛的國際政治力量的關注。近期歐盟委員會和英國上議院開展的調查只是冰山的一隅。人們對銀行審計師的質疑已經發展到對所有上市公司審計結果的質疑。投資者對于其所投資企業的經營模式的固有風險究竟了解多少？

　　除銀行業以外，盡管信貸危機蔓延，但至少到目前為止，我們尚未看到上市公司意外倒閉潮。如果按照目前的狀況總結分析，我相信審計行業總的來說還是清白的。

　　不過，雖然我們不能對審計業進行全盤否定，但審計師以及其他的利益相關人員確實未能預見危機的迫近以及危機的程度。這次失誤讓我們認識到，如果審計師希望通過自己對企業經營事務的獨立審查，為投資者和銀行高管提供更進一步的價值，就必須改變自己的角色定位。金融危機之后，投資者需要的是更加明晰的企業信息披露，并要求審計師提供更有力度的審計鑒證報告。

　　去年歐盟委員會在其發表的公司治理綠皮書中指出審計師對于資本市場信心的確立起著關鍵作用。盡管鞏固資本市場的任務需要一系列相關人員的共同努力，但是審計師必須認識到自己的職責，為加強審計質量貢獻自己的力量和提出創新建議。

　　如果審計師想成為21 世紀確保市場信心的人士，就應該跳脫純粹的技術性細節，多多關注如何滿足危機后的社會需求。我們必須明確審計師在鞏固金融穩定性和推動可持續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職責。從國際性的研究結果和觀點來看，各方已經開始就此問題達成廣泛共識。

　　從金融穩定性方面而言，審計師應當重新審視自己與各國銀行監管機構的溝通方式——在英國即是英國央行。我相信英國央行以及眾多領先的會計師事務所將在這方面成為真正的表率。他們正在努力建立一個簡單但有效的溝通機制，就審計師事務所及央行之間如何共享眾多不同層面的信息做出明確規定。

　　這一舉措旨在確保整個金融服務業的信息能夠以正式或非正式的途徑得到共享，從而在審計師和英國央行間建立一個有效的雙向溝通模式，讓參與者、報告準備者、審計師和監管機構能夠在每個報告周期的開始階段提前充分認識到未來企業的薄弱環節，而不只是埋頭于分析去年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對。和羅森公爵（Lord Lawson）在上議院聽證委員會前表達的看法一樣，我也認為我們可以從當年審計師與英國央行（大約20 多年前）的關系中學到一些教訓。無論是監管機構還是審計師都應該吸取這些教訓。

　　鑒證的未來就是圍繞著不損害審計師獲取所需信息的能力的原則，尋找合適的“鑰匙”，開啟正確的信息，幫助投資者更好地了解企業的狀況。

　　從促進可持續經濟發展的角度而言，審計師的關注重點應該在于如何重建投資者的信心。投資者將財務報表視為了解企業狀況的重要工具，并且他們非常重視從外部審計師那里所得到的鑒證報告，這一點大家已有共識。但是，他們也希望看到報告模式的轉變，從而獲得更加明晰的信息披露，包括經營模式，固有風險和企業管理團隊在財務報告中所作的判斷和預測。

　　此外，投資者還明確要求外部審計師擴大業務范圍，讓投資者和其他用戶能夠從信息披露加強的獨立審計中得到更多價值，同時還希望外部審計師能夠對敘述性信息披露內容提供明確的觀點。但除了對審計師的職責提出要求之外，我們還應該鼓勵高管加大信息披露的力度，并且鼓勵審計師提供更有力度的鑒證報告。毋庸置疑，投資者需要的是更加清楚透明的信息披露報告，而不是冗長的八股文章。

　　如果說金融危機給我們帶來了什么深刻的教訓，那就是提出了以下這個重要的問題：應當如何發揮外部鑒證以及管理層評論的作用，讓投資者更好地了解企業的經營模式、風險和管理層對企業現狀及未來走向的看法。

　　在提出解決方案之前，我們首先可能要退一步，思考一下如何準確定義問題是什么。我曾經和許多機構投資者就此問題開展過討論，他們中的許多人都反映他們通常無法介入到審計師、公司管理層和審計委員會之間的溝通中去，然而正是這些信息對投資者的決策起著關鍵的作用。這的的確確就是我們所面臨的真實情況。

　　我認為，鑒證的未來就是圍繞著不損害審計師獲取所需信息的能力的原則，尋找合適的“鑰匙”，開啟正確的信息，幫助投資者更好地了解企業的狀況。這其中的要點就在于為投資者，也就是審計報告的主要用戶，提供他們所認為的能夠讓他們了解企業真實財務狀況的信息。

　　當然，要做到這一點遠遠不像說的那么容易。

　　首先的問題在于企業對提高信息透明度持何種態度。審計師遞交給審計委員會的討論結果和報告原本只是內部文件，一旦要將其向公眾披露，管理層是否會不再愿意向審計師透露那么多信息？這肯定是一個風險，如果管理層不愿意與審計人員進行公開的討論，甚至對信息有所保留，那么就算審計報告越來越透明，其效力肯定也會受到影響。

　　另一方面，管理層才是應該對企業風險和走勢判斷有著至深入理解的人。我們的目標應該是鼓勵審計師和審計委員會進行更加公開的對話，同時讓管理層更多地參與到報告過程中。

　　Grant Thornton 就如何為用戶提供更多的信息設計了一系列可能的情景，其中包括向市場分析師公布財務報告時加入審計師的討論，或是在年度股東大會上增加問答環節。典型的法國式審計報告——提供篇幅更長的審計報告也是一個選擇，不過我個人并不太喜歡這樣。

　　在對我們提出的種種方案進行全面的利弊分析之后，我可以得出明確的結論，那就是任何一個單獨的模式都不是至完美的。從我們所試點的各種模式來看，我認為至佳的解決方案是鼓勵企業提供更加有意義的審計委員會報告，并要求審計師對這些報告的公允性進行評估。企業制定“原始報告”，而審計報告則必須對其提供明確的公允的評估。

　　如果我們能夠確立正確的模式，就能夠為投資者提供更為完善的信息，幫助他們了解企業經營模式、風險和管理層對企業未來走向的評價。同時，這個模式在保障董事會決定信息披露內容的責任和權利的同時，也規定審計師有責任確保敘述性報告的公平和合理。

　　2009 年，我說服15 家富時100 指數成分股公司和6 家大型會計師事務所資助一個研究項目，主要研究金融危機后企業風險治理行為的變化。至顯著的研究成果在于我們發現良好的公司治理和報告都是關于如何作為。只要能夠處理好影響企業態度的方方面面，就能鼓勵這種良好的行為，而不用依賴于各種繁瑣的規章制度。

　　例如，我們應當確立包括英國財務報告委員會（FRC）在內的全球主要監管者的職責，讓他們幫助投資者傳遞需求，讓企業了解什么樣的管理層評論才是投資者認為有用的評論，從而讓企業有的放矢地撰寫財務報告。

　　當然，投資者無論以何種形式獲得了“相關”信息，都應該負責地對待這些信息，而不是把它們作為攻擊上市公司的工具。如果加大披露力度會損害上市公司和股市的信心，這肯定不是我們所希望的結果。

　　如果審計行業想成為21 世紀確保市場信心的，就應該跳脫純粹的技術性細節，多多關注如何滿足危機后的社會需求。我們必須明確審計師在鞏固金融穩定性和推動可持續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角色。

　　與此對應，我們也應當為企業高管提供“安全的避風港”，鼓勵企業提高信息披露的明確性和關聯性，只有這樣才能避免企業發表的都是在法律顧問指導下寫出的冗長的八股報告。

　　作為專業人士，審計師不應讓責任問題妨礙其對鑒證工作提出具有建設性的倡議。不可否認，當人們要求審計師提供更完善的、具有前瞻性的鑒證報告時，責任的判定肯定是一個不可避免的問題，但我們不能讓這個問題成為影響創新鑒證方法發展的障礙。此外，現在也恰逢一個重要的時機。距離雷曼投行倒閉已經超過2 年。盡管已經采取了許多緊急措施，但現在也到了該討論和實施更長期的行動以幫助恢復金融穩定性和投資者信心的時候了。

　　在有關審計業的未來的探討過程中，審計師必須站在第一線，引領變革，而不是拒絕新方式的發展。審計師不應該因為金融危機而備受詬病，但是審計師有責任建立良好的報告環境以防止危機再度發生并且有責任引領新模式的發展。我確信我們能夠就此做出表率。

　　人物介紹：

　　Steve Maslin 是Grant Thornton 英國監督理事會主席以及外部專業事務總監。曾連續7 年擔任Grant Thornton 審計和鑒證顧問小組成員，以及英國鑒證事務主管，并作為事務所代表在全球公共政策委員會任職，該委員會由全球六大審計機構的高級合伙人組成。在委員會中，他擔任政策和監管小組主席，該小組在公共政策事務上代表英國六大會計師事務所。2010 年， 他就任可持續發展會計工作小組（Accounting for Sustainability Working Group） 成員。他的客戶包括上市公司、AIM 和私營企業。

——摘自ACCA《財會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