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點

納稅主體難以界定

目前，社會各界對電商是否應征稅基本形成共識。普遍認為，電商征稅無可爭議。中央財經大學稅收籌劃與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蔡昌在沙龍上表示，對電商征稅天經地義，依據《增值稅暫行條例》和“營改增”政策規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銷售貨物或者提供應稅勞務和應稅服務以及進口貨物的單位和個人為增值稅的納稅人，應當依法繳納增值稅。知名稅務專家、京東集團稅務與資金副總裁蔡磊此前接受《財會信報》記者采訪時也曾表示，電商是否應征稅是個偽命題。但是，由于電子商務的電子化等特性及現行的征管機制和征管水平，給電商稅收征管帶來了一系列的困難。

山東青島市國稅局徐風照處長在沙龍上演講時指出，現階段電子商務稅收征管難題突出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法律法規不健全，包括未建立系統性的電子商務稅收法律法規體系，難以確定納稅主體、征稅客體、納稅義務發生地、納稅期限難以操作和納稅流程發生改變等。第二， 稅收征管難度加大，從稅務登記、稅款征收、發票管理、稅務稽查、風險防控五個層面顯現出現階段電子商務稅收征管難度在不斷加大。第三，納稅服務不到位，表現為服務理念落后、服務手段滯后和稅收環境有待改善三個層次。

蔡磊認為，電子商務的稅收征管難題首先是沒有工商注冊，因而也就沒有稅務登記，傳統的以票控稅模式出現了困難，B2C、C2C 現行征管也存在著一些問題。首先，納稅義務人不好界定。對于由境外向境內提供服務、境內向境外提供出口的這類電子商務企業，由于交易雙方隱匿了身份、地址和交易行為，在互聯網上只有服務器、 網站和網上賬號，整個交易過程完全是在網上完成，買賣雙方難以明確，甚至無法確認這項 貿易究竟發生在國內還是國外。第二，納稅地點不好確定。由于電子商務的交易活動往往沒有固定的交易場所，使得納稅地點也變得十分靈活和隱匿，具有很強的流動性和隨意性。 與此同時，電子商務中涉及的其他方面，如服務器、賣方、支付方、物流所在地等可能都處在不同的位置。因此，稅務機關往往無法像對傳統交易活動那樣準確地確認納稅人的經營地或納稅行為發生地。第三，征稅對象的認定存在模糊性。下載電子音樂或電子書，是按服務業征稅還是按產品征稅，目前沒有嚴格界定。第四，稅務登記制度無法適用互聯網經 濟的發展。第五，電子商務的無紙化導致課稅憑證不易保管。

蔡磊還指出，電子商務的稅收征管會影響財政分配。如果一個交易平臺由它所在的稅務機關進行征管，那么由于店家的交易來自全國各地，都在某一個地方交稅也有其不合理的地方。

蔡昌從稅制改革的層面對征管難點進行了分析，他認為，首先，稅收要素難以清晰確定，例如網絡經濟納稅主體的現實身份難以確定。民間借貸業務中企業和個人適用不同的所得稅法，但在P2P網絡借貸中交易主體很容易隱藏其真實身份，導致現行稅法對納稅人的身份難以確定。其次，交易的電子化特性增加了稅收征管難度，線下的稅收征管是以各種票據、合同、賬簿和報表為基礎的，但線上電子化交易的環境中，數字化記載的各類憑證很容易被修改、刪除而不留任何痕跡或線索，從而使得稅收征管缺乏可信的“計稅依據”，給稅收征管帶來難度。第三，國際稅收受到電子商務的巨大挑戰。突出顯現在兩方面：一是無形資產的電子商務在線銷售中，用戶可以從互聯網上直接下載數字產品到客戶的計算機上，使稅務機關很難完全監控，因而容易造成關稅的大量流失。二是征稅地點模糊。跨境電子商務的發展直接對國際稅收協定中的“常設機構”概念提出挑戰。譬如，如果企業借助海外服務器在境外開展應稅活動，由于其并未在海外設立常設機構，對其征稅將顯得缺乏依據。

首都經貿大學教授丁蕓在發言中談道，對于傳統登記制度帶來的挑戰有以下幾點：首先是法律對電商的納稅方法及管理方式的確認;其次是企業交易地點和常設機構所在地的認定存在困難;再者是電子商務票證及賬務的無形化給傳統稅收征管帶來的沖擊，以及電子商務的稅收管轄權的確定。

建議

稅收征管應從行業角度細化

針對上述電商稅收征管難點問題，與會專家們同時給出了自己的見解。

中央財經大學稅收教育研究所所長賈紹華表示，實踐呼喚電子商務稅收理論的創新，而理論的創新更加有利于促進稅收管理的現代化。他認為，電子商務的稅收問題，無論法制、體制、機制等方方面面的研究都是很必要的，但是商業模式的變化并不能改變稅收本質上對管理的需求和要求。比如在研究稅收流失的問題上，信息不對稱的一個很重要的觀點就是，現金的交易使很多稅收變成流稅，地上經濟轉變為地下經濟，但恰恰是因為互聯網、電商平臺的出現，解決了這個問題。換句話說，電子信息的每一筆交易都有十分清晰的記錄，貨幣的電子化對稅收管理既提出挑戰也為創新奠定了很好的基礎。恰恰在這一點上，由于對互聯網對信息化技能的缺失，給稅務系統的很多基層同志提出了許多問題。因此，需要盡快培養一批電子稅務的征收檢查隊伍，引領“互聯網+稅收”新潮流，培養電子稅務領軍人才勢在必行。

另外，針對電商征稅問題，稅務人員有了，征管機制怎么解決?賈紹華建議，新的《稅收征管法》必須關注“互聯網+稅收”，無論涉稅信息管理、信息共享還是信息管稅的立法都要跟上。“法治+科技”雙管齊下，電子商務稅收問題的解決應該指日可待。

徐風照從構建電子商務稅收法律體系、完善電子商務稅收征管和提供優質便捷的納稅服務三個方面給出了建議。首先，在構建電子商務稅收法律體系中應當堅持三項原則，稅收中性和稅負公平原則、普遍適用和整體原則及系統原則。 其次，應當從完善稅務登記制度、準確實現稅款征收、規范電子發票使用、加強稅收風險防控、建立電子化稅務稽查制度五方面來完善電子商務稅收征管。 最后，為了給納稅人提供優質便捷的納稅服務，稅務人員應當提高納稅服務意識、運用信息化手段、落實稅收優惠政策并且積極推進納稅信用評定結果運用。

蔡磊認為，基于財政體制分配問題，目前還可以考慮按收入來源地原則進行稅收征管。電子商務的無址化使得支付地享有稅收管轄權更為合理。

蔡昌則從稅收優惠的角度表達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電商發展初級階段需采取多種手段扶持，稅收監管與支持互聯網經濟發展并不矛盾。政府應完善對電商的稅收優惠和扶持性政策，譬如財政返還、創業基金、互聯網創新項目工程等。

山東省威海市國稅局科長莊松根據其稅收檢查的工作經驗指出，稅收檢查具有行業性特征，建議對于“互聯網+稅收”的研究應從行業角度細化。

莊松提出,電商征稅問題不僅在于明確對電商征稅，還需要從稅制體系化角度來考慮。電子商務產生于互聯網和傳統經濟的結合，但是討論電子商務的征稅問題不在于是否對電子商務征稅。比如，對于B2C的稅務檢查，可以通過檢查賬面和存貨是否一致來確認是否補稅，需著重關注網絡交易平臺上的現金收入，而電子發票僅僅是稅收征管的一種工具。在研究對電商征稅問題時，也需要考慮實體法對稅負造成的影響。他還列舉了三個實例來闡述電子發票與實體稅法、征管之間需考慮的問題。

莊松表示，只有將實體法一體化，再將征管要求一體化，再到具體手段細節的一體化，才能真正徹底解決問題。否則可能會在其他方面出現新問題。目前電商行業屬于微利行業，而且進貨很少有增值稅專用發票，而一般性通用的稅收政策，不利于微利的電商企業發展。他希望國家能夠出臺關于電商納稅的專門政策。

丁蕓的建議是，一要針對現狀抓緊相應法規的確立，使得管理、執法有依據;二是對于傳統的征管手段做出較大調整，適應經濟流程、貨幣流程變化，找出其關鍵點和涉稅點;三是加大稅收宣傳，讓人民認識到稅收的重要性，增加稅收遵從度，建立良好的稅收環境。

山東省稅收研究會副會長張德志對于如何推動電商發展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認為，首先要完善相關的法律制度，讓整個行業有法可依。最重要的是增強對交易網站的管理，規范電商首先要規范平臺，例如刷單等很多是被逼無奈。然后是加強網上的信用體系建設，應當積極參與推動以公民身份證號與機構代碼為基礎的社會信用代碼制度，將電子商務信用納入到社會信用體系。另外有完善取證的方式，加大對網上制假售假的查處、打擊力度，落實電子商務獎懲機制。其次要建立電子商務稅收共治長效機制。充分發揮政府部門與社會各界關心、支持稅收工作的積極性，充分實現政府治稅和社會治稅，加強工信、商務、金融、工商、海關等部門的合作，推動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電子商務監管體系和部門協作機制，有效整合電子商務信息資源，推進部門間的信息資源共享，提高信息采集、交換、應用的效率。

中崇信會計師事務所所長戴瓊從稅收公平性的層面表達了自己的觀點，他表示，稅收公平性要求我們對電商征稅按照承受能力區別對待，不管是線上交易也好，還是線下交易也好，只要提供商品和應稅勞務，就應該交增值稅，這是橫向公平，另一方面也要求縱向公平，不同稅收承擔能力的人應該承擔不同的稅負。根據電商研究院的數據，2014年6月全國電子商務交易額達到6.8億，天貓和京東的市場份額達到了57%和21%。而在移動電子商務領域，阿里巴巴占到85%，京東占到7.1%，唯品會1.6%。到了2014年6月，國內第三方電子商務平臺的中小企業用戶規模已經突破了1 950萬億，如此龐大的交易金額、又匯集了如此眾多的中小企業，無可非議地會加劇經營規模和經濟實力的不均衡性，也就加劇了稅收承擔能力的不均衡性，采用“一刀切”的辦法，不符合稅收縱向公平原則。對于不同類型、不同規模、不同經濟效益的電商，在不引發打擊電商的錯誤誤導的前提下之下，如何讓電商在稅負公平的原則下依法誠信納稅，還是個問題。另外，電商企業地區間發展很不平衡。現在電商服務企業主要分布在廣東、浙江、上海，而西部地區發展速度相對較慢，對于西藏、青海、寧夏、新疆這些電商發展程度很低的地方，征不征稅無所謂，而對上海、浙江、廣東等地，征稅則是應該衡量的。

前瞻

稅收公平是稅收信用建設的基石

誠信從字面可理解為誠實守信。中國古代哲學家認為誠信是人的修身之本，也是一切事業得以成功的保證。蔡磊在沙龍上呼吁盡快完善社會誠信體系、促進行業公平規范競爭。他指出，電商存在刷單現象，刷單就要承擔稅收責任。因此，這就產生一個命題：稅收誠信促進經營誠信，經營誠信和稅收誠信共同促進社會誠信。

蔡昌認為，電商行業發展對稅收信用具有“雙刃劍”效應 。一方面互聯網使得大量電商企業更加透明，這一點形成稅收誠信的震懾效應。另一方面，互聯網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壞稅收信用。在線流通難保真實性，暗藏誠信交易沖突。此外，信息泄露導致隱私侵犯，侵權難獲法律救濟;商品虛假宣傳降低誠信指數;售后服務不到位，在線申訴難確保。

蔡昌還提出了電商時代稅收信用建設的基本思路 。第一, 稅收公平是稅收信用建設的基石。公平的稅收促進經濟發展，公平的稅收也帶來稅收誠信。稅收公平包括兩方面的涵義，稅收環境公平和稅收感受公平。第二 ,利用大數據是解決稅收信用問題的關鍵。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的《大數據時代》和徐子沛的《大數據》和《數據之巔》這些著作中都提到建立機制，暢通信息獲取渠道;搭建平臺，增強數據處理能力，以及利用信息技術手段，建立全社會基礎數據統一平臺;挖掘數據潛能，預測稅收信用的演化趨勢等方面的內容。

賈紹華則從另一個視角分析了稅收信用建設。他認為，表揚納稅大戶的觀點值得商榷。稅收的本質或職能就是劫富濟貧，就是要體現公平，并不是貢獻多就沒有逃稅的嫌疑、沒有漏稅的可能，例如個人所得稅，工資收入代扣代繳的漏稅可能比較小，而收入來源多樣化的人可能有漏稅嫌疑，因此還需要加強政府服務和社會稅收誠信，再加上相應的法治，情況就會不一樣了。

徐風照表示，隨著電子商務經營主體全部納入到稅務部門監管后，應將其納稅遵從度和信用等級掛鉤，根據稅務登記、納稅申報、賬簿、憑證管理、稅款繳納、違反稅收法律、行政法規行為處理等情況進行評定，將納稅信用登記應用到電子商務經營主體的日常經營中。比如，對于信用良好的納稅人可以在金融機構獲得無擔保信用貸款，為其發展開辟新的融資渠道;相反，對信用不好的納稅人，由稅務部門對其加強治理和幫助，促進建賬建制、財務治理，從而規范競爭行為，推進健康發展。

京東集團稅務部經理吳婧女士介紹，電子商務主要分為B2C、C2C，其中B2C都是工商注冊的，相對容易監管，目前比較規范。而C2C比較讓人頭疼，存在一切潛在規則，其中包括刷單、銷售假貨、衍生的水軍產業鏈。C2C的初衷是“小而美”，一開始參加的都是失業人員、創業大學生。隨著蛋糕越做越大，各類B商家和從小C發展成大C的銷售團隊也涌進來了。這時這里的C已經是企業團隊的性質，但是由于沒有工商監管、沒有稅務登記，所以還是以C的身份在電商里進行銷售。這些電商在網絡銷售中不開具發票，也不繳納稅款。同時，電商通過銷售和人氣進行商品排行，只有自己的商品排在網站的前幾頁才能有機會被消費者點擊，為了沖擊成交量和點擊率，目前商家通過各種手段虛假下單，填寫虛假快遞單，甚至產生了專門刷單的產業鏈，提高銷售數量。在這個過程中就出現了一些違法的行為，一些為賣家互相刷單而設下的交易平臺詐騙了賣家為虛假交易而存入的保證金。她舉例說，她身邊就有這樣的朋友在北京朝陽區被騙了2萬的交易保證金，事后在派出所報了案。這名朋友的行為本身屬于刷單，不可能向平臺申報，平臺是不允許刷單的，所以說很多小商家受了騙也不敢投訴。從某種角度講，如果整個環境不誠信，所有小C商家都是弱勢群體。

針對以上問題，吳婧認為，作為一個稅務人員，只有通過電子工商、電子發票這些現代化稅收手段，才能真正對電商進行納稅監管，從被動征管逐漸轉變為電商自發履行稅收誠信義務，通過信息化稅收監管，使得電商不敢不愿進行虛假交易，通過稅收誠信疏導商家的經營誠信，凈化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