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中級經濟師考試漸行漸近，網校特別整理了中級經濟師考試經濟基礎專業教材的重點知識點，希望您提前掌握，以迎接2014年中級經濟師考試！

第三節 中國財政支出結構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財政收入快速增長，財政支出快速增加。同時，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特別是隨著公共財政基本框架的建立，財政支出結構按照公共財政的要求不斷調整優化。

中國財政支出結構存在的問題

長期以來，中國財政制度飽受詬病的一個方面，就是政府承擔的資源配置職能范圍過廣、比例過大，干擾了市場的運行，而政府應當承擔的再分配功能則相應地受到了擠壓。體現在財政支出結構上，表現為：①購買性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長期偏大，轉移性支出的比重處于較低的水平；②相對于消費性支出而言，投資性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近年來雖然略有下降趨勢，但仍徘徊在較高的水平上；③社會性支出的比重近年來雖有上升，但仍有待進一步增加數量和改善質量。

1.購買性支出與轉移性支出

目前中國公共財政預算支出總額中的約70%以上為購買性支出，明顯高于發達國家45.2%的水平，更高于發展中國家61.5%的水平。轉移性支出雖有上升趨勢，達到公共財政預算支出的25%，超過了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但仍然低于發達國家35.4%的水平。從動態角度看，1994年以來至“十一五”時期，中國財政購買性支出占公共財政預算支出的比重出現了緩慢下降的趨勢，轉移性支出比重則緩慢上升。在大多數年份里，購買性支出占公共財政預算支出比重是負增長的，而轉移性支出占公共財政預算支出比重表現為正增長。這說明轉移性支出的絕對增長快于購買性支出的絕對增長，二者之間的相對差距在縮小。特別是“十一五”時期以來，一系列重大社會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加快了二者差距縮小的進程。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財政支出的再分配功能在不斷強化，體現出政府運用財政政策的著力點開始偏離資源配置，而更加關注分配公平的問題；同時，這也表明“十一五”時期以來中國政府在轉變政府職能、優化支出結構方面的努力是有成效的，雖然與國際上其他國家相比仍有進一步優化的空間。相比之下，由于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一般擁有與之相適應的社會安全網，對轉移性支出的要求也相應比較高。不過，依其傳統不同，那些歷史上更多地依靠政府來提供社會福利的國家，典型的如歐洲福利國家，其轉移性支出的比重最大。1995——2009年期間，歐盟15國的轉移性支出平均為其財政預算支出的45%.其中，主要的幾個“大政府”國家中，轉移性支出比例最高的是德國，約為60%，最低的西班牙也接近40%.轉型國家轉移性支出的水平整體上低于高福利的發達國家，但其中加入歐盟的主要轉型國家的轉移性支出基本上界于30%～45%之間。除此之外，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中的那些“小政府”國家，如美國、日本、韓國等，其轉移性支出比重相對較低。如，美國為30%略高，韓國介于10%一20%之間。

可以說，“十一五”時期之前，中國轉移性支出比重與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中那些“小政府”國家的一般水平相當；進入“十一五”時期以后開始有所提高，但距離高福利發達國家的一般水平差距尚遠，甚至未達到作為歐盟成員國的主要轉型經濟體的一般水平。這表明中國尚未建立起高水準的福利制度，在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過程中，財政公共化進程和社會福利體系建設相對滯后。從橫向比較看，可得出兩點啟示：一方面，我們要記取高福利國家為其福利制度所累而導致債務危機的前車之鑒，應當謹慎選擇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福利體系；另一方面，要未雨綢繆，加快社會事業發展，大力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加強社會安全網建設，更好地適應社會快速轉型期的發展變化需要，更好地實現經濟社會的協調健康發展。

2.消費性支出與投資性支出

目前中國政府的購買性支出中，投資性支出與消費性支出的比例約為40：60，因而推定中國政府性投資占公共財政預算支出的比重約為20%.這個比重不僅高于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也普遍高于中東歐轉型經濟體。歐盟15國的政府性投資占預算支出比重多年來一直穩定在8%左右，其中大多數國家低于這一水平。作為新興市場經濟國家，中東歐轉型國家的政府投資性支出自1995年以來一直在下降，雖然目前普遍地高于歐盟15國的水平，但總體上低于中國的水平。作為“小政府”典型代表的美國，比例一直穩定地維持在15%～20%的水平上；韓國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曾高達20%以上，目前保持在5%～10%的區間上。通過橫向比較可以看出，中國投資性支出占財政支出比重近年來雖略有下降趨勢，但仍處于較高水平上。

3.社會性支出與一般公共支出

從中國按功能分類的財政支出結構來看，改革開放以來，無論是從占財政支出的比重觀察，還是從占GDP的比重觀察，中國財政用于固定資產投資和城市維護建設的支出，總體上都遠高于對醫療衛生、社會保障與就業、農業和科技等方面的投入。當然，“重經濟發展和基建投資、輕社會發展和人力資本投資”的這種傳統支出結構，隨著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指導思想的提出和貫徹實施，正在逐步得到改變。

中國財政支出結構上的偏離，即重視經濟服務（特別是經濟建設事務）和一般公共服務，而忽視社會性支出的現狀，是造成中國社會發展嚴重滯后于經濟發展的關鍵原因之一。在中國經濟持續增長30余年之后，社會發展滯后已經成為經濟結構轉型和人民福利改善最大的制約因素。因此，“十二五”時期財政支出結構向“社會發展和人力資本投資”轉型的任務十分艱巨，加大社會事業投入，加快社會建設步伐，任重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