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本次日本大地震爆發已近一個月時間。媒體最新報道顯示，由于此前福島核電站大量輻射污水泄漏到海中，近日在日本近海魚類中檢測出超標的放射性物質，嚴重影響了當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地震過后，滿目瘡痍，這場天災給核電站這類可能帶來高污染的企業怎樣的環境會計警示？
設計與建造：將棄置成本計入企業負債
過去，企業的設計通常是從運行成本及經濟效益的角度出發的。但對于像核電站這樣可能帶來高污染的企業，經濟效益不能是唯一的考核指標。中南大學商學院教授肖序告訴《中國會計報》記者，核電站的設計與建造要秉承將經濟系統與環境系統合二為一的生態設計理念。
肖序認為，在核電站這類可能帶來高污染企業的設計規劃中，除經濟效益之外，還需估算在建造、運行、廢棄過程中，企業對環境產生的影響所需的保護成本，尤其是核物質對環境排放可能帶來的巨大控制成本。因此，在設計規劃之初，企業就必須考慮增加很大一部分環境成本，包括安全設施的建造成本、災害預防與控制成本、運行中的環境保護成本等。
“與這些環境成本相對應的是企業對環境保護的責任與義務，會計上應提前作為環境負債來確認與計量。”在肖序看來，國家很有必要強制推行環境成本與環境負債的核算。
肖序認為，在核電站這類可能帶來高污染企業的建造達到可使用狀態時，就應該立即將核電站未來的棄置及風險預防成本作為環境負債進行確認與計量，同時與建造成本一并確認到資產價值中。顯然，這與一般企業按照歷史成本原則投入核算建造成本、完工后再把這部分成本轉化成資產價值的核算模式具有顯著不同。
據了解，美國目前已經針對這個問題專門發布了第143號準則———資產棄置義務會計準則。該準則主要是針對核電站、海上石油鉆井平臺這類可能帶來高污染的企業以及土地污染治理等會計事項的核算。“該準則大膽地破除了以往僅僅按投入來確認與計量資產的慣例，而把高污染企業未來巨大的清理成本在企業建造完成時首先確認為負債，同時，再將其計入資產價值。企業這種經濟主體特別關注自身的負債水平。因此，將棄置成本計入負債的方式使得企業不得不重視環境保護。”肖序分析說。
肖序舉例說明，假如某核電站建設投資1億元，在建設之初核算出未來的棄置成本為5000萬元，那在建成之后，就要將核電站的棄置成本依照使用年限折算成現在的價值，并按照核電站固定資產價值的折舊逐漸攤銷到成本中，這也成為企業償還環境負債的重要資金來源。
肖序說，美國143號準則的思路可供我們借鑒。據了解，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與國外許多企業一樣，也計提了資產棄置準備金。
運行：定期計提環境保全成本
其實，核電站這類可能帶來高污染的企業，在環境保護方面也有自己的考慮。
肖序告訴記者，他從福島第一核電站隸屬的東京電力公司披露的年報中看到，該企業在環境保護方面是有所作為的。但現實情況是，大量高輻射污水仍從地震造成的裂縫中泄露到海中。如果從這個角度理解，海水的污染并不是福島第一核電站直接導致的。
“難道面對因不可抗力造成的環境損害，企業就能免責？”肖序質問道。
如果說核電站在建造之初設定的安全等級是應對幾米高的海嘯，但當面對幾十米高的海嘯時，企業的抗風險能力就不足以應對突發情況了，這也體現出高污染企業應對生態安全、環境風險及運行控制等方面對環境負債估計及環境成本預提的嚴重不足。
“如果核電站在建造之初，應對環境風險的等級較低，而后面對日漸變化的現實情況，通過定期重估環境風險負債和調整計提資產棄置準備金的方式補足企業的抗風險能力就顯得尤為關鍵。”肖序說。
全過程：運用資源流成本會計核算
當前，循環經濟模式備受推崇。這種模式的立足點是從經濟與環境的雙重和諧上優化資源物質流路線，即實現物質從搖籃階段到廢棄全過程的消耗優化。
然而，對于核電站這類企業來說，對環境影響的考慮必然要重于經濟效益。
“從財務的角度理解，物質流實際上就是成本價值流。”肖序說，“這種理念對核電站這類可能帶來高污染的企業很有建設性，建議用環境管理會計方法中的資源價值流成本核算方法考察這類企業。”然而，目前企業成本核算則更多地停留在出于產品定價等經濟考慮。“這種觀念必須轉變。
因為它在物質流的成本計算過程中，忽略了物質流各環節對環境影響及資源節約的程度的信息反映。”肖序說，“因此，從成本價值流的角度出發，核電站從建造到廢棄的每一個環節都要評估環境成本，如排放污染物及處理核廢料可能造成的環境損害等，這些都要計入企業成本。”“在核電站這類企業的運行中，建議用物質流和價值流相結合的方式來評估核電站運行的環境影響，把這種損害同樣作為環境負債確認在企業報告中。讓企業提取足額的準備金，并將這部分資金用于環境風險預防設施的建造及設備的更新換代。”肖序說。在此次的福島第一核電站泄漏事故中即有所體現，有報道稱該核電站存在設備老化、超期服役等問題。
此外，肖序建議，核電站這類企業的會計制度、績效評價標準都可根據資源價值流成本會計核算方法做出相應的調整，以滿足此類企業特殊的環境安全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