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體來看，無論是國企、民企、跨國公司，絕大多數企業的企業社會責任狀態都處于“初級階段”——從抵制、對抗，逐步向“被迫”遵守紀律階段過渡。

　　企業社會責任的生成背景

　　2007年歲末，一份份洋洋萬言的《社會責任報告》紛紛出爐。其中占據大頭的是央企，但也不乏一些知名民營企業，如萬科、阿里巴巴等。

　　“在這種集體行動的背后，多少有些迫于外部的壓力。”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姜萬軍副教授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

　　2006年3月，國家電網發布了中國首份央企社會責任報告。然而，據報道，當年那份報告卻在美國《財富》雜志“2006企業社會責任評估”排名中，以0分的成績排位倒數第一。這不能不讓中國的央企備受刺激。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對大多數中國企業來說還是一個新東西，滿打滿算，還不足兩周歲。雖然早在1908年，美國鋼鐵的總裁泊金斯就說過“企業越大，就應該負起更大的社會責任”，但綜觀全球企業社會責任體系，真正啟動還是20世紀80年代以后的事。

　　上世紀80年代，企業社會責任運動在歐美發達國家逐漸興起，1984年，印度旁遮普邦毒氣事故催生了美國成立化工行業責任倡議書。

　　1986年，切爾諾貝利核泄漏事故，引致美國和歐洲聯合創建了世界核能發電站協會。

　　進入90年代初期，針對成衣業和制鞋業，美國勞工及人權組織發動了一場“反血汗工廠運動”。之后便演變為“企業生產守則運動”，在勞工、人權組織等非政府組織（NGO）的推動下，生產守則運動又開始由跨國公司的“自我約束”逐步轉變為“社會約束”。

　　到2000年，全球共誕生了246個生產守則，大部分是由商貿協會或國際組織機構所制定。

　　姜萬軍分析說，上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全球化對國際政治經濟發展的影響，面對環境惡化、全球氣候異常、恐怖活動、貿易爭端、能源危機等等挑戰，可持續發展理念正在成為各國一致認可的基本價值觀。為此，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以及國際消費者組織、環保組織、人權組織、工會組織和宗教組織等非政府組織，開始積極發起和推動現代社會責任運動，敦促企業更具有社會責任感。

　　“目前，新一輪企業社會責任運動浪潮正在國際上云起。”姜萬軍指出，其主要標志有五點：

　　一是來自聯合國等多邊國際組織的努力。如聯合國的“全球協議”（UNGC），國際勞工組織的“人權原則及標準”（ILO Declaration），經合組織（OECD）的跨國公司行動指南（OECD Guidelines）等等。

　　二是眾多非政府組織的指導原則和標準。它們共同的目的是要求企業規范并約束自身行為，更好地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

　　三是各國政府也開始參與和引導相關活動。

　　四是越來越多的諸如共同基金的機構投資者，發起社會責任投資（SRI）基金，將其投資選擇同企業的社會責任表現關聯，要求接受投資的企業，不斷增加透明度和公信力，更好地承擔企業社會責任。目前，在美國這類機構投資者已經超過200家，而且還在加速增長。

　　五是越來越多的媒體，致力于監督企業，特別是知名企業的社會責任表現，揭露企業的丑聞或其他不當行為，像諸如《財富》和《福布斯》等權威商業媒體，在企業評比排名上，加上了“社會責任”標準。

　　為了適應上述來自國際組織和非政府機構、政府和社會公眾的壓力，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聲明遵守UNGC、GRI、AA1000、SA8000等規范和標準；同時，也著手制定本企業的行為規范，用來規范自身和供應商行為，并且定期發布反映企業社會責任表現的年度報告。

　　而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的生成并風行，在姜萬軍看來，主要源自于兩方面的“壓力”。

　　一是來自國外的壓力。

　　加入WTO以來，中國已越來越深地融入于全球化的浪潮之中，作為世界工廠，中國已成為全球資本和產業鏈中的重要一環，國際上正在風行的社會責任運動也越來越直接地影響到中國企業。比如，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不斷對中國供應商施加壓力，要求他們在工廠的勞動條件、工人權利、健康與安全及商業道德方面能夠符合相關行為守則。

　　二是來自國內的壓力。

　　在人們的溫飽問題解決以后，食品安全、生活質量、環境保護等問題日益成為社會公眾關注的焦點。各種主流媒體上，“重大礦難”、“飲用水污染”、“假冒偽劣”、“毒奶粉”、“蘇丹紅”、“工資拖欠”等等這些頻頻出現、觸目驚心的字眼，使廣大社會公眾要求企業提高社會責任的呼聲日益高漲。

　　從社會經濟大背景看，目前我國人均GDP已經超過1000美元，這一時期多元的利益主體開始產生，人們追求利益的愿望也被激發和釋放出來，于是不同利益主體、利益群體之間的利益矛盾開始大量聚集，“見利忘義”、“坑蒙拐騙”、“貧富懸殊”等一些社會失范現象開始浮出水面。

　　姜萬軍認為，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央提出了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和構建和諧社會的戰略思想和目標。而倡導和落實企業社會責任，正是平衡發展、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舉措。直接的表現就是，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發布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社會責任報告風行的價值與意義

　　姜萬軍表示，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的風行，是值得鼓勵和喝彩的。盡管企業發布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的動機復雜多樣，報告的內容也各不相同，甚至許多企業的社會責任報告被認為內容空洞無物，缺乏具體的事例、數據，多是些宏觀性的理念。但是，必須看到，企業社會責任運動剛剛起步，不盡如人意的地方在所難免，但做總比不做好。我們應該以寬容、鼓勵的心態，支持那些“先行者”。

　　同時，應該逐步營造和形成一個鼓勵企業承擔更多社會責任、抑制企業不良行為的社會氛圍。實踐證明，單純依靠市場的力量，借助消費者的抵制，員工用腳投票，甚至投資者的約束力，都很難保證企業保持“美德”。

　　事實上，在國外，非政府組織和媒體，在監督和促進企業社會責任方面作出了很大貢獻。多數情況下，是非政府組織“盯上”一些“明星公司”，然后通過各種手段，包括媒體曝光，甚至組織示威等方法，逼迫“明星公司”“就范”。而這些被“盯上”的公司，從開始抵賴、反抗、妥協，到最后比較自覺自愿地改善企業社會責任狀況，一般都有一個“成長”過程。

　　以耐克公司為例，最初就是被非政府組織曝光其血汗工廠問題，公司也曾辯解、抵賴，甚至還委托權威人士進行獨立調查，表明自己是清白、無辜的。但是經過幾年的掙扎，還是跟非政府機構妥協，最終通過強制督促供應商改善生產環境，得到了大眾的認可，變成了比較自覺的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企業也最終得到了良好的市場回報。

　　中國企業的社會責任問題，從1997年開始，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不斷對中國供應商施加壓力，要求他們在工廠的勞動條件、工人權利、健康與安全及商業道德方面能夠符合相關行為守則。先后有多家中國企業接受過跨國公司關于社會責任的審核。

　　不過，在中國由于非政府組織發展還很不成熟，政府的推動力就顯得尤為重要，實際上，近年來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的日益風行，跟政府提出科學發展、構建和諧社會的戰略理念和目標的推動是密不可分的。

　　此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蔣正華在“2007中國企業公民論壇暨表彰大會”上明確表示，企業公民建設符合科學發展觀，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符合經濟規律，但是短期的獲利并不是企業發展的一切。一個目標正確、潛力雄厚、人氣凝聚、形象完美的企業，才能夠在任何情況下保持持續發展。

　　企業在追求經濟效益的同時兼顧社會責任，是企業公民應盡的本分。誠如中國企業公民委員會會長田潤之所言，“企業社會責任是與生俱來的”。而IBM大中華區董事長周偉焜則表示，在一個日趨扁平的世界里面，企業跟外面更廣大的生態系統之間的接觸影響的層面更大，協作的意義更深遠。所以IBM早就把企業公民責任作為其全球發展的戰略之一。

　　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同盟秘書長、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何志毅教授曾指出，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在西方發達國家，是建立在“經濟發達”、“市場成熟”的基礎之上，同時也是建立在企業家們的自覺“共識”之上。

　　雖然中國還沒有到這個階段，但中國企業承擔社會責任也是勢在必然。理由有三：

　　一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一方面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成就，另一方面引發了巨大的不平衡，消除這種不平衡企業也應擔當重要角色。

　　二是中國傳統的均貧富理念和執政黨的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使然。在何志毅看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或許可以理解為：非國有企業在追求利潤的條件下承擔社會責任，國有企業在承擔社會責任的條件下追求利潤。國有企業存在的價值是在有利潤的條件下，承擔某種社會責任，而不僅僅是全民資產保值增值的經濟責任。

　　三是中國已經融入國際社會，中國不少產品在世界市場上已經占據了重要份額，比如，在美國進口商品中，86%的燈具、84%的玩具、80%的皮箱、56%的家庭廚房用品都是中國制造的。所以中國的企業不僅要對中國社會負責，還必須在全球社會中承擔應有的責任。

　　在姜萬軍看來，企業風行社會責任報告，讓公眾和其他利益相關者，知曉了企業社會責任這一概念，知道了企業應該履行社會責任。企業公布社會責任狀況，使企業社會責任狀況逐步達到“透明”狀態，陽光是最好的“殺毒劑”。通過規范化的企業社會責任披露制度，可以幫助公眾、投資者、監管者等利益相關人，了解情況，更好地決策。同時這種“信息披露”，會使越來越多的普通大眾和投資者、監管者，明白企業應該承擔的責任，因而會逐漸形成一種氛圍，進而產生無形的壓力，迫使那些履行社會責任不好的企業改進。

　　另外，由于企業推出了社會責任報告，才使得專家、學者有機會了解到企業社會責任的狀況，因而也才可以對他們“品頭論足”，提出各種改進的意見和建議，促進企業完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最終促進企業改善企業社會責任行為，提高企業社會責任水平。

　　當然，這需要學術界的學者、專家，深入了解企業的實際情況，做深入細致的研究，為企業提供有理論支持的基礎的指導建議，不是簡單地憑感覺和印象的“品頭論足”。越來越多的企業推出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也有助于企業之間形成一種“同行壓力”，從而使得企業社會責任狀況整體得到改善和提升。

　　不過，總體來看，無論是國企、民企、跨國公司，絕大多數企業的企業社會責任狀態都處于“初級階段”——從抵制、對抗，逐步向“被迫”遵守紀律階段過渡。目前真正把履行社會責任納入企業戰略管理體系，通過全員參與，自覺做“有社會責任感”的好公民還只是少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