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5日世界貿易組織（WTO）召集了一次罕見的高級別貿易官員會議，商談重啟停滯不前的多哈回合談判。總干事拉米宣布將邀請約40個國家的貿易部長于7月21日在日內瓦舉行為期一周的會談，力爭在農業補貼及農產品和工業品關稅問題上取得突破性進展。全球對此新一輪多哈談判高度關注，為此本刊特別整理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克林頓政府時期的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對如何通過自由公平的貿易，使世界上最不發達的國家在全球化環境中真正受益的演講，以飧讀者。

　　“通過建立一個嶄新的現實主義基本模型，處理當今世界窮國與富國間的貿易關系，其最終目的有三：在兼顧強弱經濟體利益的前提下開放市場，確保世界貿易促進全球經濟發展，使發展中國家調整成本最小化。”

　　——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

　　名實不符的“發展回合”

　　最近一輪多邊貿易談判是烏拉圭回合談判，1993年結束，1994年正式簽署協議。其時我在白宮任克林頓政府的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有機會參與了整個談判過程。總統們總是非常熱衷于簽署貿易協定，因為考慮到美國龐大的財政赤字，總統沒有辦法花錢，但還是想做些事，而能做的事之一就是簽訂貿易協定——簽訂貿易協定“惠而不費”，至少不需要立刻掏錢出來。

　　1997年，我離開白宮出任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1999年，我來到世界貿易組織（WTO），對該組織的袞袞諸公稱，如果想開始新一輪貿易談判，那么諸君應該意識到，以往的幾輪貿易談判對發展中國家非常不公平，因此我們需要一輪“發展回合”談判，以糾正前幾輪談判所造成的不平衡。很不幸，他們對我的這些話并沒有給予足夠重視。

　　到1999年12月，各國試圖開始新一輪貿易談判，地點選在西雅圖。我想克林頓總統可能希望新一輪的貿易談判被命名為西雅圖回合，或者索性叫克林頓回合而名垂史冊。但其結果大家應還記得：在西雅圖，非但沒有開始新一輪貿易談判，反而爆發了反對全球化的游行示威與騷亂。騷亂完全改變了人們對于全球化所持的態度。正是由于騷亂，全球媒體開始關注全球化到底在怎樣進行，看到諸多做法對發展中國家不公平，并由此引發了過去九年中關于全球化的真正有意義的探討。

　　西雅圖會議后各國幾次試圖重開貿易談判，但真正具有決定意義的是2001年的9.11恐怖襲擊事件。事件后非常短暫的一段時間內，各國合作無間，直到布什政府發動伊拉克戰爭及各種單邊主義行徑破壞了合作的良好氛圍。不過無論如何，區區幾個月內，各國間的合作的確產生了一些成果。到2001年11月，各國在卡塔爾首都多哈達成協議，開始新一輪貿易談判。

　　這一輪的貿易談判被美其名曰“發展回合”，對此我深感欣慰，但事態發展得并不順利，因為美國和歐盟沒有兌現自己的承諾。上一輪貿易談判實際上使得最貧窮的48個國家變得更貧窮了，這些國家幾乎囊括了整個撒拉哈以南的非洲地區。

　　在多哈，美國和歐盟背棄自己的承諾，導致談判毫無進展。其后的2003年9月，在墨西哥坎昆的一次中間會議中，由于美國和歐盟拒絕談判的核心問題，即農業問題上作出任何讓步，發展中國家的代表退出，談判再次破裂。

　　所謂“發展回合”其實不配被冠以“發展”之名，其實質是較發達的工業化國家以貧窮發展中國家的利益為代價謀取私利。

　　撒謊者與偽善者

　　雖然真正的“發展回合”所涉及的絕不僅僅是農業問題，但會談很大程度上是圍繞著農業問題展開的，因為農業問題如此具有象征意義，象征著美國和歐盟的偽善：他們一方面聲稱自己信奉自由貿易，但卻為本國農業提供補貼，實際上干預了自由貿易。

　　有兩個案例足以令我們管窺發達國家偽善的本質，一是棉花補貼，一是“除軍火外全部免稅”（Everything but Arms，簡稱EBA）計劃。

　　近來棉花補貼幾乎成了貿易談判的一個象征。棉花補貼同食品補貼不同。食品補貼通常比較復雜，因為食品補貼會降低全球食品價格，傷害食品生產者，但幫助了食品消費者，因此可以說有贏家也有輸家，不是所有的發展中國家都因此受害，有些發展中國家甚至還會從中獲益。棉花補貼則完全不同，如果限制棉花補貼，棉花價格會上漲，棉花的生產者將會獲益，而以棉花為原料的產品，如纖維、服裝等，價格幾乎不會受到影響。因此，如果發達國家取消棉花補貼，有些發展中國家將會獲益，而沒有人會蒙受損失。

　　美國每年花費30億美元？40億美元用于棉花補貼，從這些補貼中受益的美國棉農全部加起來約有2.5萬名，而且絕大多數補貼落到其中約1萬名棉農手上，受益人群之小令人難以置信，卻導致棉花價格下降，給發展中國家造成巨大損害。如果沒有棉花補貼，美國本應進口棉花，而有了補貼，美國卻成為世界最大的棉花出口國。也正因為棉花補貼，僅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就有1000萬棉農因此蒙受損失，而在印度，至少部分地因為美國的棉花補貼，諸多農民無力償還債務，甚至在全國范圍內出現農民自殺浪潮。這一案例堪稱經典：極少數非常富有的美國農民獲益，數千萬發展中國家的貧苦農民受害。

　　美國總是聲稱自己相信國際法，而世界貿易組織也已做出裁定，明確美國棉花補貼違法。美國本不希望巴西將有關棉花補貼的糾紛告到WTO，但巴西舍此之外沒有其他選擇。美國聲稱，發展中國家沒有仔細閱讀條約上用小號字體寫就的條款，實際上這也是令人們憤怒的一個原因，因為協議上有很多小字條款。按照美國的說法，這些條款允許美國為其棉花生產提供補貼，因為棉花的補貼不具“貿易扭曲”（trade distorting）性。

　　另一個故事是“除軍火外全部免稅”（EBA）計劃。這項計劃的內涵是，取消發展中國家除軍火外的所有商品的進口關稅，消除貿易壁壘。這不會給發達國家造成什么傷害，卻能極大幫助發展中國家。我們試圖說服美國參與到這一計劃中。美國表示，100%免稅尚難實現，但可以免除97%來自發展中國家商品的進口關稅。這聽起來很美，畢竟97%與100%相差無幾。但實際上，你還是需要提防“小字條款”：美國玩了一個偷梁換柱的把戲，將EBA，即除軍火外全部免稅，篡改為EBP，即“除了你所生產的全部免稅”（Everything but what you produce），即所謂97%免關稅商品是指發展中國家理論上可以生產的，而非他們實際在生產的。舉例說來，美國告訴孟加拉，后者如果向美國出口噴氣發動機、飛機或高精尖電子產品，可享受免關稅待遇，但事實上孟加拉根本沒有能力生產這些產品。至于孟加拉能夠生產的，諸如服裝、紡織品之類，則根本不能享受免稅待遇。實際上，美國從孟加拉60%的進口商品關稅不降反升，從柬埔寨進口的全部商品關稅上調。

　　烏拉圭回合談判中，發達國家主要關注知識產權和金融服務，而發展中國家則關注農業和紡織品。但談判的結果是，發達國家得到了他們想要的東西，而發展中國家得到的只是空頭支票：“關于紡織品問題，10年后我們會滿足你們的要求。”

　　幾輪貿易談判的收益絕大多數，大約70%被發達國家納入彀中，而有48個發展中國家的境況反而更糟。可以說，當前的國際貿易體系對發展中國家不公正。發達國家從發展中國家進口的平均關稅稅率比從OECD國家進口的稅率高4倍。關稅結構的設計尤為不合理，導致關稅升級（tarriff escalation）現象，即初級產品關稅相對較低，而制造產品的關稅則較高，比如生番茄的進口關稅低于罐頭番茄，亦即對增值活動課以重稅。這種關稅結構實際上阻礙了發展中國家的發展。

　　致人死命的“知識產權”

　　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知識產權本不應該涵蓋在烏拉圭回合談判內，因為知識產權不是一個貿易問題，關于知識產權問題的探討應在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簡稱WIPO）框架下進行。但為什么這個問題還是進入WTO？原因非常簡單，美國和歐洲的若干特殊利益集團希望在貿易談判中作出更強有力、更加有利于自己的知識產權相關規定，而要達到這一目的，通過做貿易部長的工作相對容易取得成功，因為貿易部長也許是所有部長中最容易受政治壓力影響的。

　　烏拉圭回合談判開始時，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和科技政策辦公室（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簡稱OSTP）均反對烏拉圭回合談判中的有關知識產權的規定，認為相關規定對美國科學不利，對全球科學不利，對發展中國家也不利。但政策制定者們根本就沒有征詢科學家的意見，因為他們關心的根本不是知識產權相關制度應要怎樣制訂才有利于創新。他們所關心的只是要提升兩個行業，即制藥業和娛樂業的盈利水準。科學家們盡管反對，但不像這兩個行業有那么大的政治影響力。

　　在設計知識產權保護體系時，我們應非常小心謹慎。為什么？讓我們思索一下：對于科學研究而言，最重要的輸入要素是什么？毋庸置疑，是知識。因此，如果限制知識分享的無障礙性，也就等于限制了創造知識的能力。

　　1993年，克林頓政府的一項重大國內政策舉措是關于醫療衛生的。美國在醫療衛生方面的支出比任何發達國家都要高，但結果卻比任何發達國家都要差。競選時，克林頓總統承諾的目標之一就是要幫助窮人買得起藥品。

　　但在烏拉圭回合談判中，談到知識產權問題時，克林頓總統卻同制藥公司狼狽為奸。結果烏拉圭回合談判中有關知識產權的規定，使得窮國民眾更難以享受低價藥品。以治療艾滋病的藥品為例。仿制藥品一年花費大概160美元，而品牌專利藥一年的成本是1萬美元。發展中國家的民眾，如果一年收入300美元，甚至3000美元，那么根本負擔不起1萬美元的藥品。他們也許買得起仿制藥，但烏拉圭回合談判關于知識產權的規定在設計時就是要阻礙發展中國家購買廉價的仿制藥，因為發達國家要保障制藥公司盈利，根本不考慮這樣做會給窮國民眾造成什么惡果。

　　WTO的諸公對這一說法自然相當不滿，辯稱：相關知識產權條款在設計時實際上已為發展中國家預留一定彈性，所謂“彈性”是個專業術語，比如對于一些用于“拯救生命”的藥品，發展中國家有頒發“強制許可”（compulsory license）的權利。

　　對這種辯解，我的回應有二：首先，每當發展中國家威脅要頒發強制許可，美國即以各種報復手段相威脅，如取消援助、取消貿易優惠待遇等，而且也的確會說到做到。因此盡管理論上發展中國家確有權利，但卻往往不具備行使這一權利的政治杠桿，對特別貧窮的國家而言尤為如此。因此，所謂“彈性”根本無法保障發展中國家的權利。     第二點更為根本性，如果發達國家確有意愿保障窮國民眾能夠享有拯救生命的藥品，當初就應明確規定，年人均收入低于500美元（或類似數量指標）的國家可以自由生產用于拯救生命的仿制藥品。這并不復雜，但發達國家卻故意將相關條款寫得讓人不知所云，其真實意圖恐怕只能是不想讓發展中國家生產拯救生命的仿制藥品。

　　傳統貿易框架批判

　　貿易問題之所以會在全球范圍內引發諸多爭議，原因之一在于，貿易全球化本來承諾讓所有人受益，但卻并沒有產生這種預期收益，對發展中國家尤為如此。傳統理論，我姑且稱之為“舊貿易框架”認為，貿易全球化將帶來更多貿易，更多貿易帶來更多增長，更多增長則會讓全體民眾都過得更好。這一主張可以說是此前約1/4世紀以來所有關于貿易自由化談判的理論基石。但現在看來，其正確性頗值得商榷，因為貿易全球化經常并未帶來更多貿易。如“除軍火外全部免稅”的動議，其初衷很好，但依然沒有說能夠帶來更多的貿易，其原因在于，除關稅外尚存在諸多其他貿易壁壘。一個高度貧困的國家可能連“口岸”都沒有，還奢談什么“出口”？貿易的發展受制于內部壁壘與外部壁壘。對發達國家而言，惟一較為難以逾越的貿易壁壘在國門之外，而對貧窮的發展中國家而言，真正的挑戰則在蕭墻之內，僅僅在外部壁壘上下功夫實為緣木求魚。我們主張推動“貿易援助”計劃（Aid for Trade），即著眼于應對這一問題。

　　所謂“更多貿易帶來更多增長”，總體說來這一說法未嘗不對，但也只是部分正確，因為歸根結底，真正推動經濟增長的核心因素是技術變革、學習和知識。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不僅是資源上的差距，更重要的是知識上的差距。中國的經濟改革高度成功，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在提高全民知識水平方面做出了可觀努力。再看韓國45年前的故事。45年前，韓國像中國和亞洲眾多其他國家一樣，主要是一個稻米生產國。當時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專家秉承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告訴韓國，韓國的“比較優勢”在于生產稻米，韓國應堅持努力將水稻種好。對這一建議韓國的回應是：“即便我們將水稻種得更好、更多投資于稻米生產，也許我們能成為全世界最富裕的稻米生產國。但即便是最富裕的稻米生產國，依然只是個窮國。我們希望實現產業升級，希望自己也能生產汽車和電腦芯片，并加入發達工業國家的俱樂部。”為此，韓國回絕了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建議，并推出以知識為基礎的發展戰略。但要實現這一戰略，韓國不得不構建貿易壁壘，如補貼芯片制造業、乃至補貼整個工業化進程。如今韓國已經“畢業”，不再需要補貼。但如果韓國當初就向外國競爭開放本國的市場，不為新興產業提供補貼，這些新興產業可能一開始就會被連根拔掉，根本沒有存貨機會。可以說，正確的補貼政策是韓國知識發展戰略成功的原因之一。

　　每個國家都會有一些產業政策，鼓勵某些行業的發展。美國沒有官方的產業政策，在我之前任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某公甚至放言，美國究竟生產電腦芯片還是馬鈴薯片都無所謂，應完全放手由市場來決定。但其間確有差異：一個生產馬鈴薯片的國家，其經濟無論如何不可能像生產計算機芯片的國家那么有活力。

　　實際上美國的產業政策是隱形的，就“藏”在美國國防部。美國一國的軍費開支占全球軍費開支的一半，大體相當于中國整個GDP的40%～50%.這筆花費不僅用于購買武器，也有相當一部分是用于研發，而研發的成果絕不僅限于造出些高精度炸彈。以軍費開支的形式扶持研發其實效率很低，但這的確是一種隱性的補貼與隱性的產業政策。

　　至于說更多經濟增長會讓大家都過得更好，好在現在總算有人開始質疑這一點。經濟學家大多贊同這種說法，因此當西雅圖抗議示威爆發時，很多人表示不理解：貿易本應讓所有人過得更好，可為什么人們還在抱怨？其實問題的答案是，人們的生活實際上并沒有更好，而且他們自己知道。

　　導致這種結果的原因很多，如技術變革，以及原有社會契約被打破，CEO們拿著天價高薪，其他人則向隅而泣。而貿易也是原因之一，人們又恰恰相對容易地對貿易問題作出反應。

　　經濟學理論其實早就指出，貿易固然可以讓整個國家總體境況更好，但并不一定能使這個國家內每一個人都過得更好。我的老師保羅。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理論，叫做斯托爾帕-薩繆爾森定理（Stolper – Samuelson Theorem），又名要素價格均等化理論（Factor Prices Equalization Theorem），該理論指出，貿易自由化會導致非熟練工人工資下降。經濟學理論認為，貿易本身不會使每一個人都過得更好，但獲益者可以補償失利者。問題是“可以”并不意味著“將會”，而且他們也的確沒有作出補償。為此底層和中層民眾大為光火。其實民眾所反對的并不是全球化，而是一種使自己收入下降的制度。

　　當前貿易協定的不對稱性的表征之一是，有諸多方面涉及資本的自由流動，卻幾乎避而不談促進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但究竟什么更能促進全球產出的增長？顯然勞動力的自由流動遠比資本的自由流動更有效率，且勞動力流動有助于提升全球平等。但在貿易談判中，我們為何要一邊倒地關注資本流動？道理很簡單，因為當前的貿易安排是由發達國家來制定的，其主要出發點是保護自己的利益，而不是考慮到發展中國家的利益。

　　處置所謂“不公平競爭”行為時的雙重標準。中國總是面臨反傾銷問題，但事實上美國有兩套關于競爭的政策，一套對內，一套對外。近期一項研究表明，如果美國將用在中國身上的政策用在美國公司上，那么全美70％的公司都犯有反競爭行為；如果將美國國內相關政策也適用于中國或者其他發展中國家，那么一樁反傾銷或不公平競爭案件也不會有。這是一種刻意的雙重標準。

　　在國際貿易談判中，很多發展中國家感覺到有些地方不對，而我想要告訴發展中國家的是：“沒錯，你們的直覺是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