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的衰亡與晉商的輝煌，都來自于壟斷。但徽商的壟斷是在政府庇護下形成的，晉商的壟斷則是通過競爭中國的典當業起源于南北朝時期。最早的兩家當鋪都是寺廟，一家是南齊的招提寺，另一家是南梁的長沙寺。明清時期，典當業的執牛耳者，南方是徽商（以休寧人為主），北方是晉商。到了清代中期，徽商包括典當業已經走向衰落。晉商由典當業轉入票號業，迎來了新的輝煌。

　　壟斷讓徽商走向衰亡

　　徽州人從事商業的時間可以追溯到唐宋，甚至東晉，徽商作為一個商幫是在明代中期形成的。徽州人的商業活動主要以木材、茶葉、鹽業和典當業為主，徽商的核心產業是鹽業。

　　明代繼承了西漢以來的鹽鐵專賣，由國家對鹽業實行壟斷性經營。明初政府為了保證北部駐軍的軍需供給，實行了開中制，即允許私人用糧草換取鹽引（又稱鹽鈔，是一種取鹽憑證，可以作為代幣流通），從事鹽業貿易。開中制促成了晉商的形成。明代中期，開中制已不能適應社會需求，弘治五年（1492年），戶部尚書葉淇變法，把納糧開中改為納銀開中，并抬高了鹽值，這就將開中制變為折色制（直接用銀子換鹽引）。在折色制下，商人不必再到北部邊疆納糧換鹽引，在內地就可以到鹽運司納銀換取鹽引。當時，鹽商分為“邊商”與“內商”。“邊商”是仍在北部邊疆納糧換鹽引的商人，“內商”是在內地納銀換取鹽引的商人。這時，“邊商”失去了靠近北部邊疆的地理位置優勢，無法控制鹽引。“內商”控制著兩淮的鹽業，資金雄厚，迅速發展起來。“內商”向臨近兩淮鹽場的揚州集中，以徽州人為主，這就形成了徽商。

　　本來在開中制和折色制下，任何人都可以用糧或銀換鹽引。但在鹽業壟斷之下，鹽業的利潤太高了，一斤鹽居然賣到三錢銀子（相當于一石米）。這就激發了政府和官員濫發鹽引，造成鹽的產量小于發出的鹽引，明代中后期已發出而未支鹽的鹽引達到20萬引。為了疏清舊引，政府把持有鹽引的鹽商分為十綱，每年對一綱支舊鹽引，其他九綱以新鹽引支鹽。政府按綱編造綱冊，登記商人姓名及舊引數量。名字不在綱冊上者，無權經營鹽業，這就是綱監制。綱監制實際上是政府授權的私人壟斷，進入鹽綱者都有政府官員背景。鹽業由政府壟斷變為官商勾結的私人壟斷，因此，可以獲得豐厚的利潤。

　　進入清代之后，鹽業仍然沿用綱監制。鹽商要能入綱并保持地位，就必須依靠官方背景。官商一家，如曹文埴、曹振鏞父子在康雍乾三朝為軍機大臣、大學士，其家族也從事鹽業。也有的是官商勾結，如大鹽商江春、鮑志道都有官員、甚至皇帝的支持。這時的徽商需要的不是商業上的創新，而是維持與官員非同尋常的關系。清代文人李斗寫的《揚州畫肪錄》，記載了徽商在揚州驕奢淫逸的生活方式。美籍華人、歷史學家何炳棣先生評論徽商的生活方式時說，他們如此奢華，不僅是本身的愛好，更為重要的是交結官員，實現官商勾結。乾隆皇帝七次下江南，都由徽商接待，排場之大，耗費之多，無與倫比。無非是讓乾隆關照他們，給予更多的特權。

　　徽商靠鹽業壟斷獲得暴利而富極一時，保持這種暴利的唯一方式是靠政府維持壟斷地位。這樣，徽商就把心思用在交結官府上，而不是商業本身的創新上。所以，清代中期，當綱鹽制變為票鹽制，任何人都可以從事鹽業時，徽商的壟斷地位即不復存在，徽商也因此走上了不可逆轉的衰亡之路。徽商們經營的典當業在鹽業壟斷時代并沒有占據重要地位，在鹽業壟斷消失之后，也沒有出現像晉商票號那樣的輝煌。徽商靠壟斷獲利，喪失了業務創新的動力和能力。

　　創新讓晉商走向輝煌

　　晉商在明代中期之前，也以鹽業為主，也靠與官商結合而做大，如張家與王家都是官商合一的大家族。但進入清代之后，喬家、曹家、常家、渠家、侯家等顯赫一時的晉商，卻是白手起家的。他們沒有任何官方背景，卻成就了一番事業，靠的是自我奮斗。他們要生存、要發展，只有靠不斷創新。有了創新的動力，就會有創新的方式。晉商的經營模式，既有現代經濟學家所講的制度創新，又有技術創新。

　　從商需要資金。晉商和其他商人一樣，是從小本經營起步的。但要把商業做大，必須解決籌資問題。晉商曾采用過貸金制、合伙制和伙計制等。最后在清嘉慶、道光年間（19世紀初期），終于找到了股份制這樣一種至今仍有生命力的籌資方式。晉商的股份制已具有現代股份制的三個基本特點：股權多元化、股權相對集中以及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晉商的企業可以做到擁有員工3萬余人，分號600多家，靠的就是股份制。晉商的股份制之路，并沒有任何理論指導，完全是自己在實踐中摸索、創造出來的。這在中國企業發展史上是一個偉大的創新。

　　企業做大了，就必須要有一套規范化的管理機制，晉商深知這個道理。管理規范化必須解決兩個問題，一是用人，二是制度。在用人方面，晉商打破了家族企業親情化管理的傳統模式，堅持“用鄉不用親”，堅持東家的“三爺”（兒子稱為“少爺”，女婿稱為“姑爺”、小舅子稱為“舅爺”）不能進自己家的商號或票號。晉商建立了一套至今看來相當有效的管理制度，包括用于激勵員工的身股制，即員工享有身股，并按身股參與分紅；企業內部的管理制度，稱為“龍門賬”的現代復式記賬財會制度，等等。這些制度創新，保證了晉商幾百年的成功。

　　山西是一個內陸省份，并不具備貿易優勢。但晉商卻做成了天下第一商幫。靠的是創新。山西本不靠海，但清初的船幫做的卻是對日貿易。山西商人把中國的瓷器、絲綢等運往日本，換回銅，從中獲得了高額利潤。山西不出產茶，但它緊靠茶葉需求大戶俄羅斯和蒙古。晉商就利用這個廣大市場，從湖北、湖南、福建等產茶區采購并加工成磚茶，運銷到俄羅斯和蒙古。這成就了晉商中的駝幫。

　　更為重要的，是票號業的創建。票號被稱為現代銀行的“鄉下祖父”。同世紀初期，國內動蕩，晉商抓住時機，創建了異地匯兌的票號，在“貨通天下”的基礎上實現了 “匯通天下”。票號是一項全新的業務，晉商在實踐中創造了一整套適應這個行業的制度，使之有效運行百年之久。在這百年中，票號經手的銀子有十幾億兩，但沒有出現過一次高管卷款逃逸、貪污、詐騙等違法事件。這在當時的條件下，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

　　徽商與晉商幾乎是業起同步，徽商在清代中期失去鹽業壟斷地位之后迅速走向衰亡，晉商在明代中期鹽業失利后，不斷創新，一步步走向輝煌。究其原因，則在于徽商的壟斷地位使他們喪失了創新能力，而晉商卻在不斷創新中生存與發展，創新的能力是在市場競爭中逼出來的。徽商的壟斷來于自政府，“因勢而盛，失勢而衰”。晉商在對俄羅斯的茶葉貿易和票號業中也形成了壟斷，但這種壟斷是市場競爭的結果，生命力也就更持久。

　　中國有句古語“置之死地而后生”。徽商有政府保護，沒有置于“死地”，創新能力就自動消失了。晉商經常處于“死地”，唯有創新才能生存。如果把徽商比之為有政府保護的國企，把晉商比之為沒有政府做后臺的民企，這篇文章就不僅僅是發思古之幽情，而是借古喻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