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是使貧窮的國家迅速致富的最佳途徑，經商要用正當手段，也要出奇制勝司馬遷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歷史學家，同時也是偉大的文學家。作為諸子百家中獨樹一幟的“史家”，在《史記。貨殖列傳》中，司馬遷闡述了自己對于經濟問題的看法，也記錄了先秦至漢初一些著名工商業者、商人發家致富的故事。

　　集權化傷害經濟發展

　　漢武帝登基之初，因漢初以來數十年的自由發展，社會安定，百姓安居樂業，國家財政寬松。史書上說，當時國庫新糧不斷堆積在陳糧上面，以至于腐爛不可食用，系錢的繩子因年代久遠而腐爛，竟難以統計到底有多少錢幣。

　　司馬遷生活的后期，正值漢武帝集權政治的頂峰。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同時也為了應付戰爭，中央政府進一步強化了對經濟的控制。首先是鑄造由中央政府統一控制的五銖錢，嚴厲打擊私人鑄幣。其次是對兩個最重要的手工業部門——煮鹽、冶鐵，實行官方經營。同時，崇本抑末，對工商業者征收重稅，并以一半財產歸告發者的獎勵，鼓勵對財產申報不實工商業者進行告發。這種集權化的經濟管理，嚴重傷害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加之連年征戰，漢初積累的財富就都花光了，國家財政十分緊張。社會上異常混亂，劫持人質、挖掘古墓、盜鑄錢幣……等等不法行為十分猖獗。

　　司馬遷對漢武帝的經濟集權措施持批判態度，經濟思想其實頗為前衛。按今天的話說，司馬遷支持的就是完全競爭市場。他認為，統治者最好的經濟政策是對經濟不加干預，任其自由發展。其次是在百姓得實利的前提下加以引導，最后則是出于統治者的目的，告訴百姓該干什么不該干什么，比如要搞農業，不要搞商業等。而更差的是要求百姓必須做什么。最差的則是國家出面將經濟統管起來，與百姓爭利。

　　正當致富是應該鼓勵的

　　與滿口“仁義道德”的中國傳統“君子”不同，司馬遷是個實用主義者。中國古代以農業為“本”、手工業特別是商業為“末”。經商是被人看不起的，無論是多么富有的商人，社會地位都十分低下。在司馬遷看來，無論是農業、商業、還是手工業、漁獵業，也無論是種糧食、種樹、養豬、養魚，只要是利用環境、開動腦筋、增加財富，就是“本富”。正當致富者，都是“賢人”，這種財富是正當的，追求這種財富也應加以鼓勵。如果不努力正當致富，搞得家中貧窮、無以贍養老人與妻兒，吃不飽、穿不暖，是令人不齒的。假如是因為不努力而貧窮，卻裝著看不起財富，成天講些仁義道德的話，更是不可理喻的。

　　司馬遷堅信，社會道德水平的提升必須以財富為基石，吃都吃不飽，根本談不上道德。在他看來，孔子弟子中，使孔子在春秋列國享有盛名的，從而使儒家學術得以傳揚的，不是窮居陋室，吃不飽肚子的孔門賢人原憲，而是富可敵國，能與列國君主分庭抗禮的孔門大商人子貢。

　　司馬遷認為，就一個國家而言，農業、手工業、商業、以及山林湖泊中從事的采集狩獵捕撈，都能夠累計財富，缺一不可。他舉例說，周初，姜太公分封到齊國，山東半島的土地十分貧瘠，單憑農業生產難以發展，姜太公鼓勵手工業發展，因地制宜，強調鹽業生產，最終使齊國經濟成長起來，進而在春秋初成為中原霸主。春秋戰國之際，范蠡通過商業活動推動農業發展，從而使弱小的越國強大起來，最終擊敗吳國，成為了一方霸主。司馬遷認為，商業是使貧窮的國家迅速致富的最佳途徑。

　　在《貨殖列傳》中，司馬遷還講述了不少經商應把握的原則，第一，如商品貴到極點必然降價，而賤到極點，物價必然上升。第二，一個成功的商人，應把握物價變化的度，在價格過高時，應盡快拋售囤積的貨物；而價格極低，貨物無人問津時，則應將其視為珍寶，大量地收貯。第三，不應存積錢幣，應讓錢幣在流通中實現增值，“財幣欲其行如流水”。最后，他總結說，財富年增值率應達到百分之二十，否則便算不上一個成功的經營者。

　　要致富  必須出奇制勝

　　司馬遷指出，大商人應有戰略家姜太公那樣的智謀、軍事家孫臏、吳起那樣的決斷能力。如果“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是不能取得成功的。具體到個人，司馬遷認為，沒有財產就賣力地干，拼命地干，有一定的財產就得開動腦筋使財產增值，財產多了就得把握住最佳時機投資獲利。

　　比如秦朝滅亡之際，秦朝官吏大都趁機攫取金銀財寶，而一位姓任的管倉庫的官吏則積極收藏糧食。到劉邦、項羽楚漢相爭之時，一石米賣到上萬錢，任氏官吏在這個時候賣掉了自己囤積的糧食，大賺了一筆。又如漢景帝時，七個諸侯國家叛亂，奉命前往鎮壓的官吏軍人，急于向長安城中的高利貸者借錢籌辦行裝，但高利貸者大都認為中央政府未必能消滅叛亂者，不肯出借。一個叫無鹽氏的高利貸者卻拿出一千斤黃金作為放貸的資本，借錢給政府，但要收取十倍的利息，結果七國之亂三個月就被平定，這個無鹽氏一躍成為關中首富。

　　司馬遷認為，真正要成為巨富，必須有不同尋常的手段，出奇制勝。比如，當時齊郡人普遍將奴隸不當人看，特別討厭性格奸猾的奴仆，有個姓刁的人卻善待奴隸，而且特別喜歡收羅那些性格狡詐的奴隸。刁氏讓自己賤價購買的奴隸從事商業，生意做大后，一些奴隸竟然香車寶馬，成為太守等高級官吏的座上賓，刁氏仍一如既往地予以信任，自己也因此成為巨富。又比如，卓文君的祖先原本是趙國人，冶鐵致富，秦滅趙時將他們強行搬遷至蜀地，被遷者大都拿出所有的錢財賄賂官吏，要求就近安置在今綿陽一帶。卓氏探知汶山附近有鐵礦，又盛產可以充饑的芋頭，主動要求遠遷到臨邛。卓家到了汶山后，在當地利用廉價的勞動力，“即山鼓鑄”開采礦石，發展冶鐵業，再傾銷西南地區，很快成為巨富。

　　司馬遷認為，即便是不起眼的行業，只要一心一意地去做，也能致富。如挑貨郎擔販賣，在當時被認為是男子漢的“賤行”，但一個叫樂成的人就因此致富。販賣動物油脂，在當時也被看成是很低賤的行當，一個叫雍伯的人卻因此積攢了千斤黃金。賣飲料是當時的一種小生意，有個姓張的卻因此賺得上千萬錢財。賣羊雜碎的濁氏，后來出行時隨從前呼后擁，治馬病的張氏后來竟養著一個音樂班子以供享受。

　　通過司馬遷對一些著名工商業者言語的記錄，我們發現，那個時代很多富有的商人，對錢財卻超乎尋常的節省。戰國時的“商圣”白圭雖富甲天下，但在個人生活上極端節儉，擯棄嗜欲，節省穿戴，時常與他的奴仆們穿同樣的衣服，吃相同的飯食。魯人曹邴氏冶鐵致富，家有億萬錢財，卻立下家規：“俯有拾，仰有取。”腰不能白彎，彎腰須得撿拾一樣東西；頭不能白抬，抬頭得有所收獲。

　　政策寬松的地方必有錢財

　　以致富而言，《史記。貨殖列傳》舉生財之法，圖利之人，無貴無賤，無大無小，無遠無近，無男無女，都納之一篇之中。“貨殖”是指謀求“滋生資貨財利”。即利用貨物的生產與交換，進行商業活動，從中生財求利。太史公認為，自然界的物產是極其豐富的，社會經濟的發展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商業發展和經濟都市的出現是自然趨勢，人們沒有不追求富足的。所以，他主張應根據實際情況，任商人自由發展，引導他們積極進行生產與交換，國家不必強行干涉，更不要同他們爭利。

　　中國有句老話：“治大國若烹小鮮”。就是治理大國就像煮小活魚一樣。老子是要告誡執政者，要遵從社會自然秩序，不能朝令夕改、隨意攪動、胡亂折騰，否則國家就會出亂。從經濟學人的立場來說，經濟繁榮的動因源于放松政府管制，實施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從而達到無為而治的理想效果。從企業家的立場看，企業之所以存在，是為了實現其經濟上的成就，企業存在的目的就是為了創造顧客，因此，企業的使命就是滿足顧客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