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私募基金成功的原因，可歸結為：合法化，成熟的資本市場，理性的投資者，良好的信用、能力和監管。中國的私募基金，要不要合法化？如果需要合法化，怎樣對投資者有利？對資本市場和產業發展有利？再次有請巴曙松博士，為中國的私募之路把脈、探路。

　　目前私募除了公開、比較規范的信托計劃以外，還大量存在以工作室、投資咨詢公司、投資顧問公司和投資管理公司等形式存在的私募基金。這些機構以委托理財方式，特別是操作投資者個人賬戶的方式，為其他投資者提供私募服務。

　　但私募領域目前還缺乏明確的法律規范，隱藏的問題較多。例如我國長期以來對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加以限制，就在某種程度上，導致無論在活躍程度、基金規模，還是服務質量等方面，本土私募股權投資基金根本無法與同類外資基金抗衡。私募基金中蘊藏著非常好的專業人才，但相應法律法規的缺失，導致私募基金魚龍混雜，優秀的投資人才難以形成對資金的集聚效應，以致很難出現巴菲特、索羅斯式的人物。

　　存在的天然合理性

　　正如《中國私募基金生存報告》（參見本刊2007年第5期封面故事《私募基金是與非》）所示，在中國的經濟生活中，私募基金實際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投資者有不同的風險偏好，也有投資規模的大小區分。私募基金有助于滿足了投資者的多種需要，其存在有天然的合理性。

　　多樣化的機構投資者相互競爭，是解決投資產品和投資者同質化的辦法之一。相對于公開發行的基金，私募基金有其比較優勢。和公募的公開管制相比，私募基金接受的更多是市場的監管。而市場的自我識別和淘汰機制，使私募基金的監管，比公募更為嚴格和有效。私募和公募相照而存，相互競爭，彌補了公募的不足，也共同提高著資產管理的效率。因此，私募基金的存在，有利于證券市場發展。國外私募產業上百年的發展，已充分表明私募基金的重要作用。

　　合法化的思考及借鑒

　　2006年8月27日，全國人大通過《合伙企業法》，使以公司制組織私募基金，在我國已經沒有法律障礙。現在尤其需要加強的，是私募證券投資基金和產業投資基金的立法，使其真正生活在陽光下。

　　私募基金源于國民個人財富積累提供的條件，和高效融資的現實需求，對此類市場化產物，任何試圖增加人為控制的行為，往往會適得其反。如果陷入行政管制和審批的監管怪圈，往往會扼殺市場自身的活力，不利于其創立自身的獨特生存價值。

　　私募行業產生問題的主因，并非私募基金本身，而在于外部條件的欠缺。真正應該做的，是通過不斷完善資本市場和規范化發展，進而實現私募基金合法化，從而為私募基金提供良好的發展環境。制定監管措施時，永遠要對市場保持一顆謙卑的心。對于私募投資者來說，市場永遠是對的。

　　不妨以私募產業投資基金（簡稱“創投基金”）為例，對私募基金的合法化和健康發展作些思考。有人認為，本土創投的發展程度遠低于外資，原因在于缺乏資金和人才。但是現實是，我們并不缺乏資金，二級市場上有著超過萬億的私募基金。同樣，我們也不缺乏人才，外資創投的核心團隊，大多來自本土。從更深的層面分析，是制度和政策方面的劣勢，抑制了本土創業投資基金的發展。

　　我國的創業資本，產生于經濟體制轉軌時期；時至今日，很多創業投資公司還是政府主導，或者或多或少地體現著政府的意愿。隨著投資規模的擴大，導致很多創投公司被深度套牢，最后資金鏈斷裂。這勢必會成為募集資金的瓶頸。

　　在中國本土創投基金尚不發達的背景下，政府主導創業投資基金，可以向政府引導的方向轉變。政府可以先以創投基金的形式，介入到對中小企業的扶持中，然后將股權轉讓給市場。

　　在這一點上，北歐科技大國芬蘭的做法，就是一個典范。芬蘭由政府完全出資設立SITRA基金，并由中央政府安排預算。它投資于一些新創業的公司，投入幾百萬歐元，換取30％～40％的股份，一旦有新的投資者愿意加入，它馬上將股權轉讓出去。以這種做法，可以達到政府資金與商業資本的銜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