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回顧
南方匯通世華微硬盤項目一度是貴州的光榮,它承載了貴州政府太多的夢想。
2001年底,朱寶麒遇到了在北京開會的貴州省委書記。“三五年內達到100億美元產值,打造千億美元高科技產業鏈”的宏圖打動了貴州政府——這個在當年(2005年)GDP居中國末位的邊遠省份。貴州政府盲目認為,微硬盤項目是貴州高科技產業跳躍式發展的第一步和最關鍵的一步。
2002年,在貴州政府的全力支持和協調下,微硬盤項目沒有經過盡職調查便被引入貴州。截止到南方匯通世華微硬盤有限公司成立時,在貴州政府的“窗口指導”下,貴州當地銀行、企業投向微硬盤項目的資金已達到近20億元。
然而,該微硬盤項目自2004年9月后一蹶不振,節節敗退,最終停產。2005年10月,朱寶麒等人辭職,未經批準即甩手而去。
隨著南方匯通世華微硬盤有限公司的倒閉,貴州政府的高科技產業夢想最終破滅。地方政府的“大干快上”給地方經濟造成了巨大傷害。
地方政府動用國有企業相關資源,投資20億元的高新
技術產業——貴州南方匯通世華微硬盤項目黯然落幕。其中,在地方政府的“窗口指導”下,多家商業銀行累計發放的11.75億元貸款中,有8.7億元變成了不良貸款。
該項目帶來的巨大損失讓我們不得不思索一個問題:政府是否應該代替企業下場踢球?
盡職調查缺失種下禍根
南方匯通世華微硬盤項目造成了嚴重損失,而所有疏漏都隱藏在審慎調查的門后。據悉,當時曾有人提醒有關部門花幾十萬元,聘請專業機構做詳盡考察,了解全球硬盤業形勢后再作決定。但建議報上去以后,并無回音。涉及幾十億投資的高風險項目就這樣被放行了。
如果進行審慎的盡職調查,將可能發現該項目存在很多致命隱患:
對市場規模的預測缺乏可信度。據當時朱寶麒個人說法,“這一技術可能在五年內創造上百億美元產值,2005年投放量將大于4億臺,這還只是偏穩健的估計!
實際上,當時硬盤行業巨擘希捷、東芝,以及為數眾多的小創業公司已經開始對微硬盤跟進開發,最多時,研發1英寸微硬盤的公司達到上百家。
2002年4月,IBM以20.5億美元的價格,將全部硬盤業務及所有專利賣給了日立環球存儲科技。如果真有上百億美元的產值,這個售價就明顯低估得不合理了。且不說市場容量是否有那么大,對在貴州落地的微硬盤項目來說,絕非一馬平川,是一場初生牛犢與巨人們的惡戰,勝算極小。
財務風險估計不足。行業專家稱,微硬盤項目最困難的不是研發,只要找到可靠而穩定的供貨商,自己組裝,很快就能生產出來。關鍵問題是價格,價格將決定能否實現量產。只有靠批量生產,降低成本才能賺錢。
從某種程度上說,該項技術不具備高新技術應有的高門檻特征,屬于對規模效應敏感的資本密集型產品。這就需要充分估計前期用于設備投資和擴大生產所需的巨額資金。事實上,此項目一開工就面對著資金斷裂的窘境。
點評 項目決心無法代替審慎調查
在最終確定投資一個項目之前,盡職調查是必不可少的風險控制環節。通過系統、獨立和科學的調查,判斷項目的風險大小,是投資者投資決策的重要依據。
將損失控制在一定范圍,只能依靠穩健投資流程管控系統。好的風險投資流程控制猶如一張細篩網,雖不能確保抓住每一條漏網之魚,但可保不犯大錯。遺憾的是,這個微硬盤項目的控制機制連個漏勺都不如。
當地政府以“遇豬殺豬,遇狗打狗”的豪言壯語表達了引進微硬盤項目的果敢決心。雖然該項目需要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的開路先鋒保駕護航,可惜的是,一切都錯在開始,差之毫厘,謬之千里。該項目的失敗,體現了地方政府對科學決策流程的無知。
技術專利操于人手
操盤人帶來的“自有技術”更是令人啼笑皆非,該微硬盤的專利完全被控于他人之手。
該項目的技術總負責人蘇宗祥在錸德科技美國子公司Microstor主持研發1英寸硬盤,時間達一年半。他離開Microstor創辦磁源公司,存在同業禁止的可能。而且,產品樣本和技術資料均是他在Microstor的研發成果,存在知識產權糾紛的隱患。
從技術本身來看,磁源公司最早用于技術入股的1英寸1GB硬盤技術,在項目啟動之前就已經過時。直至1.8英寸硬盤專有技術項目停工,美國研發團隊也無法完成產品化,最終沒生產出一個產品。
以技術折合1.2億元入股的美國磁源公司負責后續的產品研發。由于開發部門始終在美國,由磁源公司控制,中方實際無法指揮、協調研發和生產支持活動,無法培養出自己的研發隊伍。
根據硬盤行業經驗,開發一個產品,需要一支六七十人的研發團隊。而磁源公司的研發團隊在最高峰時也達不到這個規模,而且是同時負責兩個產品。這可能源于蘇宗祥掌握了原Microstor全套1英寸硬盤的部件設計和組裝技術。這恰恰導致了后來Microstor對其盜竊商業機密和不正當競爭的指控。
為了將磁源公司技術團隊擁有的微硬盤“完整的自主知識產權”帶入貴州,花費巨資值得嗎?
點評 沒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高科技”注定失敗
微硬盤項目所依賴的技術可以說是徹頭徹尾的抄襲。
日立環球存儲擁有IBM硬盤技術,以及日立多年研發的5000項專利,對硬盤核心技術的覆蓋無懈可擊。反觀國內項目,未申請核心專利,不可能繞過競爭對手早已設好的專利包圍圈。稍有常識的人都明白,在這種情況下,所謂的自主創新純粹是一句空話。
沒有核心技術,就不能指望形成持續領先的研發能力。而且,該項目的技術團隊遠在美國,如何提供及時可靠的技術支持也是個疑問。
地方政府卻對此熟視無睹,幫助微硬盤項目前后獲得六筆國家項目撥款,無知得令人齒寒。也許地方政府可以推卸對技術判斷失誤的指責,但卻逃脫不掉助紂為虐的責任。
疏于控制是投資大忌如果說貴州地方政府在引進項目的決策上存在“失誤”,那么,在項目運轉過程中,讓朱寶麒大權獨攬,并且幕后包庇的力挺式協調則讓本已奄奄一息的微硬盤項目死得更快、更徹底。
微硬盤項目的資金完全由本地大股東支付,但資金的控制權、經營權和人事權卻長期完全掌控在小股東朱寶麒手中。朱寶麒此前并無任何硬盤從業經歷,更不懂得微硬盤技術、生產和市場。副帥潘壯也同樣不具備相關資歷和背景。而該項目的技術總負責人蘇宗祥遠在美國,不參與本地項目運作。
由朱寶麒一手安排,其在香港成立的小公司——威星科技發展有限公司一開始便壟斷了項目的原料采購與產品銷售,這是項目投資的大忌。
本來可以向生產廠家直接采購的零部件,卻要繞個圈,讓一個無名的境外小公司做中間經手人。更奇怪的是,這間公司還同時承擔產品銷售總代理的職能。這種明顯不合理的安排在被投資方提出質疑后,朱寶麒不惜以停產和辭職作為要挾,竟然迫使貴州省政府出面協調,指示各方投資人“要克制,要相信朱寶麒有能力搞好微硬盤項目”。
一般來講,最低限度的控制在于資金流控制。而在這個微硬盤項目里,朱寶麒完全包攬了物流和資金流,信息溝通機制也不健全,治理結構的缺失實際已令任何外部控制和有效干涉都無法行使。
點評 風險控制在政府動員下失效
從某種程度上看,在地方政府主導下,該項目公司沒有建立合理的企業治理結構,無法使風險投資的控制流程得到實施。
實際出資的地方企業的業務與該項目相差甚遠,既無經驗也沒興趣參與日常經營運作。股東中的上市公司期望借項目的高科技色彩使股票升值,滿足于紙上的利潤數字。國企股東是被政府“動員”的,反正花的不是自己的錢,領導怎么說就怎么做,對項目既無奈,又漠不關心。而政府更不是管理企業的“好手”,相關利益人中,沒有一方能夠制衡實際操盤者。
采購預付款和外欠的銷售款每年都達到數億元,損失猶如脫韁野馬,一發不可收拾。
“科技倒爺”續寫“藍圖”
完整地審視整個項目發展的各個環節,不難發現,外方合作者和實際操盤人有意無意地利用了政府官員的弱點,大大地“騙”了一把。他們實際上只是靠一張嘴和天花亂墜的美好前景,就阻撓了相關部門執行必要的審查和控制。
為使貴州政府引進該項目,朱寶麒曾經描繪了輝煌前景:在三五年內,通過“創新知識經濟計劃”,建成一個上百萬人的科技產業區,十年內實現1000億美元高科技產值。
幾乎沒有哪個地方政府能對如此宏偉的計劃有抵御誘惑的能力。如果產值真能達到100億美元,相當于再造一個貴州。產值1000億美元,貴州就趕上富裕的廣東了。這是多么激動人心的政績啊,朱寶麒正是抓住了地方政府急于求成的心理。
盡管項目開工前后三年里,沒有一個月的產量達到過預期數量,但地方政府仍愿維持那個美麗的夢想,義無反顧地以政府擔保形式,動員商業銀行繼續為該項目貸款4億多元。朱寶麒曾聲稱接到的“超過70萬片、金額達8000萬美元”的國際大訂單,后被證實有相當部分為“意向性合同”。
故事本該到此收場了,可2005年10月,朱寶麒卻作為匯通世華總裁高調出現,聯合北京天朗通信設備有限責任公司宣布推出6G微硬盤手機,又宣布與東方通信等四家公司簽署《硬盤手機戰略聯盟合作意向》:“匯通世華生產6G微硬盤,東方通信負責采購不少于100萬臺微硬盤!逼鋵崳@又是一個新游戲的開始。
朱寶麒們的另一個宏偉藍圖又打動了某直轄市政府。當年,該市政府下發文件稱,某高新技術創業投資公司作為現金出資人,將與朱寶麒、潘壯控制的技術入股方MAXSINO成立一家合資公司,潘壯出任合資公司副總裁,朱寶麒擔任執行董事,以盡快實施“IT綜合功能模塊”項目。該市還同意為項目融資4億元。
所謂“IT綜合功能模塊”是一個更誘人的餅,朱寶麒籌劃的合資公司將成為一個宏大的消費產業鏈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核心芯片研發在北京,微硬盤基地在貴陽,成品制造在重慶,以提供娛樂、游戲為主的內容產業在深圳。通過那個幾乎已經奄奄一息的微硬盤,將這四個環節整合起來,“緊緊抓住消費類電子產品的未來”。
天知道這個黑洞又要吞掉多少金錢。
點評 政府干預比政府無知更可怕
對于朱寶麒規劃的以微硬盤為代表的發展目標,在電子產業基礎薄弱的西部省份,稍微盤算一下就知道是個笑話。增長率每兩年翻一番。這樣的數字游戲居然能夠讓一個科技文化落后、財力有限的西部省份領導心馳神往,不可思議之外也有其必然性。
貴州不切實際的GDP“大躍進”理想破滅了,但未必能驚醒其他地方政府不犯同樣錯誤。欠缺專業知識也許不是官員們的錯,但失去科學態度的盲目決策,干預企業市場化經營的蠻干,也許才是問題的根本癥結。最近,各地政府都在爭先恐后地提出“大設想”,以獲取建立產業基金的審批。如不接受教訓,很可能再次被一些“科技倒爺”們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