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當記者的時候，我曾在浙江龍泉的一口千年古窯里看一位民間大師燒青瓷。他告訴我，上好的窯泥應該從哪里挖取，泥坯的捏造該注意哪些要領，窯火當如何控制，釉色應怎樣構思。我問他，“那么，全按你的要領做了，是否就能燒出絕世的龍泉佳品？”那大師幽幽地答到，“我說的這些無非是人力而已。絕品都是天意，萬物有賴造化。”

　　很多年來，我一直記得他目光閃爍、語意古蒼的神情。日前，與《第一財經日報》總編輯秦朔縱論中國企業家，說到哪位可以代表一代人，我和他幾乎異口同聲地說了同一個名字——柳傳志。那一刻，我又想起那個大師所謂的天意與造化。

　　柳傳志經歷了一個獨特的時代，有著一段非常的際遇。他40歲開始創業，由一位工程師而轉型為成功的經理人，然后又以中國式的智慧讓企業順利完成了資本人格化的改造，在年過六旬又能尋找到自己滿意的接班人，領導企業開始新一輪的國際化擴張。他跟倪光南的激烈對抗，與孫宏斌的短暫恩怨，對楊元慶和郭為的協調安排，無一不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企業戰略的是非曲直，從來只能以結果評論。而其中展現出來的種種取舍精彩，才是商業人生最迷人的地方。柳先生身處大時代，數十年沉浮跌宕，始終能以順流者的姿態立于潮流中央，為人矚目。舉國之內，找不出第二個更“造化”的典型了。

　　在寫作《激蕩三十年》的時候，我曾經為開篇費盡了心思，方案很多，最后決定用柳先生的一個故事。

　　1978年11月27日，中國科學院計算所34歲的工程技術員柳傳志在《人民日報》上看到一篇關于如何養豬的文章，他激動不已。因為“自打‘文化大革命’以來，報紙一登就全是革命，全是斗爭，全是社論，而《人民日報》竟然登載養豬的文章，氣候真是要變了！”柳傳志感覺到了時代的變遷。

　　也就是從開篇起，柳傳志便被當做了貫穿三十年企業史的一個標志性人物。透過他的商業經歷，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國家的精英人士是怎樣改變時代和自己的命運的。

　　近年來，柳傳志從經營一線抽身而出，從他身上漸漸散發出哲學、思想家的氣質。他對很多事件的反思越來越顯得超脫和客觀，對中國公司的戰略及管理理念有了更獨特和高屋建瓴的思考。

　　在過去的二十多年里，中國企業家創造了一個“中國制造”的經濟奇跡，而在管理思想的創新上也應該有所作為，應該可以開創出一個“中國制造”的思想時代。在這個層面上，柳傳志讓人期待。

　　美國20世紀初期的傳奇企業家洛克菲勒晚年對友人說，“也許以后別人的資產比我還多，但我是唯一的。”這句話，柳傳志也應該有資格說。因為，他所經歷的轉型大時代是唯一的。他起身最早，“活”得最久，事業做得生龍活虎。這也許就是天意，就是造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