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中國購買者開始成為國際市場形象時，國際資本不可能不注意到中國企業這樣一類新的游戲參與者。中國企業的海外資產并購可能面臨哪些挑戰和競爭；外資機構是否存在針對中國企業并購的陰謀；中國企業走出去是否還存在政策阻礙？這是國際資本和投資者都要考慮的問題，也是中國企業和中國政府機構應該關注的問題。

　　中國企業正在加快走出去，據2007年1月16日全國商務工作會議透露，2006年中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161億美元，同比增長32% ，全球排名由上年的第17位上升到第13位，這一數字證實中國企業正在加快投資境外市場。

　　走出去從資源購買者到資產購買者

　　中國企業走出去一個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購買資源或并購資產。從近年國際市場的反映看，中國對國際性的資源市場、資產并購市場的影響都在迅速增加。在此前對中國企業走出去的研究中曾分析過中國企業在不同階段投資海外市場的不同特點。從整體來看中國企業正在進行一種角色轉換——從資源購買者發展到資產購買者。

　　在經過了10多年走向海外市場的實踐之后，中國企業走出去獲得資源的模式已經比較成熟了。從發展歷程看它們經歷了產品購買者、資源購買者、股權購買者三種角色的變化。

　　在第一個階段，中國企業只是購買已開采出來的石油礦產品。這是最初級的階段；

　　第二個階段是由中國企業購買或投資海外的油田、氣田、礦山，獲取份額資源；

　　第三個階段中國企業是以海外公司的股權為收購目標，通過收購公司股權這種資本投資方式來獲得石油礦產資源。

　　這個過程也是中國企業走出去從低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

　　我們收集整理了2000年以來的近90個中國企業海外投資或收購的案例，在這些已完成的收購案或擬進行的收購案中，能源、礦產資源收購案有約30個，占所收集的收購案例的1/3.在這30個案例中又有21個是有關石油及天然氣收購，占比約70%，這顯示以石油和天然氣為主的海外資產收購是中國企業走向海外的最重要目標。此外在能源和資源類收購資產案例中，收購的主體無一例外都是國有企業。

　　通過收集的案例也可以發現，資源股權與企業股權的并購正在增多。絕大部分的資源股權與企業股權收購案例都發生在2005年以后，其涉及的行業也逐漸增多，包括了能源、礦產資源、港口、銀行、融資租賃、個人電腦、電信、家電制造、汽車制造、汽車零配件等多個領域。雖然每個行業中的收購數量很少，但從行業分布上畢竟開始呈現出多元的特點。

　　在從購買產品到購買資產的過程中，中國企業的收購方式、資源投入等也有很大的轉變，購買能源與原材料產品的方式相對簡單，談定一個市場價格，直接購買即可。但資產收購方式則比較復雜，涉及到各種市場法律甚至政治因素的談判，收購價格的確定也比較復雜。

　　中國企業海外資產并購遭遇的挑戰與阻力

　　作為一個新來者，中國企業的大規模走出去意味著對原有市場格局的調整將受到一系列的挑戰。

　　在國際事務中，經濟從來都是與政治掛鉤的，單純的購買資源產品可能不會引發非市場因素的擔憂，但隨著中國企業逐漸增加對外資企業的股權收購，一些正常的市場行為也會受到來自政治的干擾。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2004年中海油收購美國優尼科公司，雖然業界普遍認為中海油收購優尼科是平常的商業交易，無礙于美國的國家利益，而且中海油開出了185億美元的收購高價，比競爭對手雪佛龍的開價要高，但最終此收購還是因美國國內強大的政治壓力而失敗。

　　另一個例子是海爾收購美國家電巨頭美泰克，海爾擬出價12.8億美元收購美泰克，并承擔美泰克9.7億美元的債務，收購總報價22.5億美元，但由于收購價格過高，兩家企業整合的復雜性以及美國政界的反對，海爾不得不于2005年7月20日宣布放棄收購。

　　類似的例子在歐洲也有，2005年9 月華為公司曾提出以6.82億英鎊的價格競購英國電信設備公司——馬可尼公司，但后來因為某種原因而失敗，據來自歐洲官員和美國媒體的消息稱，馬可尼淘汰中國華為很可能是受美國壓力所致。

　　由于企業體制原因，中國的大型國企在參與海外資產收購時很容易被看成是中國政府的代表，這是引起國外政府警惕或者容易讓它們找借口的地方。為此中國也在改變策略，一種做法是讓在海外上市的國企色彩較淡的中資公司來出面收購，中信泰富主席榮智健2006年11月以私人公司名義，斥資8億美元向南非奧本海默家族收購全球第三大礦產公司——英美資源的1.13%的股權，引起關注。如果是中資企業來代表中國政府進行海外資產收購，很可能政府要以某種形式來補償這些中資企業。

　　除了政治壓力之外，中國企業明顯的收購意圖也會引起國際資本或大機構的狙擊，或者引發國際機構來套取中國溢價。有西方金融界人士透露，現在有一部分國際資本把目光盯住來自中國的資產并購需求，由于中國企業海外資產并購的目標明顯，當國際資本了解到中國企業的收購意圖時，時常會提前涌向中國企業的收購目標，搶先收購目標資產或者抬高收購門檻，使中國企業的收購支付更大的成本。

　　從我們整理的收購案例來看，迄今收購出價最高的是中海油收購優尼科的185億美元，其次是五礦收購加拿大諾蘭達公司的55億美元。在近幾年中國企業參與的海外資產收購案中，報價一般都在幾億美元到幾十億美元之間。

　　另一種針對中國企業的政策調整也為中國企業的海外資產并購設置了障礙。2006年4月底，澳大利亞鐵礦石的重要產地西澳州政府突然對外資參股當地礦山做出限制規定，要求外資對當地礦山持股比例不得超過20%，這使得興致勃勃赴澳開采鐵礦石的中國企業措手不及，因為此前首鋼、唐鋼和馬鋼等已在當地投資建設了九個礦山項目，寶鋼和中鋼在當地的部分項目中所占股份實際上已超過了40%， 西澳州政府該項政策的出臺給中方未來在當地的礦山投資蒙上陰影，如果中方投入大量資金持股卻不到20%，相關合作顯然無法繼續。

　　日本大財團在鈾礦資源上的戰略性爭奪也使中國并購鈾礦資源處于比較被動的境地。據我們掌握的情況，從2005 年9月中國核能發展計劃公布以后，日本企業集團就加快了戰略部署。哈薩克斯坦的鈾儲量約占世界總儲量的25%，在世界上位居第二。2006年2月哈薩克斯坦國家原子能工業公司總裁扎吉舍夫宣布該國已同日本三井財團的三井物產和關西電力公司簽訂合同，建立合資公司，雙方將共同開采哈梅古杜克鈾礦，兩家日本公司將各占公司35%的股份；2006年10 月三井物產與俄羅斯技術供應出口公司簽署協議，開始實施開采雅庫特南方鈾礦區的合資項目，三井物產株式會社將獲得這一項目25%的股份。日本之所以大規模在全球收購鈾資產，有應對未來鈾價上升的目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三井物產并不諱言日本的目標其實還是中國，一名三井發言人說我們必須在中國競爭到來之前確保鈾的份額。當前國際核電企業以日系為中心，正在逐步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日本富士財團的日立-美國通用、日本三井財團的東芝-美國西屋、日本三菱財團的三菱重工-法國阿海琺，日本在核電技術和市場的壟斷雛形已經出現，中國加快發展核能應用的能源戰略調整必然受制于日本。

　　政府機構并不適應企業大規模走出去的形勢

　　中國企業走出去時承載了中國的能源安全與資源安全的重任，因此它們都會得到中國政府不同程度的支持，然而與中國企業大規模對外投資的趨勢相比，國內在政策上還存在著不能完全與這種形勢相適應的問題。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國內給企業走出去賦予了太多的重任，如在承擔收購資產以保證能源安全與資源安全的同時，還要通過企業走出去來有效緩解雙順差，不過這種期望可能會要求太高。因為從雙順差關系到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問題。從資本項來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資本的凈流入總是大于資本的凈流出，否則不叫發展中國家；從經常項來看，中國出口50%是加工業，加工業總能帶來利潤，形成順差。

　　二是支持企業對外投資的政策配套還不夠。研究中國政府鼓勵企業對外投資的政策歷程可以發現，中國一直以來堅持了以吸引外資、增加外匯儲備為目標的外匯管制政策，這種情況直到人民幣升值壓力加大的2004年才有所改變。

　　2004年10月，商務部出臺相關規定，減少對尋求境外投資的中國企業的審批程序，開始在網上接收企業申請，并發放許可證，不再審核每一項申請的可行性。

　　在中央明確提出走出去戰略之后，相關政策陸續出臺，包括取消境外投資的風險審查、取消境外投資匯回利潤保證金制度、實行境外投資外匯管理改革試點、給予試點地區一定的購匯額度、允許境外企業產生的利潤用于境外企業的增資、或者在境外再投資、允許購匯或使用國內外匯貸款用于境外投資等。

　　直到2006年6月8日，國家外匯管理局宣布7月1日起不再規定境外投資購匯額度，境內投資者的外匯需求可以得到充分滿足，內地企業到境外投資建廠收購兼并等無需擔心購匯困難，沒有購匯額度的限額。

　　中國在放松外匯管制之時恰逢人民幣穩步升值。據我們所做的調研，在放松購匯及對外投資政策之后，企業并未表現出踴躍之勢，人民幣升值預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業對外投資的愿望，而放寬性的政策從出臺到實際執行仍有很大的距離。

　　在2006年6月，國際金融公司IFC、外國投資咨詢服務機構FIAS、多邊投資擔保機構MIGA 共同發布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公司調查報告顯示，58%的企業表示在獲得融資方面有一些困難、甚至非常困難；77%的企業希望獲得長期和中期融資但尚未獲得；絕大多數被調查企業認為以下因素妨礙了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對獲得外匯限制58%、行政程序數量48%、辦理程序所需的時間44%、有限的資金來源35%、合規成本24%.

　　據了解，中國企業對外投資必須走的審批流程為：到國家外管局進行外匯來源審核，然后到商務部辦理境外投資注冊企業核準，到國家外管局辦理登記和投資外匯資金匯出手續，到銀行買匯并匯出，企業到海外后向中國駐外商務機構報到，定期向商務部和外管局提交年檢報告和績效報告，如果是國有企業到海外直接投資，還需要到國資委審核企業能力。所有這些手續全辦下來大概得等到65天以后了。

　　FIAS高級投資政策官員巴塔特表示，與印度、巴西、南非等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手續要復雜得多。

　　即使有實力的國有企業也對繁雜的對外直接投資手續感到不能承受。一家國有企業的相關負責人以國企到海外并購舉例說，立項前要向國資委打個報告，立項過程中要打個報告，增資要打個報告，并購成功后還要打個報告。本來一件事卻被分成了四個報告，其實這些都是可以合并的。

　　此外很多審批文件是互為因果的，有時候到商務部辦理手續，商務部要求有國家外管局的批件，到國家外管局辦理審批手續，又要求有國家發改委的批文，到了國家發改委又要求有商務部的批件，要想辦成一件事得來回折騰很多次，很多好的投資機會也在這種折騰中流失了。

　　一些政府機關辦理相關程序的透明度不夠，不事先告訴企業辦理一項手續需要什么文件，或不一次全部告知企業。

　　三是對私營企業的對外投資支持不夠。根據國際金融公司等機構的調查，根據所有權劃分時，全部被調查企業一致認為取得外匯是對外直接投資的一項嚴重障礙，但更多的國企和外企認為程序數量和辦理程序所需時間是更加嚴重的障礙性因素，這意味著對私營企業來說取得外匯資金是一項最大的問題。

　　國家取消企業境外投資購匯額度的政策到2006年7月1日才開始實行，中國企業走出去進行資產并購未來將會繼續大幅增加，但是它們仍將面臨著國際市場上的種種挑戰，以及國內政策放開、政府機構服務不足等種種因素的限制。中國企業的海外資產并購要順利發展，除了自身能力提高外，還需要經歷內部及外部環境的極大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