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于100多年來泱泱中華大國始終無緣于諾貝爾獎，本文從存在不少問題的教育體制、科技管理體制、經濟學研究與文學創作諸方面進行研究闡述，提出創新觀念、創新體制、重構華夏子孫的精神家園才是可取之道。

　　自1901年設立諾貝爾獎以來，這個代表當今世界科學最高水平的獎項已經頒發了100多年。一些小國如巴基斯坦、芬蘭，一些窮國如印度等都有人甚至不止一人獲得該獎。遺憾的是，我國本土至今無人能夠摘取這頂桂冠，以致于一些人為此長吁短嘆，還有的人冒著被人譏諷“夠不著葡萄說葡萄酸”的風險酸溜溜地說：中國人不應該有諾貝爾情結。甚至連有些外國學者也站出來勸慰可憐兮兮的中國人：中國人無須對諾貝爾獎孜孜以求。

　　毋庸置疑，諾貝爾獎的評定或許多多少少存在一些非科學因素的干擾。但是，無論如何，諾貝爾獎代表了當今世界科學文化發展的最高水準，有著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13億人口、5000年綿延不斷文明歷史的泱泱大國，怎么就不應該有諾貝爾情結？怎么能夠放棄對諾貝爾獎的追求？

　　我們要問的是：中國本土的科學家、學者和作家為什么獲不了諾貝爾獎？楊振寧、李政道、丁肇中、李遠哲、朱棣文、崔琦這些在異國他鄉的華裔科學家在諾貝爾獎的殿堂里一樣熠熠生輝，就連在國內名不見經傳的高行健踏上法蘭西的土地不過十多年的工夫，就捧上了一枚金光燦燦的諾貝爾文學獎章。一樣的人，一樣的文化熏陶，為什么一走出國門就能夠取得大成就，在國內卻黯淡無光？

　　看來我們應該深刻地反思自己了。

　　一、扼殺個性的教育體制

　　長期以來，我國的基礎教育一直圍繞高考的指揮棒變本加厲地摧殘著青少年的創造性，把學生培養成一個個背課文的工具，訓練成一個個做習題的機器，統一的高考制度扼殺了許許多多具有特殊天賦的“偏才”、“怪才”。從歷史上看，古今中外許許多多的天才都是“偏科”，以致于有的人分析說，如果丁肇中參加現在中國的高考，可能連大學都上不了，更不用說榮獲諾貝爾獎了。但是，高考又是目前國內最公平的人才選拔形式，在中國這塊特殊的土地上，一旦打開高考之外的“特殊通道”，各種假冒偽劣的關系戶就會蜂擁而至，真正的人才還是不能脫穎而出，這就是中國的基礎教育；再說中國的高等教育，中國的高等教育充滿了功利主義色彩，經歷了殘酷的高考之后，高校的學生已經成為驚弓之鳥，相當一部分大學生存在厭學情緒和逃學行為，甚至一些國內一流的知名高校也普遍存在課堂應付、考試作弊的現象。大學生將相當一部分精力都投放在可能一生都不一定用得著的外語學習上，考證的多，做學問的少。1998年擴招后，大學質量縮水現象已經是不爭的事實。有一些理論家甚至建議高校采用ISO國際質量認證標準，用“泰羅制”的形式來“生產”大學生，把活生生的人的培養與冷冰冰的機器的生產等同起來，對此表示贊同、呼應的人還不在少數，孔夫子早在2500年前所倡導的“因材施教”，僅僅停留在人們的口頭上贊同。我們可以設想一下，把同樣高考成績為600分的學生編為一個班，由同樣的教師講授，使用同樣的教材，在一樣的實驗室搞實驗，畢業時的質量能夠完全相同嗎？最令人無法忍受的是，被許多人樂此不疲的、所謂的具有“現代管理理念”的量化考核，把知識分子的工作業績用數字進行量化，然后與個人的收入掛起鉤來，表面上看起來公平、公正，客觀上也確實能夠懲戒一些濫竽充數的南郭先生，但可怕的是，在這種體制下，知識分子必須在既定的考核期內完成規定的各種科研和教學等工作任務，否則收入就得不到保障。于是，論文造假、剽竊移植、偽造實驗數據等科研作弊現象層出不窮，科研成果嚴重縮水，優質的、高水平的、原創型的科研成果少得可憐，世界尖端性的科研成果更是寥寥無幾，我們不知道同胞們究竟想憑借什么實力問鼎諾貝爾獎？回望歷史，王之渙可能由于字數不夠評不上職稱，曹雪芹可能由于一年內沒有科研成果遭到解聘。我們不知道那些鼓吹量化考核管理辦法的人怎樣“科學”地去評價老祖宗的“科研成果”。

　　二、功利化的科技管理體制

　　與中國的教育體制相似，中國的科技管理體制也很有特點，科研項目由科技行政管理部門具體負責。一般程序是：個人申請科研課題，科技行政管理部門審查批準“立項”后核撥科研經費，科研人員必須在規定的時間內“結項”。也就是說，在科研項目獲得批準的時候，已經給你規定了時間，1年或者2年，如果不在規定時間內結項，就要承擔責任。眾所周知，科學研究是一件非常嚴肅的事，一項研究究竟能否取得預期成果，是不一定的，因為研究本身就會有兩種結果：一種是成功，一種是失敗。一項科研活動所需要的時間也不能事先既定，可能需要1年，也可能需要2年，或者3年、5年、10年，甚至你付出畢生的精力都不一定能夠獲得成功。但是，我國的科技管理體制要求項目承擔者在規定時間內完成科研項目，急功近利，違背了科學研究的基本規律，使我國科學研究成果的權威性和可信度都遭到懷疑，也使我國高水平的原創性科研成果少，低水平的、湊數的所謂“科研成果”和學術垃圾多，真正能夠引起國際社會關注的尖端性的科研成果更是微乎其微。在中國，科學研究已經沾染上濃厚的功利主義、實用主義色彩，只要是選題都要求直接為現實社會服務，只要是研究總要問：“有什么用？”“有什么意義？”“能產生多大經濟效益？”“有什么社會效益？”等等，王國維、陳寅恪等大師若晚走若干年，可能會由于選題不貼近現實申請不到科研課題。科研課題的鑒定更是漏洞百出，由于項目承擔者與項目鑒定者都是圈中人，都是關聯方，所以科研成果的鑒定標準基本上已成為擺設，自然科學動輒世界先進、國際領先、填補空白，哲學社會科學項目鑒定成果不是國內領先，就是國內先進。因此，一些有識之士已經忍無可忍，以鄒承魯院士為代表的一批學者就曾經大聲疾呼：中國的科技管理體制已經嚴重阻礙了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發展，應該取消科技部！

　　三、缺乏數學邏輯的經濟學研究

　　前些天，香港科技大學的丁學良教授講了一句讓大陸經濟學家最沒面子的話——大陸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家最多不超過5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學智囊團的智囊們頻繁出入中南海，站在決策的制高點指點江山，籌劃中國改革發展的藍圖，經濟學一度成為中國大陸的顯學。先是香港中文大學的郎咸平教授摸準中國經濟學家的死穴之后，射出一支準頭極精的冷箭，把聲名顯赫的顧雛軍一箭射入了牢房，大陸經濟學界被攪得一片混亂，舉國上下一片嘩然。這邊倉促應戰還未站住腳，丁學良的一記鐵砂掌，又冷不防抽了牛皮哄哄的大陸經濟學家一記耳光。從此，大陸的經濟學開始走下顯學的神壇，經濟學家的地位一落千丈，聲討之聲、質疑之聲不絕于耳。反觀中國經濟學精英，從“四大名旦”（孫冶方、于光遠、薛暮橋、許滌新），到“京城四老”（董輔REN、厲以寧、劉國光、吳敬璉）、“京城四少”（樊剛、劉偉、魏杰、鐘朋榮），無論他們在國內的光環多么耀眼，但一出國門就冷清得多了。西方經濟學界在經濟學研究中非常強調建立數學模型，凡是沒有建立數學模型的經濟學家要想獲得諾貝爾獎根本就不可能。科學是研究規律的，研究自然現象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叫自然科學；研究人類社會現象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叫社會科學；研究人類思維及其規律的科學叫思維科學。規律是科學研究的客體。所謂規律，是事物之間內在的必然聯系，決定著事物發展的必然趨向，這種必然聯系應該能夠通過建立函數關系進行反映。也就是說，規律必須能夠通過函數關系得到反映，不能用函數關系反映的事物就沒有規律。由于影響經濟活動的因素太多，建立無窮元函數無法求解，經濟學家一般采用抽象的方法，即抽取某些關鍵性因素，舍棄非關鍵性因素，建立對原函數進行抽象歸納的數學模型來逼近反映客觀存在的經濟規律。在真正的經濟學研究中，不是靠感覺，也不是靠經驗，而是靠建立數學模型來驗證經濟活動運行的結果，這就是西方經濟學研究與我國經濟學研究最根本的差異。要想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必須利用數學邏輯研究經濟運行規律，諾貝爾經濟學獎自1968年設立以來，還沒有人能夠例外。

　　四、缺少精神寄托的文學創作

　　王蒙先生在中山大學的一次演講中，談到中國作家不能夠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原因時說，中國作家之所以不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是因為中國作家自殺的太少了。這話乍聽起來確實不中聽，其邏輯好像中國的作家全部自殺了就可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但慢慢地品味，其中卻有一番深刻的道理。大凡偉大的文學作品，必然是精神內涵非常豐富的上乘的藝術品，創作偉大作品的作家必須具備兩種元素：一是精湛的藝術水準；二是熾熱的激情。從藝術的角度看，結構的構建、語言的錘煉、人物的刻畫、情節的描寫必須是極具藝術水準的；從思想的角度講，作者在作品中所傾注的情感、作者與作品中人物的關系都是極為重要的。文學名著《紅樓夢》的偉大之處就在于宏偉奇巧的構思、優美的語言、細膩的人物刻畫、百科全書般的知識展示，更為重要的是曹雪芹把自己和作品中的人物化為一體，使讀者難以分辨作者與主人公的關系，主人公的命運似乎就是作者的命運，作者的命運也就是主人公的命運。反觀當代中國作家的作品，作者與作品是分裂的，作者是作者，作品是作品，作者沒有把自己化在作品里，作品里絲毫找不到作家的影子，恐怕這是中國文學創作不能揚眉吐氣的主要原因。如果還需要舉證的話，我們還可以談談路遙和他的作品。作家路遙用他年輕的生命為我們留下兩部刻骨銘心的著作：《人生》和《平凡的世界》。這一中一長的兩部作品都是路遙用自己的心血寫出來的，路遙把自己與作品緊緊地融為一體，他把自己化在高加林、孫少平、孫少安這些平凡人物的身上。我們在讀高加林的時候似乎就是讀路遙，我們在品味孫氏兄弟的時候，似乎就是在與路遙一路同行。在路遙的作品中，我們還似乎能夠經常看到自己的影子，這也許就是路遙的作品長期為許許多多青年人喜愛的主要原因。筆者不知道，中國當代作家中誰的作品還能夠像路遙的作品那樣震撼人心。當然，路遙作品的藝術層次離諾貝爾文學獎尚有一定距離，但他所取得的文學成就已使我們感到足夠的欣慰。如果這位天才作家的生命能夠再延續幾十年的話，也許諾貝爾的桂冠能夠戴在他的頭上，但這畢竟是永遠不可能的假設。

　　最后要說的是：如果不改變觀念，不革新體制，不重新構建我們的精神世界，中國人要想獲諾貝爾獎只能是在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