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對多個國家引導創業投資的比較，我們可以發現以色列的成效最為顯著。與其它國家相比，以色列的風險投資額對GDP貢獻最高，一度超過GDP 2%.以色列從國外引入的風險投資全部投入高新技術產業，風險企業人均占有家數居世界第一。以色列能在眾多國家中鶴立雞群決非偶然，它的經驗可以給我們帶來重要啟示。

　　吸引海外資金

　　各國政府以股權投入參與風險投資基金，主要目的都是為了撬動國內民間資本，但成效遠沒有以色列那么顯著。

　　政府發起或設立股權投資引導基金，首先要解決的一個問題是引導對象，簡言之就是引導誰。在這個基本問題上，以色列與其他國家就有著顯著區別。以色列政府在股權投資引導中，不僅成功引導了民間私人資本，還引導了海外投資基金。這是以色列與其他國家相比最顯著的特點，也是風險投資事業能夠蓬勃發展的主要原因。以色列政府在政策引導和合作激勵等方面均作了大量努力。2000年時，以色列風險投資基金達到70億美元。僅1998～2003年5年時間，以色列就從國外引入82億美元風險資本。

　　由此可見，以色列政府在創業投資中的引導對象不僅包括國內民間資本，而且特別關注撬動海外投資基金，這是以色列模式最具特色的地方，也是值得我們深思與借鑒的一個方面。

　　多種資本相互融合

　　要使政府在股權投資中的引導作用真正發揮出來，必須首先考慮引導模式，解決如何引導的問題，這涉及到基金結構的組成模式。

　　各國政府創業投資引導基金的模式不盡相同，有的是政府占基金的很大比例，民間資本初期占比較小；有的甚至是政府以全資方式組建。比利時GIMV基金開始由政府百分之百控股，后來私人部分逐漸增加到20%左右。蘇格蘭政府創建的股權合伙基金中，民間與官方各占一半。加拿大引導基金也主要是政府與民間的混合，政府投資的基金占整個風險投資基金9%.這些國家的模式大致是政府以一定比例配比民間資本，開始的時候政府所占份額較大，后來逐漸減少甚至完全退出。

　　與其他國家有所不同的是，以色列政府風險投資基金的模式是政府+民間資本+海外資本，是以政府為基礎加上民間與海外資本的“1+2”模式，是三者相融合的股權投資基金。政府參與設立的10個YOZMA子基金，每個大約2000萬美元，通過各種優惠政策引入國外資本，并對符合投資要求的基金再注入40%股份，實現多種資本的相互融合。這種模式不僅增強了資本實力，而且有利于資源的優勢互補。

　　引導投資種子期

　　以色列的“1+2”融合型投資基金在政府引導下具有鮮明特色。投資基金的日常經營運作并不由政府掌控，富有投資管理經驗的機構擁有經營運作權。另外，政府許諾一定時期后會退出，由社會資本以成本價或加一個較小的收益率回購政府股份。

　　政府在建立這樣的混合資本之前，已經明確這種投資基金必須投資于高科技企業的種子期，政府引導基金具有明確的目的性。民間風險投資基金及海外基金都喜歡投資于項目的中后期，特別是已經能看到商業利潤的時候。種子期與導入期對大多數有項目的公司來說是一個具有高度風險的時期，是他們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也是最難引入投資基金的時期。以色列政府通過優惠政策及股權擔保等措施，確保這類基金投資于科技企業初創期，改變了商業性投資基金經常投資于項目中后期的狀況，將投資階段向前推移，從而彌補了傳統商業性投資基金的不足，為以色列科技企業的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