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來被國內企業界視之“無味”的農村市場突然之間卻散發出了充滿誘惑的商機——在政府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強力推動下，每年高達上千億元的巨額財政支持將再造一個空前的農村市場新農村建設蛋糕的香味是如此誘人，然而似乎也縹緲難尋，作為極具政策洞察力和政府決策影響力的經濟學家，其對政策的準確把脈正是最大的商業價值。來自北京大學的五位經濟學家，以學者的敏銳眼光和對政策的高度洞察，為企業的決策者、管理者指引了一條通向新農村建設商機的路徑。

　　在劉偉看來，農村地區的經濟起步需要基礎設施的建設為前提，這將為中國提供一個巨大的投資品市場。同樣，農村巨大的消費品潛在市場亦是如此，技術裝備、基本建設、消費品等行業的企業將掘金新農村建設市場

　　改革開放二十八年來，中國經濟年均增長率達到了9.63%，創造了世界各國經濟增長史上的奇跡。但與此同時，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二元結構特征表現突出。農村和城市間的發展不均衡，不僅有可能在現實經濟生活中引發一系列矛盾，甚至還可能影響中國保持了多年的持續經濟增長。加強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對我們解決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遇到的各種矛盾具有重要意義。

　　其實，早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們就提出過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但當時的農村建設強調的只是農村本身的建設，強調如何改善農民的生產和生活條件以及思想教育等，它和城市的發展是相分離的。目前所強調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是在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國際化和現代化背景下進行的。

　　經濟增長，或者說是以GDP反映的經濟增長率，一度成為衡量中國社會和經濟發展的最重要指標，而通過擴大差別來改善效率，則成為促進經濟增長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但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發展，社會經濟已由貧困狀態穿越溫飽進入小康，社會發展的矛盾更為復雜，發展不均衡帶來的社會問題更為尖銳，公平與效率的相互關系應當如何認識和處理更具不確定性，社會不同利益群體對于社會變革的要求分歧更為深刻。在這種條件下，重視由于經濟發展的不均衡而導致的城鄉差別（尤其是收入差別）及其各種社會及經濟失衡，是我們面臨的新的歷史性命題。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無疑是我們應對新的歷史命題的重大舉措，它對中國經濟的均衡和穩定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首先，它是實現中國均衡的經濟發展的重要保證。雖然中國的高速經濟增長發端于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對于農業生產力的推動，但它根本而長期的動力還是制度創新下的工業化加速進程。伴隨著這一進程而發生的城市化和現代化，客觀上在一定時期內會導致地區間差異（尤其是城鄉差異）的擴大，從而出現地區間經濟發展不均衡的現象。但是應該看到，從全局和長遠的觀點看，這種地區間的經濟差異應該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內，這不僅僅是社會公平的需要，也是中國工業化、現代化進程梯度推進的需要。

　　第二，它是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改善農民生活水平的主要途徑。改革開放以來，從絕對量上看，中國農村居民的收入是明顯改善的，2004年中國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是1978年的5.88倍，增長了488%.但是，農村居民的收入差距卻是擴大的，1978年，中國農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為0.2124，2003年則擴大到0.3763，而同期城市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僅從0.1806擴大到0.3732.農村居民收入間的相對差距仍大于城市。

　　第三，它是擴大內需、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中國的經濟增長，依賴于投資、消費和國際市場三方面的需求。外向型經濟的發展為中國經濟增長做出了重要貢獻，但作為一個大國，我們應該對國內市場予以更多的重視。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無疑會為中國帶來更多的投資和消費需求。

　　第四，它將促進城鄉居民的共同富裕，逐漸完成中國經濟由二元結構向一元結構的過渡。二元經濟結構是發展中國家經濟起飛或工業化加速時期的共同特征。在進入這一時期之前，傳統經濟結構往往是制約經濟發展的最主要因素，而打破舊的均衡使整個國民經濟活躍起來，就成為當時的主要任務。

　　從發展和公平的均衡看，要在保持效率的基礎上提高公平程度，首先是要改善低收入居民狀況，尤其是要通過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轉移，提高農民收入，促進城鄉居民的共同富裕。而這一過程，也是農村人口不斷向城市人口轉化的過程。統計指標“城市化水平”所反映的，正是這一過程在各個時點上的狀態。“城市化水平”反映的并不是人口在地理上的移動，而是他們的生產對象和生產方式。從現代意義上看，“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反映了一個國家從二元結構向一元均衡的過渡。因此從發展上看，中國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要完成的，就是對農村的城市化過程，它的最終結果將是實現了一元均衡的現代化國家。（劉偉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