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親身經歷了除監管機構外的證券市場四大主體中的上市公司、機構投資者和券商之后，楊玉成越發體會到一個完善的公司治理結構對CFO角色的重要性。
在低迷了長達五年之后，中國證券市場迎來了久違的昂揚牛市，股指從最低的998點開始一路攀升到2100點上方。除了房地產、銀行和鋼鐵等主流板塊之外，券商概念也成為投資者追捧的熱點。然而就在一年多以前，那些重金參股券商的上市公司紛紛受其拖累損失慘重。在這個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靠天吃飯的行業中，南方證券、漢唐證券、大鵬證券、亞洲證券、民安證券、武漢證券、北方證券、大連證券、鞍山證券等眾多曾顯赫一時的名字轉瞬變成了過去時。據不完全統計，僅2006年以來就有健橋證券、天同證券、廣東證券、中國科技證券、中關村證券、興安證券、新疆證券、西北證券、天勤證券、昆侖證券等共11家券商被托管或關閉。
然而就在這樣一個曾經如此艱難的行業中，有一個起初并不起眼的中型券商竟然能夠連續八年實現盈利，這就是坐落在東方明珠腳下的東方證券。為此，《首席財務官》雜志專訪了東方證券副總裁兼CFO楊玉成，以探求在這樣一個充滿了巨大的經營風險和內部控制挑戰的行業里，如何能穩健經營卻又不錯失中國金融市場蓬勃的發展機遇的運營之道。
治理結構重于個人角色
一方面是100億美元的QFII行將用盡亟需再度開閘，另一方面是數百億元新基金迅速售罄，相比一年多前眾多券商紛紛轟然倒塌的情景而言，如今的中國股市真可謂“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今年上半年，東方證券實現總收入10.89億元，利潤總額7.45億元，凈利潤5.5億元；經紀業務實現證券交易總額2179億元，股票基金交易總量1312億元，市場占有率1.69%，市場排名第14位，權證交易總量693億元，市場占有率3.69％，市場排名第五位。
“我們在討論證券公司經營績效的問題之前，必須先把目光聚焦在公司治理結構上。”聽起來楊玉成對國內很多券商業績不佳有著自己的獨特見解，“東方證券能夠連續八年實現盈利，當然有著多重因素，但首要一點就是我們公司的治理機構很完善。所謂完善，并不是指有了董事會、股東大會，監事會就完善了，我認為治理結構完善不完善的關鍵在于其能否充分發揮作用，它們絕對不能成為擺設，同時‘三會’要與經營班子之間進行良好的溝通和緊密的合作，互有分工，互有側重，不能拆臺或互相擠壓。這一點我們公司做得非常好，股東與公司之間的溝通很好，董事會的功能很完善，監事會的作用很到位，公司的透明度因此很高，這對公司形成了相互監督又相互依存的狀態，各方面都比較適得其所。”
無獨有偶，北京邦和財富研究所所長韓志國曾經指出券商大面積虧損的六大因素，其中前三個因素都與公司治理有關：
其一就是券商非市場化的企業制度。他們的企業制度都基本復制了國有企業的企業制度。盡管中國股市目前還非常不完善，但已經是一個完全市場化的市場。而證券公司以一種不夠市場化的企業制度去參與股市，那必然會互相排斥，制度的沖突必然會尖銳地反映出來，這種反映最直接的結果就是虧損。目前，證券公司的企業制度離市場的要求還相差很遠，其企業制度、產權制度、交易制度、激勵制度和約束制度等，都離市場經濟的要求相差巨大。
其二是近親繁殖的產權制度。目前券商產權制度的最典型特點就是無約束和無制衡的產權制度，另外股東大會的無機能化問題也非常嚴重。券商每次增資擴股的對象幾乎都是券商做股票主承銷商的公司或是做上市主推薦人的公司，他們之間有著嚴重業務關聯。這種企業本身就是以人身信任為基礎的，而不是以財產約束為基礎的，這是與市場經濟要求相背離的產權制度。在這種產權制度下，既無約束又無激勵，企業的業績好壞和企業老總拿的報酬沒什么關系。而沒有一個明確的產權制度來要求他有一個有效的經營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其三就是行政控制的人事制度。這種人事制度的特點是券商的主要領導都需要由政府任命。現在各證券公司的老總都要由證監會批準。這種審批的方法就使得這些經營管理者沒有更緊迫的為市場負責、為股東負責的緊迫感，在權衡利益之后，證券公司領導人可能會更多地討好行政部門，股東很難罷免老總。現在券商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被納入了行政軌道。
談及這里，就不能不提到東方證券的股東結構。在經過2002年的一次增資擴股之后，東方證券股東名單已經拉長到20家，其中大多是申能（集團）有限公司、上海煙草（集團）公司、文匯新民聯合報業集團、上海久事公司等上海著名公司。相對分散的股東結構，勢必使得東方證券不太可能出現“一股獨大”的國企公司治理痼疾，股東對管理層的干預更多地表現在重大人事調整和投資事項的介入上（事實上，楊玉成恰恰就是兩年多前由東方證券的大股東申能集團從其下屬的上海申能資產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副總經理任上派出到東方證券擔任財務總監的），而在日常的經營運作上，管理層可以完全按照公司治理結構所賦予的職責便宜行事。
“我們的股東大會開得非常認真，管理層和資本方的溝通非常充分。作為管理層的一員，我深知取得資本方的支持具有多么重要的意義。”楊玉成非常坦誠地表示道。
財務帶著業務跑
與大多數行業中業務部門的人對財務知識通常較為陌生迥異的是，證券行業的從業人員普遍對企業財務有較深的理解和把握，在這樣的一個行業特點中，財務與業務的關系該如何處理呢？
“人人都懂財務知識，這可是件大好事兒啊。”41歲的楊玉成爽朗地笑了起來，“財務與業務之間的關系，最關鍵的是工作方式和方法的問題。我認為大家都懂一定的財務知識是非常有利于公司財務工作的開展。歸根到底來說就是有利于雙方的合作和互動，因為對我們公司來說，我們探討的是最大程度的融合，而不是各自為主。那么，在這個大家都知道的經營管理過程當中，財務管理這條線大家都是避不開的，那么大家也都會從財務上面考慮問題，比如說預算的問題、費用的問題、績效考核的問題和成本核算的問題。大家都算得很清楚，有時候你給他算，他還不一定認同呢，但是如果引導得好的話，他不僅可以對財務管理本身形成很好的監督，也可以推動財務管理的效益化，那么對財務這個口子出來的東西，正因為他們具有一定的財務知識，就很容易得到他們的理解，工作也可以很容易的貫徹下去，這樣也就可以有效的推行財務制度，降低財務工作難度。對公司來說，也是一個最好的結果。”
從2004年7月上任伊始，楊玉成把東方證券財務體系重塑的過程分成了兩個主要階段，第一個是穩定工作模式階段，第二個是創新工作模式階段。在這兩個階段中，楊玉成豐富的職業經歷所養成的兩個獨特視角起到了畫龍點睛的作用。
第一個視角是教師的視角
從1986年上海財經大學金融專業碩士研究生畢業以后，楊玉成留校任教長達八年。眾所周知，教書育人最重要的就在于引導，而不是強制。因此，楊玉成給財務部設定的定位非常清晰——“財務管理創造價值”，而整體的財務戰略也在這一定位下順勢而為——“財務工作不僅要服務和服從于公司業務的發展，同時還要引導和引領公司業務的發展。”
“財務部門要充分考慮業務部門的要求，不能單純地限制他，一定要在制度的框架內多為業務著想、幫助業務部門進行管理。比如講預算管理，在預算管理的過程當中，通常我們把預算分為五個階段，預算的編輯、預算的控制、預算的執行、預算的調整和預算的考核。那么在預算的編輯過程中，財務部門都要求業務部門提供編輯預算的依據和詳細的分析，這就反過來促使業務部門把工作規劃制定得更詳細、更有針對性，而不是拍腦袋拍出來的。”
第二個視角是換位的視角
楊玉成在離開學校以后，先后歷任君安證券有限責任公司證券投資部總經理助理，上海大眾科技創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總經理（還曾擔任董秘）、上海申能資產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副總經理等職務。有意思的是，這些公司的背景基本涵蓋了在證券市場四大主體中除監管機構外的三大主體，即上市公司、機構投資者和證券公司。這種獨特的經歷所帶給楊玉成最深刻的東西就是學會了在兼顧不同利益的前提下換位思考，而換位視角恰恰是CFO在與業務部門溝通時最容易達成共識的一種介入方式。
“CFO的價值不在于具體的財務操作，更多的體現在下面幾個方面：第一，對公司業務的發展結合財務的要求一定要有一個通盤的規劃；第二，一定要在資金的運用和把握上面能夠被方方面面所接受；第三，就是一定要加強動態管理；第四，就是一定要有發現風險的能力。這些要求是很高的，需要CFO具有前瞻性的眼光、科學管理的理念，不能按照自身的偏好來做管理，必須按照規章制度辦事，按照董事會的要求、股東的要求做事，對于優先發展哪塊業務、如何控制風險等等，CFO必須要起主導作用，溝通協調能力也必須要強，這都是一個基本的職業素質。這樣就要求CFO需要懂財務，但更需要的是懂業務。”熟稔于證券市場內的各類利益關系和角色的楊玉成在處理與業務部門的關系時顯得游刃有余。
角色的延伸
隨著東方證券財務部門工作績效的明顯改善，騰出更多精力的楊玉成現在除掌管財務部之外，還分管研究所、客戶資產管理中心以及剛剛成立的融資融券業務總部。不久前，在業內影響最大的、由《新財富》雜志舉辦的2006年度研究機構評比中，東方證券研究所獲評為年度“進步最快研究機構”。熟悉證券行業發展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楊玉成新分管的三個部門恰恰是如今質地優良的券商們全力以赴要做大做強的方向。從這個角度而言，楊玉成對業務的介入更加深入了。
這也是東方證券在2004年11月成為全國第四家創新試點券商之后在業務戰略上的調整帶來的結果。兩年前，證監會主要根據贏利能力、資產收益率、客戶保證金安全存管等六大標準將券商劃分為A、B、C、D四類。A類為創新試點券商，東方證券以其優良的經營業績得以和中金、國泰君安、中信等業界巨頭一道入圍18家券商創新試點資格。按照證監會的解釋，這些創新試點券商可優先安排發債、增資擴股、上市融資和以更優惠的條件進入同業拆借市場等，并可在風險可測、可控、可承受的前提下，自主實施各種業務創新和產品創新。
深諳券商定位之弊的中信證券董事長王東明曾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的證券市場從一開始的制度設計就沒有給證券公司的賣方業務預留足夠的空間。一級市場上主要實行集中申購制度，市場上惟一的賣方是證券交易所；二級市場上采用交易所集合競價制度，沒有證券公司開展做市商交易服務的空間。這種制度設計導致證券公司無法通過中介服務賺取更多的利潤，由于監管機構賦予的業務領域太窄，為了爭取更大的生存和發展空間，許多證券公司鋌而走險，盲目開展資金博弈型的業務，買方業務的膨脹也就應運而生，坐莊、委托理財問題的產生不是偶然的。
而有了上述創新試點資格，東方證券顯然沒必要把目光緊緊盯在利差、經紀收入和自營等傳統業務上，因而有著在證券市場內三重身份職業經歷的楊玉成將再一次發揮其重要的作用。
“當然我首先還要繼續扮演好CFO的角色。我認為做好一個CFO主要有六大要素：視野一定要寬、業務一定要精通、掌握的信息一定要全、反應一定要快、溝通一定要到位、執行一定要有力。”不愧是八年教師出身，楊玉成條分縷析的邏輯能力之強讓人驚嘆，“而原本我在這個位置上通常要關注業務運營的五大關鍵點：第一是業務機會何在；第二是決策優化程度如何；第三是潛在的風險在什么地方；第四是內部運行的狀態如何；第五是公司具有怎樣的創造力。可以說，盡管現在職責更多了，而我認為上述五個關鍵點并沒有發生變化。”
東方證券董事長王益民在“東方證券2006年下半年的投資策略會”上曾表示：“證券公司的本質就是管理風險，任何一項新的產品、新的金融工具的運用，對于證券公司來說首先要拋售的是風險如何管理，融資融券作為一個對市場有促進作用的新產品、一項業務，對于證券公司來說同樣有一個風險管理的話題。包括我們公司參與了整個融資融券方案的設計、討論，包括公司內部對融資融券各項工作都是非常到位的，這里面最核心的一點是，如何管理由融資融券業務所帶來的新風險，這方面我們有很多措施。我們在方案設計的時候以及各條業務線準備的時候，還有將來實際推行的時候，我們都會把業務的開發和風險管理同步進行，這點我們已經按照這個方向在做了，會給證券公司帶來新的風險，但是我相信通過我們自己的努力，完全能管理住。”
顯然，接掌融資融券新業務的楊玉成在兩年多的CFO角色上沉穩與老練的出演已經給了王益民足夠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