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喜慶的中國傳統春節臨近，可浙江溫州市中小企業促進會會長周德文的眉頭卻沒有完全舒展，許多企業界朋友來電，詢問新的投資渠道在哪里。

　　讓周德文思考的事情，也是大多數中國民營企業家關心的事情，那就是龐大的、無法統計的中國民間資本的流向。

　　大多數彷徨的投資者們聽到了漸近的2010年春天的步伐，卻還在苦苦尋找民間資本的春天。

　　“電話那邊的聲音都比較沉重。”周德文說。近一年多來民間資本跌跌撞撞的遭遇，讓這位長期為中小企業奔走呼吁的學者型會長陷入困惑。

　　眾所周知，中國民間資本在境外的處境并不樂觀。2008年，俄羅斯“灰色清關”事件讓溫州市民資損失數十億元人民幣；溫州民間資本在迪拜的樓市被套資金達十幾億元人民幣，資產大幅縮水。

　　事實上，對民間資本打擊最大的是境內的山西煤炭資源整合。浙江商人在盛產煤炭的山西省投資450多家煤礦企業，投資總額超過500億元人民幣，幾乎都是民間資本。

　　投資者沒料到的是，山西省去年對煤炭產業的一場大整合，給他們帶來了巨大沖擊。

　　“一位溫州人在山西臨汾購買了一座年產30萬噸的煤礦，投入2億多元人民幣，在整合中被評估后資產價格大幅縮水，不及投資成本的三分之一。”周德文說。

　　溫州是中國民營經濟發育最早的地方之一，也是民間資本擴張最迅猛的區域之一。早在2001年，大批溫州人就投入近2000億元人民幣，組團進入北京、上海、杭州購房。

　　2002年，中國能源緊缺，煤炭價格飛漲，溫州民間資本流向山西，收購山西省半數的煤礦；當棉花減產、棉價上升時，溫州30億元人民幣民間資本進入新疆收購棉花；2007年，石油漲價，50億元人民幣的溫州民資進入中國西部收購油井；近一段時間，海南島又吸引大量民間資本前去投資。

　　30多年的改革開放讓中國人積累了無法統計的民間資本，可這些財富卻為持有者帶來了不小的困擾。

　　以浙江省為例，據多個機構調查，當地民間資本近1萬億元人民幣，浙江人極強的投資意識加上資本逐利的本性，讓民間資本的擴張格外引人注目。“沒人愿意把錢存在銀行，因為他們認為那樣是不劃算的。”周德文說。

　　然而，近一年來的民間資本在國外以及境內受到的多次打擊，讓資本所有者在尋找新投資目標時感到彷徨不安。

　　“巨量資本如果找不到好的出路，就很容易流失。”在杭州市一家大型房地產開發公司擔任副董事長的朱新風說。

　　不久前，一起集資詐騙案的判決讓朱新風印象深刻。涉案人、年齡不到30歲的浙江東陽人吳英，因集資詐騙數億元人民幣，被判處死刑。

　　“吳英案充分暴露出民間資本需要尋找出路的現實狀況，吳英本人也利用民間資本的這種需求，用高息回報完成了自己的犯罪過程。”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政府官員說。

　　中國東部沿海的福建省、浙江省在過去30年間，不斷積累的民間資本由于沒有投資渠道，有相當一部分以“地下錢莊”、民間“臺會”、民間借貸或集資等形式出現，在合法與非法間進退游離，吳英案無疑是這一形式的延續。

　　面對“地下金融”市場的存在，中國政府正在不斷開放農村金融市場，引導民間資本參與小額貸款公司、村鎮銀行的組建，然而在準入門檻與激勵機制方面還有調整的空間。

　　朱新風說：“民間資本投資渠道不足的現狀，還導致一部分閑置資金流向賭市，最終有去無回。”

　　浙江省民間資本在中國乃至全球投資活躍，尤其是溫州市的民間資本被人們用一個“炒”字來形容，如炒房、炒煤、炒棉、炒礦、炒石油等。

　　現在投資者已感覺到，民間資本集中時間對某一行業、某一地區的擴張性流動，雖然是市場選擇的結果，但確實存在著極大的盲目性，風險難以控制。

　　浙江省政協委員薛佳平認為，政府可以考慮盡快出臺鼓勵民間投資的產業指導目錄，制定“民間投資促進法”，引導民資沿著制度化的政策路徑與資金需求方實現有效對接，遏制民間資本盲目運作。

　　“民間資本的出路還在于轉型，比如進入創投領域。”周德文說。溫州市不少民間資本對設立創投公司、基金項目興趣都很濃厚，當地有超千億元民資進入創投領域，涉及300多家創投機構。

　　杭州市就在全國較早地設立創業投資引導基金，引導民間資本創辦創業風險投資企業，投資符合產業導向且處于初創期、種子期的企業。

　　“杭州市已成立的百余家創業風險投資企業所管理的百億元資本總量中，民間資本占據近7成，成為杭州市創業資本的主要來源。”杭州市政府官員王晚霞說。

　　多個研究人士指出，中國經濟在2009年雖然出現回暖跡象，但主要是依靠政府投資與信貸拉動的結果，這顯得單一而不穩固。未來形勢能否持續向好，民間投資的大規模重啟顯得非常重要。

　　早在2009年初，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一次高層論壇上指出，中國應對金融危機的措施不僅僅是四萬億元經濟刺激計劃，財政投入還要帶動社會投資，特別是民間投資，“我以為這是更為重要的”。

　　“事實上，現在民間投資積極性還沒有恢復，顯得十分乏力，增速也遠遠低于政府投資。”浙江省一位政協委員指出。

　　一些地方政策的多變，也讓民間資本迷惘。以公路投資為例，以前許多地方民間資本可參與投資，政府相應給投資者收益回報。可近年來，有的地方退回民營企業已有投資，讓人聯想到了近一段時間熱炒的“國進民退”現象。

　　更多人認為，政府有必要進一步放寬民間資本的準入門檻，健全民間投資的服務體系。

　　2009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部署中小企業和民營資本的發展時，就強調要增強非公有制經濟和小企業參與市場競爭，放寬市場準入，保護民間投資合法權益。

　　隨著“后金融危機”時代到來，龐大的中國民間資本在為自己尋找出路的同時，在增強中國經濟增長內生動力等方面，也應該有更大的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