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民營企業創新“四千精神”——千方百計提升品牌，千方百計保持市場，千方百計自主創新，千方百計改善管理 

　　改革開放30年，民資“發動機”強力領跑浙江經濟。

　　1978年，浙江地區生產總值123億元，列全國第12位，人均GDP331元，列全國第16位。而到2008年，浙江地區生產總值21487億元，人均GDP42214元，兩項指標均列全國第4位。

　　浙江經濟發展水平快速提高的背后，是省內民營經濟的迅猛崛起。正如習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時所指出的，民營經濟是浙江經濟的“發動機”。

　　那么，這臺“發動機”是如何造就的？

　　源自草根而力爭上游

　　1980年12月11日，溫州發放了我國第一個個體戶營業執照。這之前，浙江私營企業數量為零。到2008年底，浙江私營企業總量已近51.8萬家，注冊資本金1.08萬億元，個體工商戶近190萬戶，資金數額近740億元。

　　2008年，民營經濟占全省GDP總量超過70%，還創造了全省60%的稅收、76%的外貿出口、90%以上的新增就業人口。涓涓細流，匯成浩瀚江海。回顧浙江的一些“明星”民營企業，雖然其初創之時占位不高，但從未甘居下游。

　　中國最大的汽配生產企業萬向集團，30年前原本是杭州市蕭山縣寧圍鎮農機廠。上世紀70年代末工廠終于可以進入國營公司包銷計劃，但是廠長魯冠球卻提出從農機配件向汽車萬向節轉型。

　　當時的全國汽配市場風行“價格戰”，魯冠球率先打出“質量戰”、“服務戰”大旗，挑戰當時“出廠概不退換”的理念。有一年，蕪湖客戶發來一封退貨信，魯冠球拍著桌子要求全廠銷售人員跑遍全國客戶，把發現不合格的產品全部退回來，賣給廢品站。

　　如今這家企業不僅占據了國內65%以上的汽車萬向節市場，而且還從田野走向世界：1984年公司出口第一批汽車萬向節，如今已經在國外設立、并購、控股了31家公司，經營收入中有1/4來自海外市場，實現了“在洋人的土地上，用洋人的資源，做洋人的老板，賺洋人的鈔票”。

　　2009年4月，萬向集團動工建設年產1000輛純電動客車產業化項目和年產10萬套電動汽車用鋰離子動力電池系統。而從1999年起，萬向就開始研究零排放汽車，所掌握的純電動車技術可使電池壽命超過25萬公里，單次行駛里程達200公里。

　　浙江正泰集團如今已經是中國最大的低壓電器企業，但在1984年7月，正泰集團的前身求精開關廠創辦時，資產總額只有5萬元，年銷售收入1萬余元以及職工5名。企業身處的溫州市樂清縣柳市鎮也一度以充斥著假冒偽劣低壓電器而“聞名”全國。

　　1990年國家七部委開展了大規模打假治劣活動，矛頭直指柳市鎮。求精開關廠卻以拿到全縣第一張生產許可證的資質，脫穎而出。如今的正泰集團手握400多項專利，與國際龍頭企業呈鼎足而立之勢：2005年與通用電氣(GE)合資，2009年又在與施耐德的跨國訴訟中獲賠1.6億元。在新能源浪潮中，這家企業又悄然布局，興建了填補國內空白的太陽能薄膜電池工廠，2009年6月在寧夏石嘴山啟動了100兆瓦的光伏并網發電項目。

　　浙江少有實力雄厚的大型國企，缺乏專家云集的高校院所，也很少得到國家的投入，但是科技型中小企業的數量，專利的申請和授權量以及申請到的國家中小企業創新基金卻名列全國前茅。力爭上游，不斷創新，是浙江民企在市場經濟的大浪淘沙中脫穎而出的關鍵。

　　尊重首創而不放任自流

　　如今的義烏小商品市場已經發展為世界最大的商品批發市場。2008年全年市場總成交額492.3億元，各類小商品出口到全世界215個國家和地區。而在1982年，義烏當地的地攤集市還是政府屢次查禁的對象。

　　改變始于一位農婦與一位縣委書記的“爭吵”。當年5月的一天，當時42歲的馮愛倩在政府大院門口攔住了縣委書記謝高華，責問道：“老百姓生活這么苦，擺個地攤還要提心吊膽，政府還給不給我們一口飯吃？”兩人隨后又在辦公室里爭論開來。最后，謝高華告訴馮愛倩，放心回家擺地攤，有關部門不來查你們。

　　爭論之后，義烏縣委、縣政府經過幾個月的調查研究，大膽決策：允許農民經商，允許從事長途販運，允許開放城鄉市場，允許多渠道競爭。從那時起，義烏換了八任市(縣)委書記，但是“興商建市”的戰略始終沒有動搖。

　　尊重人民首創精神，是改革開放的基本指導思想和深刻歷史啟迪。義烏市場的繁榮之路則是這一精神的真實寫照。至今義烏人民還沒有忘記老書記謝高華，而謝高華說，他所做的僅僅是尊重了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順應了民心。

　　尊重人民首創精神同樣需要與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結合起來。在義烏，歷屆黨委政府既尊重人民群眾的創造發明，又對經濟發展的步伐采取有力的引導。著名的義烏小商品市場萬商云集，但是產權卻始終掌握在政府控股的國有企業手中，政府始終把握了市場資源的調控權。

　　而面對國際金融危機，義烏市場也交出了不俗的答卷。今年上半年，義烏市場實現成交額222.71億元，同比增長12.85%。義烏市委書記吳蔚榮說，早在2007年初，義烏市委、市政府就針對一些領域產能過剩、外貿結構雷同的現象，居安思危，抓好產業創新、提升工作。事實證明，產品創新多、渠道更新快的企業，在金融危機中沒有受到太大影響。

　　趨利本性決定了市場主體的良莠不齊。浙江的政府部門始終采取“潑去臟水，留下孩子”的做法，保護微弱的發展新芽。仍以柳市鎮低壓電器的興衰為例，20世紀80年代全國查出的170萬件偽劣低壓電器中，一大半來自柳市。1990年6月，國務院七部委為了整治一個小鎮的市場秩序而專發紅頭文件，一下子就有1000多家工廠關門歇業，數百個營業執照被吊銷。

　　但是，浙江省和溫州市的領導始終認為，“發展是硬道理”，打假并不是對這個產業一棍子打死。他們調查后發現，柳市低壓電器質量不過關，重要原因是民營企業拿不到按計劃配給的白銀，只能用白銅替代。為此，他們一方面積極配合打假行動，另一方面設法審批到幾十噸白銀，延續了柳市企業的正常生產。

　　回顧浙江民營經濟的發展軌跡，在民營經濟發展初期，各地政府都千方百計支持其發展，隨著民營經濟的活躍，各級政府根據實際情況予以扶持和引導，但是在關鍵問題上決不放任自流。浙江省省長呂祖善曾經在一次安全生產工作會議上指出：政府對企業不能哄著捧著，既要依法支持扶持企業發展，也要依法要求它們承擔社會責任。

　　從“四千精神”到新“四千精神”

　　30年來，浙江經濟從低起點起飛，走出了一條民營經濟迅猛發展的路子。經濟發展路徑的選擇，背后文化的因素不容小覷。

　　浙江省發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長卓勇良研究員對浙江社會的精神氣質作過一番探究，他統計了全國30個省市1978－1995年的農業復種指數，浙江農業復種指數平均高達250.6，列全國各省份第一。耕地面積恒定，復種指數越高，意味著全年勞動投入愈多，長時間勞動讓浙江農民養成了勤勞堅韌的個性。

　　而浙江又是一個“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地區，較少的人均耕地使浙江農民形成了集約經營方式。一分耕耘，一分收獲，浙江人由此養成了比較務實和講求功利的性格，他們感受到一分勞動加一分經營，才能有一分報酬，富裕生活來自于勤勞和精明。

　　有史料記載，唐朝以后，浙江就成為全國重要的賦稅繳納地區。明朝嘉靖年間，浙江以占全國7.7%的人口，繳納全國9.6%的米麥。到了清朝，浙江以占全國6%左右的耕地，7%左右的人口，繳納10%左右的銀兩和16%～30%左右的糧食。

　　但由于清代人口激增以及近代多場戰亂等原因，浙江一些地方很快從富裕陷入貧窮。由于貧窮是短期內較快形成的，因此浙江人具有較強烈的關于富裕的記憶，沒有心甘情愿地接受貧窮。長期以來求生存求發展的實踐使得浙江人形成了依靠聰明才智和專業技術外出謀生的傳統，如寧波裁縫、東陽木匠、永康五金匠、青田石雕匠，一股股工匠大軍使浙江成為“百工之鄉”。

　　因此，有著強烈脫貧致富愿望的浙江人，一旦沐浴改革開放的春風，便毅然投身市場大海，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先行者。為了擺脫貧困，浙江人跑遍全國，干起了許多人瞧不起的“下等活”。20世紀80年代中期，臺州地區就有10多萬“豆腐大軍”活躍在北京城鄉，全省外出到全國各地打工經商的就達200萬人。

　　而現在活躍在經濟舞臺上的浙江“大老板”們大多出身貧寒，補皮革、彈棉花、做裁縫、打鐵是他們創業的起點。他們可以白天當老板，晚上睡地板，“不怕沒有飯，只怕沒事干”。在這種社會價值觀和事業觀的支配下，他們中很多人最終走向成功，也在浙江社會養成了“走遍千山萬水、說盡千言萬語、想盡千方百計、嘗遍千辛萬苦”的四千精神。

　　而在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不斷加深的2009年上半年，浙江的個體從業者創業熱情依然高漲。據浙江省工商局統計，全省新登記個體工商戶近22萬戶，新增企業近5萬家。對此，浙江省委書記趙洪祝總結提出，當前浙江民營企業亟待發揚新“四千精神”——千方百計提升品牌，千方百計保持市場，千方百計自主創新，千方百計改善管理。以立志創新的新“四千精神”引領，努力推動經濟轉型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