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本文分析論證了我國目前收入分配領域出現的問題以及產生的根源，提出必須合理調整收入分配關系：有效合理地調節過高收入；擴大中等收入者群體比重；切實提高普通勞動者的收入。

　　論文關鍵詞：兩個比重 居民收入 勞動報酬 初次分配

　　我國改革開放走過了30多年的歷程，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不得不承認，我們的改革還有未到位的地方。其中，如何進一步改善民生將是未來改革必須要面對的一項重大課題。“十二五”正是能否順利解決這一重大課題的關鍵時期。五中全會明確提出，要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須合理調整收入分配關系。近年來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拉大，超過了合理的界限，制約了經濟健康有序發展、影響了社會穩定。

　　一、目前我國收入分配領域出現的問題

　　1、基尼系數超過國際公認的警戒線

　　國際上通常把基尼系數作為衡量收入差距的重要指標，目前我國基尼系數約為0.47。一般認為，當基尼系數處于0.4—0.5，表示收入差距過大，超過0.5則意味著出現兩極分化。而國際上通行的是把0.4當作市場經濟國家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指標。據此衡量，我國目前收入差距過大已是不爭的事實。

　　2、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問題

　　改革開放以后，為將有限的資源配置到發展條件比較好的地區，國家把經濟、社會發展重點放在東部沿海地區，實行區域非均衡發展戰略，對東部沿海地區實行投資、財稅、信貸、外貿外資、價格等政策傾斜，打破了地區發展上的平均主義。2009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浙江、江蘇為24611元、20552元，而西部省份甘肅、貴州，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才12060元、12862元，前者幾乎是后者的2倍。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浙江10007元，貴州3005元，前者幾乎是后者的3倍。

　　3、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問題

　　根據國家統計局調查數據，從1985年到2009年，我國居民收入的城鄉差距由1.86倍擴大到3.33倍。如果算上公共服務方面的差距，這個比例將進一步擴大到1∶4以上，這成為我國貧富分化的主要原因。2009年上海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12324元、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28838元，同為直轄市的重慶的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4621元、城鎮居民人均純收入15749元。可見在城鎮居民內部差距、農村居民內部差距、城鄉居民之間差距中，城鄉差距最大。

　　4、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問題

　　行業間收入分配差距主要是指城市內部不同行業從業人員的收入差距。如電力、電信、鐵路、民航、煙草等壟斷行業職工平均工資與全社會職工平均工資的倍數關系為1.52至2.53倍。2008年，行業最高工資與最低工資的差距擴大到42346元，職工平均工資最高行業與最低行業的差距為4.37∶1。如果再加上工資外的優厚的福利待遇，這一差距還會更大。

　　二、我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形成的原因

　　1、社會轉型、制度變革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基本原因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正是我國社會轉型和制度變革時期：基本經濟制度轉變為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經濟體制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分配制度轉變為以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市場經濟競爭性導致的居民收入形成差距是難以避免的，我們要在承認拉開差距合理性的同時，糾正差距過大和防止進一步擴大的趨勢。

　　2、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與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存在是收入分配差距拉開的客觀原因

　　由于各地區位置、自然資源條件等差別很大，造成區域之間經濟發展極不平衡，明顯地呈現出東、中、西階梯式發展的格局。我國作為一個二元經濟結構國家，現代經濟部門與傳統經濟部門并存，長期存在的城鄉分割是原有體制的遺留。只要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存在，城鄉居民間收入差別就會不可避免地存在。

　　3、政策失衡、公共服務用品分配不合理是分配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

　　分配問題并不單單是經濟領域的問題，也受到很多政策方面的制約。城鄉不同的發展政策以及城鄉居民的不平等待遇，如“剪刀差”、“戶籍制度”等的實施，拉大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再如社會保障問題，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存在保障覆蓋面窄、保障水平低的問題，對社會困難群體的保障力度不夠。據統計，在城鎮就業人員中，養老、醫療保險參保率僅為62%和60%，農民工參加養老和醫療保險的不足20%和31%。

　　三、提高兩個比重，縮小收入分配差距

　　要改革和完善我國的收入分配制度，最根本的要靠改革和發展生產力，努力把財富“蛋糕”做大，才有進一步考慮如何把蛋糕分好的可能。而現階段，基于我國國情，改革取向可以簡單概括為：“調高”、“擴中”、“保低”。

　　1、有效合理地調節過高收入

　　在改革開放政策的鼓勵下，一部分人抓住機遇、勇于開拓，通過發展個體和私營經濟等方式，率先富了起來。對他們的合法收入應該依法予以保護，同時也必須進行必要的調節。這是促進分配公平、縮小社會成員收入差距的必然要求。但必須強調的是，“調高”不是簡單的“抽肥補瘦”、“劫富濟貧”，更不是“均貧富”，而是要通過稅收等手段，使高收入群體的一部分財富交給國家，用于二次分配。比如開征房產稅和物業稅，完善個人所得稅。

　　2、擴大中等收入者群體比重

　　經驗證明，在一個社會中，中等收入群體的發展壯大有助于社會穩定。而目前，我國中等收入者數量偏少，所占比重過小。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十分重要的就是推動農業勞動力向非農行業轉移，提高他們的收入水平。改革城鄉二元結構，穩步推進進城農民逐步融入城鎮，讓更多從農村轉移出來的人口進入中等收入者行列。

　　3、切實提高普通勞動者的收入

　　目前我國分配格局中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與政府、企業所占比重相比較低且呈下降趨勢。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與土地、資本、技術、管理等要素所占比重相比較低，出現企業收入增長較快，居民最少的格局。90年代初到2005年的《中國統計年鑒》數據表明，初次分配中，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由68%降至60%，政府和企業由16%和16%升至17%和23%。在絕大部分百姓的收入來源都是勞動收入的情況下，解決分配問題，首先要切實提高普通勞動者特別是一線勞動者收入，使勞動者工資增長與國民經濟增長和企業利潤增長相匹配。在2010年全國勞動模范和先進工作者表彰大會上，胡總書記強調要“不斷增加勞動者特別是一線勞動者勞動報酬”、“讓廣大勞動群眾實現體面勞動”。這既切中了分配不公問題的要害，又指出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關鍵。

　　經濟運行中的矛盾和問題，社會發展中不協調的因素，都會在收入分配中體現出來。調節收入分配，是以共同富裕為目標，使全體人民享受到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成果。解決好收入分配問題，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任務，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然要求。

　　參考文獻：

　　[1]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08[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9：17.

　　[2]李忠健。我國現階段收入分配差距問題探析[J].改革與戰略，2009（5）.

　　[3]李紅艷：增加我國居民財產性收入的理論探討[J].理論導刊，2008（6）.

　　[4]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二卷）[J].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