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來，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2010年前兩個季度的GDP增長已經超過日本穩居世界第二；然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我國居民的勞動報酬呈現出不斷下降的趨勢，在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下，為我國經濟的健康持續發展增添了幾分不穩定因素。本文從我國的基本分配制度入手，剖析我國勞動報酬不斷下降的原因，并提出相應的對策。

　　關鍵詞：勞動報酬；所占比；國民收入；兩極分化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國的經濟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經濟總量在2010年已經超過日本穩居世界第二，綜合國力顯著增強，人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然而，在經濟不斷增長的同時卻蘊藏著不小的危機。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在GDP不斷增長的同時，勞動者的勞動報酬卻在呈現出不斷下降的趨勢，嚴重影響了勞動者的勞動積極性。此外，2008年在國際金融危機浪潮的沖擊之下，我國經濟面臨著由外向型經濟向擴大內向型經濟轉變的迫切任務；然而，勞動報酬的持續下降，導致居民的購買力低下，進而造成內需嚴重不足。因此，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提倡我國經濟今后要實現包容性增長，讓更多的人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1 勞動報酬所占比的界定

　　學術界關于勞動報酬的界定大致有兩種：一種是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所闡述的按勞分配；另一種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制度共存中的“按勞分配”。馬克思認為：“按勞分配是指在商品經濟消亡的條件下，自由的個人組成聯合體，勞動者在這個聯合體內進行勞動，向社會提供勞動；再由社會直接實行個人消費品的分配。”而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中的“按勞分配”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生產資料和以勞動為謀生手段的勞動者相結合的過程，是勞動者在向公有制企業提供勞動，而獲得的勞動報酬。所謂勞動報酬是指勞動力要素所有者所獲得的工資收入，它一般由貨幣工資、實物報酬和社會保險三部分組成。本文所說的勞動報酬主要是指勞動力作為生產要素所獲得的收入。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是國民收入直接與生產要素相聯系的分配，它是指企業單位內部的分配，其依據的主要是效率原則，即根據各生產要素在生產中發揮的效率帶來的總收益多少進行的分配，高效率獲得高回報。提高勞動者所占比是指勞動力要素在企業單位內部分配中所獲得的收益份額。

　　2 勞動報酬所占比下降的成因

　　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正處在初級階段，這一基本國情就決定了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照馬克思的觀點：生產決定分配的基本原理。我國的分配制度就必然是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這種分配制度能夠促進資源的優化配置，激發起勞動者的積極性。由于其具有內在的缺陷，它在促進經濟增長，打破“大鍋飯”的同時，也為收入差距的進一步拉大埋下了伏筆。

　　2.1 按勞分配為主體在運行中的困境

　　按勞分配理論是由馬克思提出來加以科學闡述的。馬克思認為：“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而生產條件的分配，則表現為生產方式本身的性質。”即生產決定分配。在馬克思看來，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是在商品經濟消亡條件下，生產資料歸全體勞動者共同所有。勞動者在這樣的所有制條件下進行勞動，并向社會提供自己的勞動成果。將勞動者所提供的勞動產品，扣除用來計算消費掉的生產資料部分；用來擴大生產的追加部分；用來應付不幸事故、自然災害等的后備基金或者保險金部分，剩下的部分則由社會直接對個人消費品實行分配。在這樣的分配制度下，工人生產出來的產品不會拿到市場上進行交換，因而就不會產生剩余價值，也就不會發生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的資本積累，這樣一來，勞動者的勞動報酬所占的比重自然就會很高。按照馬克思的設想，它是在資本主義充分發展、生產力高度發達，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后的成熟階段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必然結果。然而，歷史的發展卻事與愿違。1917年十月革命的爆發，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建立了世界上首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那一刻起，就注定了社會主義首先是在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中取得勝利。在這樣落后的國家如何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實行怎樣的生產方式？列寧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家們進行了艱苦的探索。實踐證明，在生產力極度落后，資本主義沒有經過充分發展的社會主義國家，完全照搬馬克思關于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分配方式，嚴重脫離了社會建設的實踐，造成社會資源的浪費。這極大地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這一深刻教訓讓我國的政治領導層的頭腦越來越清醒。在這之后的黨的歷屆重大會議，都提出要建立健全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完善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眾所周知，要想建立這樣的基本經濟制度，在宏觀上就必須建立起市場經濟。于是，在1992年，我黨又明確提出要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各個市場主體憑借其生產要素的投入，參加市場競爭和資源的配置。在市場的洗禮中，市場上得意者的財富，猶如雪地中的雪球越滾越大；而失意者的財富，則如溫室中的冰塊越融越小。在私有制下，任憑政府“隔靴搔癢”似的百般弄舞，也難以粉飾和彌合這一日趨擴大的鴻溝。在馬太效應的作用下，我們在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的同時，就必須堅持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通過對公共資源的占有和控制，不斷強化國家的宏觀調控，實現國家對國民收入的再分配。江澤民同志在十四屆五中全會閉幕時講到：“如何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一是在社會總資產中要保持國家所有和集體所有的資產優勢；二是國有經濟在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部門和關鍵領域占支配地位；三是國有經濟對整個經濟的發展起主導作用；四是公有制經濟特別是國有企業要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不斷發展和壯大自己。”

　　這樣的出發點是為了更好地引導市場的自發行為，促進經濟發展的公平與效率的統一，在缺乏必要的制度和法律的監督下，這樣原本善意的出發點發生了扭曲。在20世紀末21世紀初的國企改革中，強調國有經濟要進行戰略調整，實行抓大放小，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方針。國有企業要從第三產業或者普通行業中退出，對于關系國計民生的行業要強調其控制地位（實踐中某些行業實際上已經達到壟斷地位），在客觀上，使在國有企業或集體企業中從事勞動的勞動者人數與在非公有制企業中的勞動者人數相比不斷減少。這就使公有制經濟對國民收入分配格局調控的影響范圍不斷縮小。此外，在實踐中許多國有企業實為壟斷企業。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后，政企不分；在相應的規制措施缺失的條件下，部分壟斷企業憑借著他們所掌握對資源的分配權，在市場競爭中獲得巨額的壟斷利潤。通過企業內部的初次分配，使得這些國企職工所獲得的勞動報酬遠遠高于社會勞動報酬的平均水平。從而在客觀上，就造成其他行業尤其是非公有制企業中的勞動者的勞動報酬相對下降。

　　總之，按勞分配為主體，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對于引導市場的自發行為，調節國民收入再分配的公平絕對是有必要的；但是由于相關的配套改革措施的滯后，使得這一原本善意的出發點與實際的結果大相徑庭。

　　2.2 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缺陷

　　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在我國主要是指生產要素的分配并存。近年來，隨著改革開放，特別是市場經濟的發展，按生產要素分配逐漸進入分配領域。生產要素主要是指物質資料生產所具備的基本要素。它包括勞動力、土地、資本、技術和企業家的經營能力等諸多要素。按生產要素分配，要素的所有者根據其所投入的要素取得相應的報酬或收益，報酬和收益的多少取決于各要素的實際貢獻大小，使收入與各要素的實際貢獻緊密相聯系。然而，在經濟運行的過程中，各種生產要素則是依據在市場中的稀缺程度來獲得報酬和收益的分配。在馬克思看來，勞動創造價值，而資本、土地等其他要素本身并不創造價值。只有勞動者運用自身的勞動將這些生產要素運用于生產過程中，才會創造價值。據此，按照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基本原理，勞動者所獲得的勞動報酬應該遠遠大于生產要素的投入所應該獲得的報酬。可是，在實際的日常生活中，卻是勞動力的供給遠遠超過了市場的需求；在價值規律的作用下，造成了勞動力價格的下降，進而勞動報酬也就自然而然的不斷下降。例如，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大學生的擴招、國企職工的下崗等因素，在客觀上成為了勞動報酬不斷下降的催化劑。相反，從土地、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來講，它的供給就遠遠不能滿足經濟發展的需要。因此，相對于勞動力來講，它就具備了相應的稀缺性，在報酬和收益的分配過程中，它的擁有者就自然占據了主導地位。故報酬與收益這個天平就逐漸向其他生產要素傾斜。

　　此外，就社會經濟運行的微觀層面而言，在眾多非公有制企業中，企業主憑借他手中所掌握的資本，牢牢掌握著對勞動力的使用權。當勞動者創造出利潤后，一部分用于企業主的個人消費；另一部分用于對生產資料的追加，來進行擴大再生產。隨著勞動資料的減少，相應的勞動量也就隨之而減少。企業對勞動者的需求也就隨之而減少，在實踐中一般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在這種情況下，企業主會盡力去壓低勞動的勞動報酬，以便節省可變資本用于對不變資本的追加；另一種情況則是雇主在企業內部進行裁員，以便節省更多的可變資本。當企業經過裁員的激烈陣痛后，剩余的勞動者所創造的剩余價值，企業主又會將其一部分用于對生產資料的追加，進而又一次造成對可變資本需求的減少。如此，循環往復，勞動者的勞動報酬就會逐年降低，甚至會出現勞動者的失業。因此，也就可以解釋為什么會出現目前勞動者的勞動報酬逐年下降，而企業收入不斷上升的局面了。

　　總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其分配制度是按生產要素進行分配。由于它具有累積效應，會造成占有它的私營企業主的財富的積累與勞動者貧困的積累。因此，貧富的兩極分化是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

　　3 提高勞動者報酬的途徑

　　按生產要素分配其實質是效率原則的體現，它有利于解放生產力，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促進經濟的發展；但是它在講究效率的同時卻忽視了公平，給我們帶來了極大的社會問題。鄧小平曾講到：“效率與公平二者缺一不可。如果只講效率，不講公平，社會雖然擁有很多財富，但是由于分配不公，財富掌握在少數人手中，大多數人則只能受窮，兩極分化嚴重，貧富差距懸殊，這樣的社會不可能是社會主義社會，而只能是剝削階級統治的社會。”因此，在經濟取得巨大成就的今天，要保持社會主義建設的方向，就必須更加注重公平。筆者認為：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一方面，是與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相適應的，我們必須堅持；另一方面，它本身又存在某些缺陷會導致收入分配的擴大。因此，我們必須采取一系列措施來彌補它的缺陷。

　　3.1 加強稅收調節功能

　　目前，我國在對個人收入的稅收調節方面，只規定了個人所得稅的超額累進稅率，起征點定在2000元；而且與之相適應的個人財產稅并未開征。表面上似乎稅收不斷增加，調節功能不斷增強，但是實質上上繳的個人所得稅主要集中在工薪階層，這在客觀上又會促使勞動報酬的再次拉大。筆者認為：應該隨著經濟的增長，將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隨著經濟增長的比例調高，并且逐步開征遺產稅，保證讓更多的勞動者享受經濟發展的成果，讓富人多交稅。

　　3.2 建立健全集體工資協商制度

　　所謂集體工資協商制度是指工會代表職工與資方談判并確認一個勞動報酬的標準，并報相關勞動行政主管部門備案；資方與勞動者之間再以這個標準為基礎進行談判確定最終的勞動報酬。這一制度的最大優點在于可以克服單個個體對抗整個集體的無力局面，增強勞動者與資方的博弈能力，使勞動者所獲得的勞動報酬得到制度上的保障。

　　這一制度在國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非常流行，然而在國內卻被某些學者認為會嚴重破壞社會經濟秩序，影響經濟的發展而被束之高閣。筆者認為：這是一個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相統一的科學發展問題。集體工資協商制度在目前看來或許會增加某些勞資雙方的對抗性因素，一些地方政府可能會損失些引進外資的機會；但是通過某些對抗可以使勞動者增加自己的勞動報酬，增強自己的消費能力，從而有利于我國擴大內需，實現經濟的成功轉型。從眼前看，可能會損害一部分資方利益，影響GDP的快速增長；但是從長遠來看有利于讓更多的人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實現經濟的包容性增長。即便有些對抗性因素，只要我們通過立法、執法加強引導和規范，就可以使其破壞性控制在最小的范圍。

　　總而言之，在建立健全集體協商工資制度的過程中，必須強化工會的作用，增強工會的獨立性。例如，在沒有設立工會的企業里，引導企業自發的組建工會；出臺各種行政法規，可以將設立工會作為此行業的準入門檻；工會主席由第三方或者職工提名，再由職工代表大會進行選舉，其薪酬由政府財政負擔。這樣將工會主席民主化、職業化，才能更好維護職工的權益。

　　3.3 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

　　社會保障體系是政府向社會成員提供公共產品服務的一部分。其主要目標是為了保障社會成員的最低生活標準，在公民年老、疾病、喪失勞動力的情況下，有從國家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然而，現實的情況卻是我國的社會保障覆蓋面很窄，保障項目極其有限。一些經濟學家們認為：目前我國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仍然很低，如果照搬西方的社會保障體系，一方面會使國家財政負擔嚴重；另一方面可能會出現像西方發達國家那樣的養懶漢的狀況，從而會回到過去“大鍋飯”時代。筆者認為：這些經濟學家們的觀點站在改革開放頭二十年的角度來看并非無道理；但是近十年來，我國經濟增長迅速，尤其是2010年前兩個季度經濟總量已超過日本穩居世界第二，上半年的財政收入相當于2007年全年的財政收入總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勞動報酬的數量不斷下降，內需持續低迷。如果再以過去的經濟發展水平來衡量現在經濟環境，無疑會陷入到機械唯物主義中去。因此，我們必須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用發展的眼光來重新反思我們的社會保障體系。依筆者之見，目前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可以不必太高，以避免出現養懶漢的狀況；但是社會保障體系的覆蓋范圍一定要寬，以便讓更多的人享受到經濟發展的成果，實現經濟的包容性增長。

　　3.4 建立利潤分享機制以上的措施

　　只是國家通過宏觀調控，在企業外部給予勞動者獲得基本勞動報酬的保障；但是它只能保障勞動者獲得社會勞動報酬的平均水平，它并不能隨著企業收入的增長而使勞動報酬獲得成比例的增長。因此，我們需要在企業內部建立起利潤的分享機制，使勞動者的勞動報酬能夠隨著企業收入的增長而同步增長。

　　所謂利潤的分享制度是相對傳統的固定工資制度而言的。分享制度是工人的工資與某種能夠恰當反映廠商經營的指數相聯系。這里的“廠商經營指數”主要是指：“廠商的收入和利潤。”這樣，工人和雇主在勞動市場上達成的就不再是規定每小時多少工資的合同，而是工人與雇主在企業收入中各占多少分享比例的協議。這樣的利潤分配制度在我國呈現出兩種類型：一種類型是職工持股計劃。企業將自己的股份售與自己的職工，使職工能夠在企業利潤的增長過程中分享一定的收益。這樣就可以使得勞動者的勞動報酬與企業的經濟利潤的增長相統一。然而，目前在我國推行職工持股計劃的企業相當有限，而且只針對高管人員；另一種類型是在企業員工的薪酬結構中，設置浮動工資這一板塊，將企業的利潤增長與員工的收益緊緊聯系在一起。目前，這一利潤分享機制在國內僅僅存在于某些利潤率較高的大型非公有制企業。許多中小型企業還遠遠達不到這一要求，仍然實行的是固定工資制度，這就使勞動者的勞動報酬被牢牢限定在一個狹小的范圍，導致勞動報酬落后于經濟增長。

　　筆者認為：作為單個企業而言，為了追求利潤的最大化，一般不會主動建立起利潤機制。對于政府相關部門來說，可以出臺些相關指導性文件，引導企業建立起利潤分享機制。通過扶持和宣傳一批率先推行利潤分享機制的企業，使其在同行業中具有典型的示范作用，從而帶動一大批企業也建立起利潤分享機制。

　　4 結 論

　　我國目前出現的勞動報酬不斷下降的狀況，是我們目前實行分配制度的結果。然而，我們不能因此而拋棄它，因為它是與我國生產力發展水平發展狀況相適應的。出現勞動報酬下降的原因，是因為我們在分配制度的改革過程中相關配套措施的缺失所必然帶來的。因此，我們必須繼續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提高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實現經濟的成功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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