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要素投入是經濟增長的核心問題之一，在十二五規劃綱要中，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已成為未來五年經濟改革的主線。筆者從新古典增長模型的角度看要素投入方式的變革，分析單純以資本和勞動力投入為主都不具有可持續性，必須大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才能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關鍵詞：經濟增長 要素投入 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

　　一、理論框架經濟增長的要素投入問題

　　一直被學者們認為是解開增長之謎的重要突破口之一，長期以來，國內外眾多研究經濟增長問題的專家學者都在努力尋求中國三十幾年來保持高位增長速度的合理解釋。筆者試圖根據簡單明了的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即索洛－－米德模型，將經濟增長率大致看成資本增長率，勞動增長率和全要素生產率（索洛余項）三者的函數。關于全要素生產率，學術界有不同的定義標準，筆者將全要素生產率理解為除資本和勞動兩要素之外的其他諸多影響經濟增長的要素集合體，包括人力資本，結構優化，制度創新，技術演進，規模經濟等等。

　　二、資本要素投入分析

　　國內外大量的實證研究和測算結果表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增長至關重要的引擎是資本要素（這里指物質資本）投入。援引李京文等（1993）的測算結果，1978到1990年期間，經濟平均增長率是8.35%。其中，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50.9%；陳琳（2008）在對中國經濟增長因素的測算分析結果中顯示，1978到2004年間，資本存量年平均增長率為10.1%，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56.2%。可見，資本要素投入對GDP增長率的貢獻超過一半。這樣的結果如果用哈羅德－－多馬模型，“貧困惡性循環理論”等來解釋的話，應該是基本符合發展中國家工業化初期階段的一種增長方式。

　　然而，以克魯格曼為代表的國外經濟學家和大批的國內學者都對中國這樣的增長方式感到憂慮，認為這樣的增長不具有可持續性。應該看到，高水平的資本投入，特別是政府主導的固定資產投資，首先，是造成了經濟結構，特別是供求結構的失衡。持續不斷地資本刺激已經造成了某些行業相當程度上的產能過剩，而國內消費又不能完全吸收，這樣就造成大量資源浪費和結構失衡。其次，產能過剩需要有一個釋放的渠道，這樣就可能引致對外出口路徑依賴的強化，使金融危機以來日益激烈的貿易摩擦更加白熱化。再次，大量以貨幣或者信貸形式投入到實體經濟中的物質資本，很可能成為通貨膨脹的誘因之一，加劇物價上漲的壓力。最后，高水平，強力度的資本要素投入，也會使得國家宏觀調控經濟的調控范圍逐漸縮小，力度逐漸減弱，最后使政策失效的可能性加大。因為當大量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其他大型投資趨于飽和時，政府的投資渠道就會銳減，此時利用投資拉動的政策效應就受到限制。

　　三、勞動力要素投入分析

　　以林毅夫為代表的學者提出經濟增長的比較優勢理論，認為要素投入要充分利用要素稟賦本身的比較優勢。中國是一個勞動力相對過剩的國家，相對低廉的勞動力價格相對資本和其他要素來說是一大優勢，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不僅可以有效推動經濟增長，而且也可以吸納剩余勞動力，促進充分就業，維護社會穩定。

　　事實上，根據馬克思剩余價值論，勞動力作為一種特殊的商品，在增加產出方面的作用當然不可小視。綜合多位學者的測算結果，改革開放以來，勞動力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在18－20%左右，僅次于資本要素，是第二大貢獻主體。 當然，若以勞動力要素的投入為主，這種增長也是不可持續的。

　　其一是勞動力成本在近年來有逐漸提高的趨勢，人口紅利趨于消失。這主要源于中國老齡化加劇和人口出生率持續處在較低水平，使勞動力供給出現缺口。

　　其二，以勞動力要素投入為主的一個基本前提是必須有源源不斷的勞動力供給，但是劉易斯關于發展中國家勞動力無限供給的假定在當前的中國開始受到質疑。

　　四、全要素生產率與經濟增長

　　由索洛－－米德模型可知，全要素生產率實際上是產出增長率扣除資本和勞動要素增長率之后的余項，是要素投入所不能解釋的部分。在中國，這一部分對產出增長率的貢獻相對要素投入貢獻要小得多。大量實證研究表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大約在30－34%之間，與發達國家40－50%的水平相比，還有比較大的差距。

　　全要素生產率對產出增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21世紀國與國之間的競爭是科技的競爭，人才的競爭，要素優化配置能力的競爭。而這些因素，正是全要素生產率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有通過大幅度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力，才能是經濟增長保持持續性和高增長。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必須促進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

　　具體措施如下：

　　第一，堅持科教興國和人才強國的戰略，大力發展科技，教育，提高勞動者的素質和技能。由于技術和人力資本都具有外部性和溢出效應，引進先進技術有利于提高本國的總體科技水平，一個較高素質的群體會帶動整個社會的進步。

　　第二，必須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為經濟增長提供一個良好的制度環境。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巨大變化無疑用事實證明了制度變革和制度優化的重要作用，也堅定了我們變革宏觀、微觀經濟體制的決心。一個較優的制度會使推動經濟增長各因素的潛能得到盡可能的釋放，從而是各要素得到更有效率的配置。

　　第三，由政府主導型經濟向市場主導型經濟轉變。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首先要從政府職能和角色的重新定位開始。改變政府主導投資拉動的增長方式，由市場力量來配置各類資源，這樣才能實現加快轉型的目標。

　　參考文獻：

　　[1]張培剛、張建華，《發展經濟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4。

　　[2]馬春文、張東輝，《發展經濟學》（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8。

　　[3]帥文，中國經濟增長因素分析[J]《經濟研究導刊》2011年第1期。

　　[4]陳琳，改革以來中國經濟增長因素的分析與測算[J]《經濟經緯》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