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消費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理論說明

　　隨著市場取向改革的深入，需求已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原動力。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是通過兩個方面來實現的，一是消費需求是構成社會總需求的重要方面，在拉動我國GDP增長的三大需求因素中， 消費需求的貢獻最大，改革開放20年來，消費需求對GDP 的貢獻率始終維持在50％以上（莊健，1998）。二是消費（如教育和醫療保健等方面的支出）對人力資本的創造，為經濟增長提供必不可少的生產要素。

　　消費作為需求力量，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有其本身的直接拉動，也有通過消費變量而誘導出來的其他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即間接拉動。所謂消費直接拉動，即是通過它自身，而不是通過別的變量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如果消費低迷，資源未能得到充分利用，實際產量遠遠少于潛在的產量，生產能力就不會轉化為現實的經濟增長；如果消費過熱，超出了資源和生產能力的約束，只會形成經濟的名義增長和通貨膨脹。所謂間接拉動，是指消費作為初始變量通過其他變量拉動經濟增長，如引致投資就主要是由消費的增長等經濟行為誘導出來的投資，被消費誘導起來的投資被拉動起來以后，它就和消費一樣對經濟增長起著拉動作用。

　　二、影響消費者需求的財稅因素

　　1.稅收變量。

　　在封閉經濟條件下，社會總需求是由非財政部門的消費需求C、 投資需求I、與政府部門支出G三部分組成，即AD＝C＋I＋G.其中消費需求C是國民收入Y和稅收T的函數，即C＝C（Y，T ）；投資需求是真實利率的函數，即I＝I（R），因此， 社會總需求的公式又可以進一步表示為：AD＝C（Y，T）＋I（R）＋G.在這里，假設I和G都不變，只改變稅收T ，在C是T的減函數的情況下，減少稅收可以使非政府部門的消費需求擴大；反之，則縮小。不過，不同的稅種對其影響的方式與程度是不盡相同的：（1）個人所得稅。增減個人所得稅，是調節居民收入水平， 從而調節居民消費和儲蓄行為的最直接的手段。提高個人所得稅，減少個人的可支配收入，削減居民消費支出，具有抑制消費需求的效應。不過，由于個人所得稅是對富裕階層增稅，其邊際消費傾向相對較低，所以對消費需求影響的程度要低于對其收入的影響程度；反之，則具有擴張消費需求之效應。在現階段，中國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雖然還較低，但富裕階層的人數及收入卻迅速增長，居民的納稅意識也在增強，個人所得稅在消費調控中的作用將會變得越來越重要。（2）公司所得稅。 公司所得稅增稅，減少可利用的內部資金，投資的預期收益下降，具有抑制民間投資的效果。而且，公司所得稅增稅，通過減少股利所得而具有抑制居民消費支出的作用。在公司所得稅可以轉嫁的情況下，產品價格上升，導致實際收入下降，因而具有抑制消費需求的作用；反之，則具有擴張消費需求之效應。（3）消費稅。消費稅增稅， 民間產品的含稅價格水平上升，因而實際可支配收入減少，造成民間消費支出減少，尤其是消費稅是一種低收入階層的稅收負擔率高的大眾稅，這是就國外而言，我國有所不同。消費稅增加對低收入階層的課稅負擔加重，而低收入階層的消費傾向一般較高，故消費稅的增加將大大降低消費者需求總量；反之，則較大程度地擴張消費需求。對于需求價格彈性大的商品尤為如此。

　　2.收入分配政策。

　　消費是收入函數，居民消費水平的提高是消費結構升級和消費規模擴大的直接動因。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居民個人消費支出同生產力的發展、收入水平的增長基本同步或略有超前，是經濟持續發展的重要保證。從改革開放20年的情況看，中國城鄉居民的消費行為可以分為兩個階段：80年代城鄉居民收入水平的迅速提高帶動了消費結構的巨變，實現了第一次消費革命，龐大而快速增長的居民消費成為支撐中國經濟實現快速發展的動力；到了90年代，特別是“九五”時期以來，居民收入的增幅逐年下降，以城鄉居民人均實際收入為例，分別從1992年的 9.2％、5.9％下降到1997年的3.4％、4.6％（馬洪，1997），自1993 年進入經濟調整期以來，雖然城鎮居民的收入水平仍是逐年提高的，但城鎮居民中的低收入戶有所增加，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兩極分化的趨勢日益明顯，（注：有些國內學者的研究表明，中國居民貧富差距已從80年代的1.7倍，上升到90年代初的4倍多，而且還呈繼續攀升的趨勢，雖然與某些發展中國家比較起來，這一差距本身并不很突出，但只經歷了短短的10年，貧富差距就如此迅猛拉大，則是其他發展中國家所沒有過的（曾令華，夏杰長等1994）。）1995年全國居民的個人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數已高達0.445（李實等，1998）。 低收入戶的增加影響了整體消費水平的提高，因此，收入差距的擴大相對地抑制了消費需求的擴張。收入分配政策不僅影響居民現有的實際收入水平，而且也影響居民的收入預期，而收入預期對即期消費支出又是極為重要的。因此，研究消費需求還必須重視對收入預期因素的分析。

　　3.社會保障政策。

　　1992年以后中國的改革戰略從補貼和福利轉向市場，這直接觸及了影響消費者行為的制度因素，如公費醫療、義務教育、全面就業、退休福利等都面臨著解體的危脅，不斷地給人們以風險信息，社會福利制度解體和社會保障制度不確定既強化居民對收入的低預期，又直接要求規避風險內生化，人們必須調整收支結構及收入在消費與儲蓄上的比例，可能推遲消費而增加儲蓄。美國一些著名經濟學家把這種消費者在面臨不確定性時推遲消費增加儲蓄的行為稱為預防性儲蓄（布蘭查德，費希爾，1989，）。筆者認為，布蘭查德和費希爾提出的，“預防性儲蓄”很好地解釋了為什么中國政府自1996年至1998年7 月連續五次降息并沒有過多地降低居民的儲蓄傾向，也部分地解釋了當前消費低迷的原因。

　　對消費者的財政補貼政策。財政補貼的經濟效應，國內學者李揚曾經作過精辟的分析（李揚，1990），他認為，財政對消費者的補貼，無論采取哪種形式，都有擴張需求之效。財政對消費者的補貼可分為“現金補貼”、“無限制實物補貼”和“限制性實物補貼”。所謂無限制，是指人們在購買補貼品時，不受身份和數額的限制；所謂限制性，則指人們在購買補貼品時，在身份和數量上受到種種限制。不同的補貼形式對消費者的行為及其需求的影響是不盡相同的，如現金補貼增加了消費者的購買力，但消費者在分配其收入方面卻與實物補貼有著明顯的不同。若消費者把得到的全部補貼都用于買商品和勞務，則他們趨向于購買更多的非補貼物品，對補貼品的購買雖有增加，但增加的不如實物補貼那樣多，一般來說，為使消費者的滿足程度有某一確定程度的提高，施行現金補貼所支付的現金要比施行無限制實物補貼所支付的資金少一些。換句話說，政府為了實現某一政策目標而提供財政補貼，選擇現金補貼要比選擇實物補貼的效率高。這一結論，對于選擇合適的財政補貼方式是極為重要的。

　　三、運用財稅政策調節消費需求，刺激經濟增長的對策

　　目前中國經濟增長經濟回升較為乏力，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消費需求增長不快。如果占GDP60 ％的最終消費的增長不能回升到正常水平，就難以實現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因此，應運用財稅政策適度刺激消費，促進消費需求的回升，拉動經濟增長。消費是收入包括即期收入和預期收入的函數，因此，增加居民收入并形成穩定的預期是啟動消費市場、拉動消費需求的關鍵之舉，就財稅政策而言，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1.實施靈活的稅收政策，調節消費需求。

　　運用稅收政策來調節消費需求，流轉稅、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和消費稅都應有所作為。在當前面臨消費不足但減稅的空間又不大的情況下，全面降低稅負以刺激消費和投資是較困難的，但在具體的稅種上，稅收政策還是有所作為的，如個人所得稅運用得當就能起到刺激消費的作用。要是把征收的個人所得稅納入社會保障體系，實際上就是用富人的錢救濟窮人，如下崗工人，失業者和貧困地區的農民等，增加這部分人的消費，不僅可以帶動消費的增長，而且能促進經濟增長。要做到這一點，就要增加中央財政在GDP中的比重， 尤其應將個人所得稅的征收納入中央稅收，西方發達國家無一例外地將個人所得稅納入中央稅收之中，而我國卻將之歸入地方稅。從長遠的角度看，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個人所得稅將越來越重要，而企業流轉稅應呈下降的趨勢，所以，要加快稅制改革，加強對個人所得稅的征管，并創造條件，將其納入中央稅收體系，以便為建立社會保障制度提供基礎性條件。

　　2.積極而又慎重地運用國債政策，防止政府債務擠占居民消費。

　　在居民消費不足，從而導致生產不足、經濟增長緩慢的情況下，如果居民消費增長是由居民收入增長緩慢的結果，那么就要通過減發國債來使居民增加消費支出。如果居民消費增長，是由于不確定性因素而導致預防性儲蓄增加的原因，那么，減發國債也無濟于事。當然，這只是針對消費而言，就整個國家來說，如果照常發行一些國債，以國債收入增加政府消費（如增加對科教文衛事業單位的撥款），或增加政府投資（主要是基礎設施投資），也可以抵消居民消費需求的不足。從目前中國的經濟態勢看，居民的實際收入水平和對未來不確定的預期都影響著即期的消費水平，但筆者認為后者的影響更大一些。因此，目前一定程度地擴大國債規模對消費需求的影響不會太大。當然，國債發行規模過大，既擠占了消費需求，又擠占了企業的投資意愿，則是得不償失。因此，國債政策，既要積極，又要慎重。

　　3.加大收入分配政策的力度，提高全社會的消費傾向。

　　收入分配政策直接影響消費者的選擇。就目前的情況來看，收入分配政策應包括兩個方面：（1）收入調節政策。 其著力點應放在加強個人所得稅的征收和對貧困階層的救助上，這樣可以抑制收入分配兩極化的發展，降低富人的相對收入以降低他們的儲蓄傾向，同時提高窮人的收入，使他們能獲得最低消費需求，總體上提高消費傾向；（2 ）收入增長政策。在收入增長政策中，一是通過逐步放松對勞動力市場的管制，促進勞動力流動，實現人力資本化。只有人力資本化，預期穩定，消費者才能理性地按“生命周期”來配置其收入，從而使消費—收入分割穩定化，抵御“消費緊縮”或邊際消費傾向下降。二是政府應通過對糧食等農副產品的保護價格收購、鼓勵鄉鎮企業發展和小城鎮建設等手段，切實提高農民收入水平，增加其消費需求。

　　4.完善社會保障制度，降低“預防性儲蓄傾向”，增加即期消費。

　　社會保障問題解決得好壞將直接影響對于未來支出的預期，會直接影響居民的消費趨向。因此，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是提高居民邊際消費傾向，實現消費需求穩定增長的關鍵。無疑，建立社會保證基金、住房基金對于健全經濟運行機制是十分必要的，但這類基金帶有明顯的強制儲蓄的色彩，縮減了居民即期可支配收入，對消費具有“緊縮效應”，不利于消費的增長。因此，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重點不應是考慮提高居民的支付比例問題，而應該重點考慮是否能夠從國有企業的戰略改組過程中，劃出一塊國有資產、出售部分上市國有企業的國有股份或開征專項稅收，籌集資金注入社會保障的可能性問題，把它作為對老職工長期勞動積累的補償，其中的一部分可以專門用于下崗位職工的安置和再就業培訓。

　　5.把改革財政補貼政策與施行扶貧計劃結合起來，加大反貧困政策實施力度。

　　1978年以來，中國在減少貧困人口方面雖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農村地區的貧困范圍仍很廣泛，生活條件仍很惡劣。近幾年，由于城市失業人口增加，領取固定養老金者的實際收入降低以及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等綜合原因，出現了城市貧困階層。中國政府針對農村貧困人口制定了“八七扶貧計劃”，但由于中國農村經濟發展極不平衡，貧困人口眾多，而國家財力又較為薄弱，因此，都要通過財政補貼或國家救助的形式來解決無異于杯水車薪，因此只能對少部分極度貧困的家庭給予有限的資助和救濟，其余的主要提倡通過以工代賑的形式來解決。并且，在重視農村貧困問題的同時也要把城市的反貧困問題放到重要的位置。從長遠來看，發展經濟、制度創新才是解決城鎮貧困問題的根本出路（夏杰長，1996），但就目前的情況來看，施行有效的財政補貼政策來緩減貧困問題也是必不可少的。

　　長期以來，中國政府對城鎮居民的財政補貼主要是物價補貼，這在當時有它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自1996年以來，國內通貨膨脹持續降低，到1998年物價出現了負增長，顯然，這時再把財政補貼的重點放在物價補貼上就不和時宜了。在當前財政比較困難的情況下，關鍵是在結構和形式上做文章。一是對過去的財政補貼認真清理，該取消的就取消，該歸并的就歸并，并且多采用現金補貼等明補的方式，少用實物補貼等暗補方式；二是把對消費者的補貼重點放在貧困階層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城鎮居民的住房補貼兩個方面，前者是發揮財政的社會穩定職能，后者則是廣大城鎮居民對住房的購買力，以此啟動住房消費，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當然，現有的財政資金是遠遠滿足不了其資金需要的，可設想通過對國有存量資產轉讓的收益劃出一塊和對一些被取消的國有企業虧損補貼轉移一塊來彌補既有財力的不足。

　　「責任編輯」柏冬秀

　　「參考文獻」

　　布蘭查德，費希爾，1989：《宏觀經濟學》，中譯本，經濟科學出版社。

　　李揚，1990：《財政補貼的經濟分析》，上海三聯出版社。

　　曾令華、夏杰長等，1994：《個人收入分配政策的比較研究》，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

　　夏杰長，1996：《制度創新：解決低收入居民生活保障的根本出路》，《消費經濟》第6期。

　　馬洪，1997：《中國經濟形勢與展望（1997—1998）》，中國發展出版社。

　　李實、趙人偉、張平，1998：《中國經濟轉型與收入分配變動》，《經濟研究》第4期。

　　曾令華，1998：《消費水平與經濟發展》，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莊健，1998：《改革開放以來我國GDP增長的因素分析》， 《財貿經濟》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