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績效型審計的不同稱謂

　　二十世紀70年代后，績效型審計在加拿大、澳大利亞、美國等國家得到了廣泛的推廣和應用，但其一直缺乏統一的術語來表達。據王光遠(1996)統計，國內外有關績效審計的提法多達20余種。邢俊芳、陳華、鄒傳華所著《最新國外績效效益審計》(2004)，則提出了稱謂的國別差異，文中提到的主要稱謂有效益審計/績效審計(performanceauditing)、現金價值審計、效率審計、效果審計、經營審計、管理審計及綜合審計；宋常、吳少華(2004)在統計1982 2002有關績效審計的論文、專著及譯著時認為，經濟效益審計、管理效益審計、經營管理審計、經營審計、管理審計、政府績效審計、效益審計、社會效益審計、經濟審計、廠長離任審計、經濟責任審計、承包經營審計都屬于績效審計的范疇；陳宋生(2006)分別從國外和國內闡述了績效審計稱謂的多樣化。而在國外，加拿大稱為綜合審計，英國稱“貨幣價值審計”，香港特別行政區稱“價值量工審計”，美國稱“3E”審計、“效率審計”、“績效審計”、“效果審計”等，也有西方學者更愿意采用“經營審計”。國內，他認為學術界傾向于稱“績效審計”，政府審計部門傾向于稱“效益審計”，企業界稱“管理審計”。此外，趙保卿(2007)等學者也提到了績效審計有多種稱謂。

　　二、稱謂的本質同一性

　　雖然不同國家、不同研究者、站在不同角度對績效型審計的稱謂都有所不同，但很多學者認為，各種稱謂在本質上并無明顯差異。王光遠(1996)認為稱謂的差異只是來源于對管理審計對象和方法的不同認識，它們都是與財務審計相對應的審計，中心任務是審查管理信息；耿建新、宋常(2003)認為，西方的3E審計、經濟審計、效率審計、效果審計、績效審計等，都只是從不同方面反映了經濟效益審計的概念；邢俊芳、陳華、鄒傳華(2004)指出它們的實質都是資金運行效益審計；宋常、吳少華(2004)認為，非財務審計均可歸為績效審計；蔡春、劉學華(2006)認為，國外的績效審計是經營審計、管理審計、3E審計、貨幣價值審計以及綜合審計等各種績效型審計的總稱；陳宋生(2006)認為績效審計、貨幣價值審計、綜合審計、貨幣價值審計、價值量工審計、“3E"審計、效率審計、效果審計、經營審計等稱謂均是同義詞。國內的稱謂區別只是來自于研究角度的不同；趙保卿(2007)指出，各國的提法雖然不同，但都是圍繞著“3E”進行的審計。雖然基于對績效審計的不同認識和理解，各位學者對績效審計各種稱謂的本質判斷并不相同，但他們都承認績效審計稱謂具有同質性。

　　三、稱謂本質的不同認識

　　一是非財務審計論。從早期的婁爾行(1987)、王光遠(1996)到近期的宋常、吳少華(2004)都認為績效審計是與財務審計相對的一種審計形式，是在財務審計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另一種審計形式，績效審計與財務審計共同構成整個審計體系。他們將績效審計定義為判定受托人對受托責任履行情況的審計，其旨在建立委托人與受托人之間的互信，優化資源的利用。這種觀點主要是從績效審計的目標來進行績效審計本質的認定，是以審計目標作為審計起點的。諸如經濟責任審計等審計分支也被納入到了績效審計的范疇，績效審計的涵蓋范圍較為寬泛。二是資金運行效益審計論。邢俊芳、陳華、鄒傳華(2004)認為世界各主要國家和地區所實施的效益審計(performance auditing)，其本質都是審查預期目標與完成其目標所投入資金的關系。效益審計的作用在于通過審計促進被審單位實現最佳投入產出關系，實現其資金運行的現實效益和潛在效益。這種觀點實際上以審計對象為審計起點。他們認為績效審計對象是預期目標與完成情況的一個差異，績效審計等同于效果審計。三是“3E”審計論。當前，國內外大多數學者認為績效審計與“3E”審計是同義詞，著重點都是經濟性、效率性和效果性。R·E·布朗(1992)、李鳳鳴(2000)、耿建新、宋常(2003)、蔡春、劉學華(2006)、陳宋生(2006)、趙保卿(2007)等都持該種觀點。最高審計機關國際組織效益審計指南(草案)也中指出，效益審計(performance auditing)主要涉及對經濟性、效率性和效果性的檢查。這種觀點仍然是以審計對象為審計起點的，區別在于它是對資金運行效益審計論一種延伸和拓展。他們認為績效審計不僅是對效果性的審計，也包括了對經濟性和效率性的審計。四是“5E”審計論。任何學科都是隨著人們認識的發展而不斷發展的，績效審計也不例外。近年來，隨著全球氣候的變暖，資源的漸趨耗竭以及人們對社會公平的重視，環境問題和社會公平問題不僅被其各自的學科所研究，同時也受到越來越多的審計學者的關注。在一些國家“3E”已擴展到“5E”，新增加的“2E”為環境性(Environment)和公平性(Equity)(蔡春，劉學華(2006)譯為環境性和權益性)。加拿大出現了一種名為“綜合審計”的現代審計方法。根據丹尼斯·普瑞斯波爾的闡述，“綜合審計”是在原來的基礎上增加了“環境審計”和“公平性審計”，實質是“5E"審計。英國的貨幣價值審計也開始考慮擴展已有的內容。一個最明顯的例證就是進入90年代以后，探討環境保護審計的文獻越來越多。“5E”審計觀在本質上與“3E”審計觀并無太大區別。“5E”審計同樣以審計對象為起點，只是放寬了考查范圍，將環境性和公平性涵蓋進來，是“3E”審計觀在環境和社會問題方面的延伸和發展。“5E”審計體現出了人們對環境安全和社會公平的關注和重視。

　　四、筆者觀點

　　一是稱謂問題。宋常、吳少華(2004)指出，過多的稱謂容易導致人們在理解上的混亂，不利于從事該方面的理論研究、實務工作及理論與實際的結合，甚至還會阻礙績效審計理論研究的深入和實際工作的開展。筆者經過分析整理后也有同感，認為績效型審計的名稱過多，應該將其統一。在諸多已經被采用的名稱中，“績效審計(PerformanceAuditing)”在無論是在中文還是在英文都表現出了最大的包容性，最能完整有效地反映對單位整體運行狀況的評價。將各名稱統一為“績效審計”應該是最為合理的選擇。二是考核標準：環境性和公平性是否包含于效果性。王光遠(1996)認為環境性和公平性是獨立的考核標準，“5E”審計包涵的范圍大于“3E”。最高審計機關國際組織效益審計指南(草案)中在解釋效果性時談及要注意副作用問題并以環境對經濟政策的不利影響為例。這也說明最高審計機關國際組織認為環境性是獨立于效果審計之外的。而蔡春、劉學華(2006)則認為，環境性和權益性應該屬于效果性的范疇，已納入了“3E”考察范疇。要考慮環境性和公平性是否獨立于效果性，首先得考察效果性的含義。趙保卿(2007)整理各相關資料后得出，效果性(Effectiveness)是指能夠產生或有能力產生某種結果，對投入不關心。英國審計署(NAO)在《績效審計手冊》中將效果性定義為既定目標的實現程度，以及一項活動的實際效果與預期效果的關系。筆者認為，環境性和公平性是否包含于效果性，這對于績效審計來說不是本質性的問題。即使績效審計僅以“3E”作為考察標準，也不應排除在實際審計過程中對環境和公平問題的關注。但從績效審計的實際運行來看，被審計單位在考核效果性時，主要仍是考核經濟方面的效果，常常忽略環境性和公平性。如果能將環境性和公平性獨立地設為績效審計考核標準，則更能加強績效審計中對環境和公平問題的考核，從而促使社會更能持續、和諧地發展。筆者認為“績效審計”應作為該類審計的通用名稱，績效審計應以“5E”作為評價標準，包括：經濟性、效率性、效果性、環境性和公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