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會計行為是諸多社會行為之一，現行的會計行為研究較多地反映了研究方法論的總體主義。由于會計行為具有社會性和重大利益相關性，本文認為采用總體主義和個體主義相結合的方法論一結構化理論，將可能為會計行為研究提供新視角。

　　論文關鍵詞：結構化理論；會計行為；研究方法論

　　一、方法論與結構化理論

　　任何學科的方法論與哲學思想都存在著密切關系，特別是社會科學的方法論更深受哲學思想的影響。由于指導思想的不同，社會科學家們對方法論存在著各種不同的觀點。方法論同理論一樣，都是對科學研究實踐的概括和總結，既不是統一、規范的，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在實踐中發展變化的，但同時也受到人們在一定歷史時期的認識水平和知識發展水平的制約。

　　1．方法論的總體主義與個體主義

　　個體主義和總體主義是兩種歷史悠久的方法論．但在社會觀、個體觀等方面存在著諸多對立。總體主義，亦稱為方法論的整體主義，以孔德、迪爾凱姆、黑格爾和馬克思等人為代表，與19世紀社會科學中占主導地位的實證主義、自然主義相對立。總體主義一直堅持超個體的存在，認為社會是由無數微觀結構構成的宏觀結構，個體對結構無能為力，為此應從總體或整體或事實上，而非從個體上解釋社會。

　　個體主義通過個人行為研究社會現象，被稱為方法論的個體主義。個體主義認為，社會必需從個體加以解釋，社會不過是個體所構成集合的代名詞。從理論淵源上看，以M•韋伯等為代表的方法論個體主義，是以新康德主義的價值哲學為基礎的。韋伯認為真正意義上的社會科學，除應對社會現象作合乎規律的因果分析之外，還必須深入地探尋導致特定社會現象出現的個人行為的動機，理解現象背后隱藏著的屬人的意義，從而開創了與實證主義社會科學相對立的注重理解的社會科學傳統。

　　2．結構化理論

　　自社會科學產生以來，一直存在著多樣化的方法論，其中不乏對立的方法論。為了統一總體主義和個體主義等對立的方法論，A•吉登斯(AnthonyGiddens)提出了結構化理論(structurationtheory)，試圖促使社會科學中對立方法論的相互補充(S•Coleman，1999)。A•吉登斯認為，從馬克思、韋伯、迪爾凱姆一直到二戰以來的眾多社會思想家，要么強調社會結構、環境、制度對個人及其行為的決定性制約作用，要么片面抬高個人的主動行為、理性、意志等，將個人作為社會的決定性因素，結構化理論企圖對上述分裂加以克制。為區別于其它的結構理論，吉登斯將自己的理論稱為結構化理論。吉登斯認為，以往的結構理論僅僅把社會結構看成社會結構都是互相包含的，它們并不是各自獨立存在的，主動和被動、原因與結果、宏觀與微觀都是一種制約人們行動的客觀力量，而結構化理論認為，社會結構是雙重性的，即個體行為、社會互動，在現實中互相包含，是同一現實中的雙重性。

　　為了將個體行為、社會互動與社會結構結合起來，吉登斯在結構化理論中創造了很多新的理論概念，如常規化(R0utinizati0n)——人們的生活習慣，日常生活中大量出現的、人們視之為理所當然的、習以為常的活動等。常規化對于人類活動非常重要，它使得人類生活有序，并使得人類行為成為可以預測的。吉登斯認為，人類的行為并不總是有明確的動機，大多數行為僅是在互動中謀求信任感的一種無意識過程，是一種維持本體安全的欲望，維持一種信任感，而常規化則正好給人類提供了實現本體安全的途徑。常規行為使人們維持了一種社會制度或社會結構，也就是說通過常規化，社會制度、社會結構被不斷地再生產出來，并不斷得到擴展。

　　二、會計行為研究的方法論

　　會計行為是指企業會計信息的披露行為、會計政策的制訂和選擇行為、政府的會計管制行為等。由于企業不過是不同個體之間的一組契約(J•March，1963；J•J•Rousseau，1947)，不同的會計行為選擇將影響著契約相關個體的利益，包括投資者、公司員工、消費者、社區乃至國家的利益。如近年美國國會一改過去的態度，積極參與國際會計準則的制訂，以保護美國在國際經濟競爭中的優勢地位。同時，在我國的特定現實下，不當的會計行為給處于弱勢的契約相關個體，包括投資者造成了重大損失，從而引起了社會的普遍關注。可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會計行為是一種具有重大利益相關性的社會行為。

　　會計行為具有社會性和重大的利益相關性，必然引起學界對會計行為研究的重視。會計行為研究是對企業會計信息的披露行為、會計政策的制訂和選擇行為、政府的會計管制等行為的產生原因、最優化行為的標準、行為的后果等進行的研究。縱觀對會計行為的研究，可以將其分為兩個階段：一是起源于20世紀30年代以規范研究為主流的階段；二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以實證會計為主流的階段(R•Mattessich，1996；湯云為，1997)。在會計行為研究中，規范研究從會計的目標出發，強調通過邏輯推理建立一套理想的會計行為規則，進而以理論上最為合理的規則指導現實中企業的會計行為(，1976)。實證研究則從所觀察到的會計行為現象出發，試圖解釋這些會計行為或現象發生的原因，特別是以統計意義上的大樣本為基礎，對某些會計行為的行為動機如盈余管理中的報酬契約(動機)假說等進行了探討。盡管會計規范研究和實證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存在著較大差異，如規范研究的基本研究方法為演繹法，而實證研究卻采用了歸納法，但就這兩種會計行為研究所采用的方法論而言，都體現出研究者具有共同的社會觀和個體觀，都試圖從總體或整體或事實上去解釋或研究會計行為。顯而易見，兩種會計行為研究都未探尋導致具體個體(企業)的特定會計行為或現象的行為動機，未理解現象背后隱藏著的意義。一言蔽之，學界對會計行為的研究反映了方法論的總體主義。

　　會計行為是個體的社會行為，采用總體主義方法論是否足以解釋會計行為呢?無論會計規范研究或實證研究，對具體個體的會計行為都采取了漠視的態度，基本上認為不同個體的會計行為存在著極大的相似性，換而言之，總體是由無差異的個體所構成的。但在現實中，出于不同的動機和環境，不同個體的會計行為確實存在著較大的差異。例如，我國相當一部分企業的會計信息披露行為存在著嚴重的問題，但也有部分企業進行了合乎質量要求的信息披露；有相當數量的企業(上市公司為主)對會計政策的選擇十分重視，但也有部分企業(國有企業為主)出于不同的動機不重視選擇會計政策。即使在重視政策選擇的企業，受不同利益的驅動，其政策選擇行為也體現出較大的差異性。既然不同個體的會計行為不同，采用個體主義的方法論，研究不同個體的會計行為，認識其行為的動機和行為的意義或有其價值。綜觀70余年的會計行為研究(R•Mattessich，l996)和百篇公認的知名會計文獻(L•Brown，1996)，對個體會計行為差異的認識是否足夠(至少未獲普遍認同)，或許應成為會計理論界思考的問題之一。

　　會計行為的重大利益相關性，導致了政府對個體會計行為的管制，從而引起了學界對管制行為的關注。但正如吉登斯在結構化理論中所強調的，個體的會計行為、在總體中個體會計行為的相互影響、社會制度和會計行為的總體結構都是互相包含的，并不是各自獨立存在的，是同一現實中相互影響的。在我國會計行為現實中，經常呈現出這樣的現象或過程：特定個體有意識的會計政策選擇行為和披露行為，導致了會計管制行為有意識的變化，而這一變化又進而導致了相當多個體會計政策選擇行為和披露的無意識變化，在某種意義上構成了會計行為的常規化過程。如同其他社會行為或現象一樣，會計行為相當復雜，采用總體主義或個體主義的方法論進行研究，都很可能難以真正認識會計行為。對復雜會計行為或現象的深入認識，不僅需要在總體上和個體上展開，而且需要從社會互動層面——同一會計行為現實中互相包含的主動和被動、原因與結果、宏觀與微觀層面上加以考察，要求將總體觀和個體觀有機地結合起來。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綜合了總體主義方法論和個體主義方法論，有望為學界研究會計行為提供新的方法論；用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研究會計行為，或許能夠使學界獲得新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