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摘要：在企業會計政策選擇中，資產減值會計政策的選擇處于重要的地位。本文在介紹我國企業資產減值會計政策發展的歷史沿革后，著重分析了我國的資產減值政策賦予企業的會計選擇權及企業在資產減值的會計政策選擇中的動機，并就規范資產減值會計政策選擇提出了建議。

　　關鍵詞：資產減值 會計政策選擇 動因措施及手段

　　企業會計政策選擇是企業在宏觀會計政策的范圍內，根據本企業的生產經營目標和特點，對可供選用的會計原則、方法、程序進行分析、比較，進而擬訂會計政策的過程。在形式上表現為會計過程的技術規定，本質卻是經濟和政治利益的博弈規則和契約安排。在企業的會計政策選擇中，資產減值會計政策的選擇占據著重要地位，在企業的盈余管理中或利潤操縱中，最常使用的就是資產減值會計政策選擇。

　　一、我國資產減值會計政策歷史沿革

　　近年來，隨著經濟環境的日益復雜和技術條件的不斷變化，資產減值問題已引起各國會計理論界和實務界的普遍關注。各國學者對資產的減值問題進行廣泛探討和研究，并先后制定了相應資產減值會計準則以規范實務界行為，提高會計信息有用性。伴隨著會計改革的進程，我國資產減值會計也一直在不斷發展。早在1993年我國首次允許采用應收賬款余額百分比法進行壞賬損失的核算，雖然會計信息質量有了一定提高，但離真實、可靠的目標還有距離。我國1998年提出，要求境外上市公司、香港上市公司、在境外發行外資股的公司計提“四項準備”，即壞賬準備、短期投資跌價準備、存貨跌價準備、長期投資減值準備。對其他上市公司可按此規定執行，而對非上市公司僅要求計提壞賬準備。1999年發布的《股份有限公司會計制度有關會計處理問題補充規定》將四項減值準備的使用范圍擴大到所有股份有限公司。從2001年起在股份有限公司范圍內執行的《企業會計制度》中，把“四項準備”擴大到“八項準備”，增加了固定資產減值準備、無形資產減值準備、在建工程減值準備、委托貸款減值準備。并規定：從2001年1月1日起，企業應當定期或者至少與每年年度終了，對各項資產進行全面檢查，并根據謹慎性原則的要求，合理預計可能發生的損失，對可能發生的各項資產損失計提減值準備。這對投資者、債權人、政府等利益相關方的決策提供了更加有用的信息，這一規定擠去了資產中的水分，體現了謹慎性原則，增強了會計信息的相關性，使財務報表中對資產計量更真實的反映出企業中資產的價值。2006年，財政部正式頒布《企業會計準則第8號——資產減值》。該準則體現了與國家會計準則趨同的特征，相比以前準則有了很大改善：一是增加了單項資產、資產組和總部資產的概念；二是新準則對公允價值、處置費用、預計未來現金流量現值(預計未來現金流量、折現率)都分別做了比較詳細的操作指南，可操作性較強；三是新準則針對部分上市公司借資產減值進行利潤操縱的行為，規定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在建工程等長期資產適用于新準則，其減值準備一經計提，在以后期間不得轉回；流動資產的減值準備適用于特定準則。

　　二、我國資產減值政策賦予企業會計選擇權規范

　　盡管《企業會計準則》明確了所有非金融類上市公司必須對資產計提減值準備，但是由于對計提的條件界定不具體、不明晰，對具體資產項目計提的比例、轉回的條件沒有詳細、明確的規定，需要會計人員根據自己的專業知識、專業技能和經驗進行職業判斷，這樣，資產減值政策就賦予了企業會計選擇的空間。

　　(一)關于壞賬準備的會計政策選擇

　　《企業會計準則》規定企業計提壞賬準備的方法有應收賬款余額百分比法、賬齡分析法和銷貨百分比法等三種方法。上市公司對壞賬損失的核算只能采用備抵法，在提取比例的確定上，《企業會計準則》賦予了企業很大的會計選擇權，可以根據以往的經驗、債務單位的實際財務狀況和現金流量等相關信息予以合理估計，這從某種意義上也使企業可以根據自己需要來估計計提比例。不同的核算方法和不同的壞賬損失提取比例就會得出不同的財務結果，這樣給企業根據自己的需要來進行盈余管理提供了很大空間。在壞賬準備的提取范圍上，只規定對應收賬款和其他應收款提取壞賬準備；對預付賬款和應收票據不用提取壞賬準備，只有當其可收回性受到懷疑時，可轉到應收款項來提取減值準備。這樣企業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通過會計科目的轉換來調節準備計提的多少來影響利潤。

　　(二)關于存貨跌價準備的會計政策

　　《企業會計準則》要求企業在期末對存貨進行全面清查時，如存貨成本高于可變現凈值，應按高出的部分計提存貨跌價準備。在計提存貨跌價準備時，應按單個存貨項目的成本與可變現凈值計量；如果某些存貨具有類似用途并與在同一地區生產和銷售的產品系列相關，且實際上難以將其與該系列的其他項目區別開來進行估價的存貨，可以合并計量成本與可變現凈值；對于數量繁多、單價較低的存貨，可以按存貨類別計量成本與可變現凈值。在目前市場價格機制并不完善的情況下，估計售價是可以有一定的浮動范圍，對于估計完工成本和銷售所必須的估計費用更是企業可以根據需要加以處理的，這樣調整出的可變現凈值可以盡量符合企業的要求。另外。企業還可以根據不同的情況，采用按單個存貨項目、按類別或者產品系列計提存貨跌價準備。這些都給企業一定會計選擇的權利。

　　(三)關于長期股權投資減值準備的會計政策

　　《企業會計準則》要求企業應在期末對長期股權投資的可收回金額進行合理的估計，并將其低于長期股權投資賬而價值的差額計提減值準備。企業持有的長期股權投資有的有市價，有的沒有市價。對被投資單位是上市公司，還可以有信息來源；如果被投資單位不是上市公司，則比較難以收集其財務資料，也就是難以準確地判斷減值準備。在確定可收回金額時，具有很強的不確定性。出售凈價中的出售價格在目前市場價格機制下有一定的浮動范圍，企業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估計發生的資產處置費用。企業管理當局可以根據企業自身情況，使企業在提、不提和提多少之間有目的地進行選擇。另外，長期股權投資有成本法和權益法兩種。一般情況下的判斷依據是投資企業是否對被投資單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響(通常投資比例不低于20％)，即可采用權益法。如果采用權益法要求投資企業對被投資單位的當期損益要計人當期的投資收益，如果是投資損失以負號表示。因此，部分上市公司就根據自身的需要對被投資單位的投資比例在20％上下隨意變動，以到達到控制利潤的目的。

　　(四)關于固定資產減值準備的會計政策

　　《企業會計準則》要求企業應當在期末對固定資產逐項進行檢查，如果其可收回金額低于其賬面價值的，對其差額應當計提減值準備。對于固定資產計提減值準備，會計政策賦予了企業選擇的權利，主要表現在可收回金額、發生減值準備條件的判斷。在確定可收回金額時，具有很強的不確定性。出售凈價中的出售價格在目前的市場價格機制下有一定的浮動范圍，企業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估計發生的資產處置費用。企業管理當局可以根據企業自身情況，使企業在提、不提和提多少之間有目的地進行選擇。

　　(五)關于無形資產減值準備的會計政策

　　對于無形資產計提減值準備，會計政策賦予了企業選擇的權利，主要表現為在確定可收回金額時，具有很強的不確定性。出售凈價中的出售價格在目前的市場價格機制下有一定的浮動范圍，企業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估計發生的資產處置費用。會計人員根據企業自身情況，作出主觀的職業判斷，使企業在提、不提和提多少之間有目的的進行判斷，以達到盈余管理的目的。另外，涉及到可收回金額是指根據資產的公允價值減去處置費用后的凈額與預期未來現金流量的現值兩者之中較高者，處置費用包括與資產處置有關的法律費用、相關稅費、搬運費以及為使資產達到可銷售狀態所發生的直接費用等。我國的資產減值會計政策無形資產的估價，資產減值計量的難度更大，超過了上市公司會計人員及注冊會計師的職業判斷能力，無法得出恰當的資產減值標準，從而影響減值準備的正確性，這就更為上市公司利用減值準備政策進行盈余管理提供了空間。

　　(六)關于在建工程減值準備的會計政策

　　對于在建工程計提減值準備，會計政策賦予了企業選擇的權利，主要表現在在建工程能否給企業未來帶來經濟利益、能有多大的經濟利益，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另外，在確定可收回金額時，出售凈價中的出售價格在目前的市場價格機制下有一定的浮動范圍，企業可以根據其需要估計發生的資產處置費用。企業管理當局可以根據企業自身情況，使企業在提、不提和提多少之間有目的地進行選擇。

　　(七)關于委托貸款減值準備的會計政策

　　相對上述其它幾項資產減值來講，企業對委托貸款的選擇要少一些，只在可收回金額的確定上具有會計選擇權。

　　從理論上講，對資產計提減值準備給了企業更多的會計政策選擇權，是增強上市公司的信號顯示功能，但實際情況是，當企業面臨虧損、扭虧、再融資等情況時，會將這些選擇權變為操縱利潤的工具，從而干擾資本市場的正常運行。在我國對資產減值會計政策進行宏觀選擇后，仍給企業留下了微觀選擇的空間，使企業擁有一定的選擇剩余權，這種權利在管理當局手中，這樣當環境和條件對管理當局不利時，他們就會利用自身的信息優勢，從事對自己有利的政策選擇行為。從根本上說，作為“經濟人”的經理，對資產減值會計政策的把握和選擇以自身效用最大化為選擇目標。在新準則實施中，規定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不包括存貨、投資、建造合同資產、生物資產及金融資產)減值損失，一經確認不得轉回，只允許在資產處理時再進行會計處理。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管理當局利用轉回固定資產和無形資產減值準備操縱利潤的行為，但上市公司出于扭虧、配股等動機操縱利潤的現象仍然存在。

　　三、上市公司運用資產減值會計政策選擇的動機分析

　　研究發現，不同上市公司資產減值會計政策選擇的出發點是不同的，這也正是其動機不同的體現。這些動機主要包括：上市資格動機、配股動機、扭虧動機以及保牌動機、臨界動機和利潤平滑動機。

　　(一)上市資格動機

　　2001年以前我國證券發行市場實行的是額度制，在額度制下僅有少數企業可以獲準發行股票，并且企業過去的經營業績是很重要的考慮因素，2001年后改為核準制，但本質上仍屬于實質性審批制度。該制度規定發行股票的企業必須符合一些必要條件，如企業必須在近三年連續盈利，“近三年連續盈利”是企業能否發行股票的首要限制條件，這就成為企業利用資產減值會計政策的選擇來“操縱”利潤的一個很重要的誘因。尤其是經營業績不佳的公司，為了獲得上市資格，更需要通過資產減值會計政策的選擇來取得良好經營業績。另外，一旦獲準發行股票，公司過去的經營業績又會直接決定或間接影響股票的發行價格與股票的順利發行，盈余管理顯得更為重要。財務包裝作為公司在上市之前的一個重要環節，公司完全有機會在財務包裝的過程中進行盈余管理。有專家對1996和1997年所有的公司進行實證研究，發現這些公司的凈資產收益率和資產收益率都出現明顯下降，并進而證實了公司經營業績的下降是由于過度財務包裝所引起。

　　(二)配股動機

　　上市公司取得上市資格后，最大的受益是能從證券市場上直接融資，能否獲得配股資格對于一個上市公司極為重要，這將影響到上市公司后續資金的注入，盈利投資項目的規模擴展。但并非所有的上市公司都能獲得配股資格，中國證監會自1993年開始制定配股政策，盡管制訂的配股政策有一個演變過程，但始終包含著會計盈余指標的要求。如1999年之前配股政策要求的是連續三年的凈資產收益率每年都須在10％以上(個別基礎性行業為9％)，因此如果其中某一年不能達到10％，則上市公司前一至兩年的努力將付諸東流，必須從下一年度再重新開始，故多數達不到資格線的上市公司就會利用資產減值會計政策的選擇來“操縱”利潤達到配股目的。有研究發現ROE分布的非正態分布，如1997年有27％的滬深上市公司的ROE在10％～11％之間，毋庸置疑，部分上市公司的ROE就是通過資產減值會計政策的選擇行為達到的。1999年后配股政策改為“凈資產收益率最近三年平均在6％以上，但任何一年不得低于6％”，雖然遏制了“10％的現象”，但“6％現象”卻在不斷重演。

　　(三)扭虧及保牌動機

　　證券管理法規規定：連續兩年虧損公司將列入ST板塊，連續三年虧損暫停上市，寬限期內不能扭虧將終止上市。上市公司一旦被“ST”，籌資難度加大，資金成本上升。至于暫停上市或終止上市，在“殼資源”珍貴的情況下，意味著“殼資源”的喪失。所以上市公司為避免連續虧損，往往利用會計政策、會計估計的模糊性，采用所謂的“休克療法”，巨額計提資產減值準備，“一次虧個夠”，以便來年“輕裝上陣”。2002年4月30日，金杯汽車年報披露，2001年虧損825038723.72元，每股虧損0.7551元，凈資產收益率也創下了-53.20％的歷史記錄。是什么原因導致金杯汽車的業績發生如此劇烈的變化。事實上，金杯汽車2001年仍舊實現了主營業務利潤103485677.67元，其他業務利潤也達到9229906.45元，這兩項盈利相比去年都有所增長，但營業利潤卻虧損了988102007.63元。原來公司為了更“謹慎、真實、科學”地反映公司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對廣大股東負責，從公司未來長遠、健康發展的戰略考慮，決定變更會計估計，將原按應收款項年末余額的百分比計提壞帳準備，現變更為按應收款項年末賬齡分析法計提，因會計估計變更影響本年度利潤-82759萬元，而公司當年因為計提資產減值準備就產生了869848164.79元的損失和費用。今年的業績雖然看起來不佳，但是來年卻可以輕松上陣。不難預料，2002年金杯汽車扭虧為盈的幾率非常大，還有可能會實現豐厚的凈利潤，因為按照原先的應收款項余額法核算壞帳準備，管理當局判斷的回旋余地不大，而采取新的帳齡分析法，金杯汽車的職業判斷空間可就加大。只要公司能夠保持2001年的銷售狀況，即使不轉回已經計提的壞帳準備金，也能夠輕松盈利，如果再模仿當前有些公司的手法進行壞賬準備的反向沖回，那2002年度的利潤就更可觀。降低重組門檻，為“扭虧增盈”留下操縱空間。按照現行制度要求，在連續的三年中，只要有一年不是虧損，即可保住上市公司的“殼資源”，盈余管理的空間較大。有些上市公司也利用這一空間進行盈余管理，以至于出現其連續五年中只有一年是盈利的狀況，且盈利很少。有專家的實證研究證實了上市公司利用資產減值會計政策的選擇來進行盈余管理的保牌動機。

　　(四)臨界動機

　　處于財務報表核心地位的盈余數字，是投資者、債權人、供應商和公司員工關注的對象，因此會計盈余通常作為各種契約的定量標準，管理人員報酬契約可能規定會計盈余超過某一特定值時企業才有可能得到貸款或以較低的利率得到貸款。由此可見，會計盈余的某一特定值可能會對企業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由此，具有臨界動機的上市公司當期計提的資產減值較低，而會計制度對實施減值準備的操作給企業留有很大的自主權，恰好提供了操縱利潤的空間。ST數碼2001年的年報披露凈利潤為530余萬，經審查公司少計2001年度及以前年度虧損高達1.7億元，其中，對難以收回的長期不良債權未按規定計提壞賬準備9100萬元。

　　(五)利潤平滑動機

　　西方實證會計理論分紅假設認為若其他條件保持不變，實施分紅計劃的企業，其管理當局更有可能將報告盈利由未來期間提前至本期確認。因此，紅利計劃的存在會驅使管理當局對利潤進行平滑。一般紅利計劃都規定了管理當局獲得紅利的上限和下限。至于是提高還是降低會計盈余，則取決于實際的會計盈余是高于目標、介于目標與下限之間、還是高于上限。若盈余高于上限，管理當局便有通過遞延盈余來降低報告盈余的動機，因為高于上限的盈余(即超額盈余)將會使其永遠失去獲得這部分紅利的機會。把超額盈余往后遞延增加了預期的未來紅利。然而，西方的這種分紅計劃假設在我國不成立。我國曾有實證結果證明上市公司經理人員的年度報酬不依賴于企業業績，而是與公司規模及公司所在區域具有密切關系。盡管如此，利潤平滑的現象在我國上市公司中還是存在的。我國證券市場中存在一種基于業績穩定增長的利潤平滑動機，上市公司一般傾向于陳報逐年增長的經營業績，以向投資者傳遞公司不斷提高的長期盈利能力的信息，從而達到降低融資資本的目的。公司穩定的增長向投資者傳遞一種信號，也就是公司正常發展的信息，這也有利于樹立公司的良好形象，增強投資者信心。因而，當上市公司在某年有超乎尋常的增長時，管理當局一般不會向投資者直接陳報該業績，而是通過利潤平滑將本年的一部分會計盈余遞延到以后各期，以保證該公司業績增長的優良態勢。所以，該類公司在執行資產減值會計政策時，一般會提取較高比例的資產減值準備，以降低本期的會計盈。

　　四、資產減值會計政策選擇規范的對策

　　針對上述情況，本文建議應縮小上市公司利用資產減值會計政策進行盈余管理的空間，真實反映上市公司的經營業績。

　　(一)提高會計職業判斷水平

　　資產減值的分析和判斷的過程中更多注入了會計人員的主觀因素。會汁人員職業判斷水平決定了資產減值的確認和計量的準確性。為了提高會計報表的質量，使得報表中資產真實反映企業未來獲取經濟利益的能力，就必須提高會計職業判斷水平。使會計人員能正確分析出影響資產減值的復雜因素，判斷哪些是主要因素，哪些是次要因素。結合資產減值規范規定的計量標準，正確確定資產減值的數額。并及時通過會計記錄反映在會計報表上，使報表使用者及時了解企業資產的實際狀況，以做出正確決策。這需要會計人員從各方面提高自身素質，一方面需要會計人員的自覺主動性，另一方面也需要國家從法律法規的角度對企業會計人員的上崗要求、后續教育等方面進行規范。

　　(二)加強對資產減值會計政策選擇的審計

　　注冊會計師的審計意見會影響公司執行資產減值政策。我國《證券法》規定，上市公司應當在年末提供經過中國注冊會計師審計的年度會計報表。注冊會計師的審計報告對被審計公司年度報表中所反映的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情況的合法性和公允性具有鑒證作用。對于未執行資產減值會計政策而使報表水分過大的公司和過度使用資產減值會計政策操縱盈余而使報表不實的公司，都有可能被注冊會計師出具非標準無保留意見。所以，上市公司為了保持公司形象，避免被注冊會計師出具非標準審計意見，會慎重考慮資產減值會計政策的選擇。因此，首先，強化資產減值準備的獨立審計。在審計實施階段，注冊會計師應該評價資產減值準備所依據的資料、假設及計提方法；復核資產減值準備計算的正確性；比較前期計提資產減值準備數與本期實際發生數；檢查資產減值準備計提的批準程序；評價資產減值準備披露的充分性。在審計工作報告階段，注冊會計師依據審計證據所估計的各項資產減值準備與被審計單位會計報表列示有差異時，應判斷差異是否合理。其次，加強證券監管部門對虧損上市公司的監管力度。證券監管部門應加大對虧損上市公司，特別是連續虧損上市公司的監管力度，強制上市公司披露資產減值準備對利潤的影響程度，提高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對于嚴重違反有關法規的行為，應予以嚴肅查處，以確保上市公司的質量和整個證券市場的健康發展。

　　(三)完善我國上市公司資產減值會計政策的法規法制

　　具體可采取以下措施：一是會計準則制定部門應謹慎賦予企業資產減值會計政策選擇權。由于公司治理結構和會計準則的不完善以及會計信息市場的不完備，會計政策選擇權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國外研究也表明，賦予企業一定的會計選擇權，便于企業通過會計選擇向市場傳遞公司特有信息，從而降低準則的實施成本。但眾多研究表明，會計準則賦予企業的資產減值會計政策選擇權，被部分上市公司所利用來達到扭虧、配股等目的。因此，我國在賦予企業資產減值會計政策選擇權上應謹慎。我國會計準則正處于不斷完善的過程中，2006年新會計準則的頒發對資產減值會計政策選擇權又有了新的規定，取消了存貨發出的后進先出法，在資產減值準備計提上，規定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不包括存貨、投資、建造合同資產、生物資產及金融資產，減值損失一經確認，不得轉回，只允許在資產處理時，再進行會計處理。從提供資產真實價值量度的角度，資產減值是應該允許恢復的，國際會計準則允許資產減值的恢復。我國新準則的資產減值規定，是一項重大變革，“迫使”上市公司提高信息質量。雖然不得轉回的規定，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存在實質性差異，但符合我國上市公司監管現狀，也是我國在賦予企業資產減值會計選擇權的謹慎性體現。新準則禁止轉回資產減值損失，對那些采用大幅計提減值準備進行利潤調節的上市公司會有重大影響。二是完善會計制度，盡量減少人為估計。會計準則制定部門應該盡可能明確資減值會計政策的選擇權，使資產減值準備的計提方法和計提比例更先進、更科學，嚴格限制可能導致會計信息模糊和失真的處理方法，盡可能縮小會計人員人為估計和判斷的范圍，避免企業執行會計政策的主觀隨意性，不斷提高會計信息質量。如在壞帳準備計提方法的選擇上，會計制度應明確規定哪些行業、哪些類型、哪些規模的上市公司應使用何種計提方法，或者優先使用哪種計提方法，禁止使用哪種計提方法等加以規定，從而減少人為的估計和判斷，加強資產減值會計政策的信息披露。國際會計準則中，對資產減值準備的計提方法、可收回價值的計量及其在財務報告中披露等內容均做了詳細規定，使其真正成為規范、統一、可操作性強的會計政策。我國的會計準則在不斷向國際準則靠攏，資產減值會計也不例外，應盡可能披露當期資產減值損失的發生、沖回及在報表中的列示項目等，以提高會計信息的可靠性和相關性。對無法在表內披露的信息，應在附注中予以披露，如無法估計損失金額的原因、對減值資產未來情況的預測等。對于市價的確定也應分別加以披露。對那些市價容易取得的股票和債券投資等減值信息首先應在相關的年報中披露；對那些市價不易取得或占同類資產比重較小的資產的減值信息，企業可以根據以往的經驗并結合當時市場狀況估計其市值，并在報表附注中加以揭示。這對于信息使用者理解主觀性較強的資產減值的計提來說是很有必要的，也有助于有關部門對企業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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