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經濟學視角審視財務公正問題的現狀

　　財務公正，指企業理財活動中應該遵循的一種價值觀，是財務信息產生的過程及其結果對社會公正需求的一種滿足，屬于社會公正的子概念，其涉及財權配置、收益分配、財務信息和信任問題等方面。從經濟學角度看，財務不公正現象在我國當前的制度環境下不可能消除。第一，基于博弈論角度看，企業特別是大企業一般都會涉及包括股東、經營者、債權人、政府、顧客、供應商、社區等眾多利益相關主體的財務行為活動，但各利益相關主體利益并不完全一致，甚至相互對立，因而其企業財務利益要求有所不同，各利益相關主體間“爭奪”利益的過程實際上就是重要的博弈過程。如對企業管理當局與政府而言，政府具有宏觀管理職能，要求企業如實披露財務信息，及時足額繳納稅費，以保證國家財政收入穩定增長，維護社會經濟秩序；但企業為夸大業績或少繳稅費，可能虛增（減）收入或虛減（增）費用，導致企業和政府之間出現明顯不平等的信息共享平臺。同樣，企業管理當局與投資者、債權人等之間也會存在類似不平等的利益博弈情形。第二，基于契約理論角度看，不同契約主體之間不可避免地存在利益沖突，如根據債務契約，企業在其未償還債務前不得向股東支付股利，但這一要求與股東的股利支付要求相背離，股東和債權人之間因此存在著財務分配的不公正；即使在同一契約里，各契約關系人之間（股東與經理人員之間、債務人與債權人之間、企業與政府之間）也存在利益沖突，如作為契約人在面臨利益沖突時，為確保自身利益，企業管理當局會采取以權謀私的行為，結果經常只能達成一種“零和博弈”的契約，而“零和博弈”本身就是一種不公正的形式。第三，基于內部人控制理論角度看，在我國經濟轉軌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內部人控制問題。導致我國的內部人控制問題產生的主要誘因有三種：一是政府放權讓利，擴大企業經營自主權和利潤留成水平；二是企業組織轉型，建立股份公司和中外合資合作企業；三是進行自發性和非正式的私有化。如在會計核算方面，受內部人控制，企業為迎合各種財務信息使用者的需要，設立多本賬或開設多個賬戶，為企業贏取私利打幌子，使財務報表嚴重失實，導致企業偷稅、漏稅問題嚴重，政府與企業利益分配不公。企業的許多重大理財活動都由內部人執行，財務行為的實施成為內部人濫用控制權的工具，獲得企業理財控制權的內部人必然會在需要時不加選擇地滿足自身利益，財務利益的公正也就無從談起。

　　二、我國財務不公正現象的表現

　　第一，財務信息失真。導致財務信息失真的根源是經濟利益的斗爭，由于信息主體間存在差異性，財務信息失真可能會使某個人（團體）在短暫的時間內竊取他人（團體）的合法收益。以財務信息失真為表現的財務不公正現象的存在使信息弱勢群體的利益受到傷害，其結果必然是一部分人受益，同時使另一部分人利益受損，也即是使信息的施動者與受動者之間存在財務利益的極大不平等。

　　第二，財權配置不公正。正統財務學的財權配置包括所有權的財權配置和企業內部剩余控制權的配置，實際上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所有者財務”與“經營者財務”問題的擴展。傳統財權配置的核心是明確劃分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和經理人員各自的責、權、利界線，形成內部實體利益相關主體間的權利制衡關系，確保財務制度有效運行。而事實上，這種財權配置理論已經暴露出甚至會導致產生很多問題：首先，以上市公司為代表的龍頭企業大部分都由國有企業改制而成，所有權與經營權還未從根本上分離，企業管理層常常官官相護，中小股東很難實質性地參與公司財務治理；其次，銀行足企業目前最主要的債權人，但在公司治理過程中卻不能獲得財務控制“狀態依存機制”（張維迎，1996）權利，在資本市場尚不完善的中國，銀行往往不合理地承擔著企業的主要風險；再次，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傳統財務資源正在向“泛財務資源”拓展，并且已逐漸得到社會認可，但在財權配置中卻很難獲得一席之地。

　　第三，收益分配不公正。企業理財的目標經歷了從利潤最大化向普遍認同的股東財富最大化和企業價值最大化的轉變（企業價值最大化指公司的公允市場價值，是可以為投資人帶來的現金流量的價值），但無論是股東財富最大化還是企業價值最大化目標都是在“資本雇傭勞動”的制度安排下展開的，其財務分配目標主體始終是股東。這種目標在當前越來越受到質疑：（1）21世紀是知識經濟時代，知識經濟對企業的—個極為重要的影響是改變了企業的資源結構，并豐富了資源的內容。人力資源、智力資源等軟資源雖已逐漸成為企業財務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并為企業創造經濟利益，但現行的財務目標卻沒有涉及于此，如自創商譽在目前的會計理論下至今未獲得確認資格，更談不上獲得相應的報酬，體現出硬資源（貨幣資本等）與軟資源的收益分配不公正。（2）企業在理財過程中忽視了社會責任。企業的社會責任包括：應對消費者提供物美價廉的商品和服務；對政府要依法納稅；應有對員工在福利、安全、社會保障等方面的義務；應對公共設施建設和使用承擔責任；對資源和環境要負責任；企業應有對社會慈善事業等公益事業的責任（劉俊海，1999）。從我國財務實踐看，企業對上述第四、第五兩類關聯性責任的執行明顯欠缺，如企業對“賬面利潤”的強烈追求導致其輕視自身財務行為的社會后果，使生態破壞和環境損失嚴重——即企業與生態環境之間的利益分配不公正。對純屬自愿性社會責任的第六項責任，在我國現階段更無法實現。

　　三、財務公正的實現

　　（一）建立、健全完善的會計法規和準則目前，我國會計法尚不完整、不充實，從宏觀角度看它僅規定了會計人員的職權，更多考慮的是國家利益而非市場經濟體制下投資人、債權人的權利和利益，不能反映出法的公正性。因此有必要完善會計法，使企業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二）加強財務人員職業道德建設企業財務信息質量與財務人員職業道德密切相關，加強會計職業道德建設是預防和遏制財務信息失真、保證財務公正的又一重要措施。首先要通過教育渠道，加大對誠實守信、愛崗敬業、忠于職守、堅持原則等會計職業道德的宣傳力度，營造以誠信為榮、失信為辱的良好會計職業道德環境；其次應積極探索如何建立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會計職業道德規范體系；此外，為保證會計職業道德規范的實施，還應建立以行業自律為主的會計職業道德評價機制，加大會計職業道德監督、監管力度。

　　（三）利益相關者共同參與財務治理，實現財權配置公正性從財務資源配置看，傳統財務學建立在資本雇傭勞動制度形式安排基礎之上，單純服務于財務資本（非人力、知識等資本）的股東利益。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財務資源必將大大拓展，要實現財權配置的公正性，企業需要嘗試構建一種新的公司財務治理模式，即利益相關者共同參與企業財務治理的模式。利益相關者共同參與財務治理模式的核心是企業的財務行為對利益相關者的權利和利益產生影響，各利益相關者有共同參與公司治理的責任。該模式下，在企業財務治理過程中利益相關者應享有與其自身利益相適應的財務決策權利。具體應做到：（1）從經營者角度看，經營者是企業人、力資本的最大擁有者，在公司財權配置中處于核心地位，除繼續完善經理人市場和激勵制度外，董事會和監事會結構要多元化，必須設計一個由利益相關者共同組成的董事會和監事會，監事會對董事會、經理人員的財權進行實質性監督。（2）從中小股東角度看，為防止大股東侵害中小股東的財務利益，避免中小股東產生消極行為，可以從利益相關者代表中選出能保護中小股東利益的非執行董事參與企業財務治理；或者中小股東將各自分散的股權聯合起來建立委托投票機制，由投資機構統一代理形成對公司的財務決策權。（3）從員工角度看，在實踐中，我國一貫堅持的員工監事制度受監事任免制度和監事會運作機制缺陷影響，其功能無法發揮。鑒于此，在公司財務決策中可以嘗試實行員工董事制和勞資協商制，讓員工作為董事參與正式董事會進行協商和決定，使員工真正擁有通過法律手段或協商方式解決經營和理財問題及事項的權利。（4）從債權人角度看，針對我國目前存在嚴重信任危機的現狀，為切實保障債權人權利，應進一步完善“所有權狀態依存機制”。“所有權狀態依存機制”一旦運用到企業財務控制權配置過程中，當連債權人的利益也得不到保障時，企業應通過破產、清算等極端方式將財務控制權公正、合理地轉移到債權人手中，從而最大限度地補償債權人損失。另外，我國正在積極推進國有銀行股份制改革，引入競爭機制的銀行應提升參與企業財務治理的積極性，建立銀企間互派董事的制度，有限地介入企業財務治理。（5）從人力資本、知識資本角度看，作為人力資本和知識資本聯合體的經營者獲得財權是合理、現實的；而對于純粹為公司提供知識資本的所有者而言，可以通過制定完善的會計計量方法對無形資產進行合理計量、確認，換取相應的公司股權對公司行使財務決策權和財務監督權，并承擔相應風險。

　　（四）兼顧效率與公平，實現收益分配公正性市場經濟是競爭性經濟，企業競爭力的強弱是企業能否生存的籌碼，而競爭力與財務資源配置效率存在直接關系，每個企業必須盡最大可能獲取效率；但同時企業競爭又是各相關利益主體在信息不對稱條件下的多次博弈，多次博弈的結果必然要求兼顧公平，否則會極大地浪費資源。實現財務收益分配公正的總原則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實現財務效率與公平的統一。首先，財務收益效率的實現必須基于對人力資本的激勵，在嚴格的限制條件下，把期權轉變為完全的股票所有權計劃。針對我國資本市場不發達的現狀，可以采取降低基本工資、獎金標準，實行股票所有權激勵計劃的方式，讓經營者承擔自有風險。這種方式可以促使其努力工作，實現經營效率最大化，獲得相應報酬。在有形資本和人力資本供給一定的條件下。員工持股計劃能改變支付方式和工作組織結構，從而提高工人的生產效率，降低企業籌資成本，使員工獲得稅收優惠，為員工創造福利，有利于形成平等的收入分配結構。其次，財務收益公平的實現途徑必須基于倫理道德。企業應建立良好的信用機制，使債權人得到利息分配收入；除要承擔強制性社會責任外，更應該主動承擔相關的社會責任；應積極關注社會公益事業和慈善事業，實行以德治財的非正式制度，企業相關利益群體可以此作為評價財權掌控者業績的標準之一；讓更多承擔企業責任、風險或者對企業作出貢獻的利益相關者共同享有企業“剩余索取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