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香港以其高度發達的商貿、金融、咨詢等第三產業始終保持著強大的國際競爭力。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期，由于一系列外部環境的急劇變遷，香港經濟不斷地面對新的危機和挑戰。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直接導致香港經濟競爭力與綜合競爭力排名大幅下挫。針對這一狀況，香港政府于1998年提出發展創新科技戰略[1]，試圖以發展高技術產業為基礎進行新一輪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但時至今日，從香港當前經濟運行情況來看，此舉收效有限，創新科技產業對GDP的貢獻遠沒有達到人們的預期；相反，在金融危機期間備受爭議的香港服務業如金融、地產已逐漸走出低谷，繼續成為推動香港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因此，“香港經濟是否一定需要制造業的支撐”這一問題被重新提出并再次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本文從高技術產業與國際競爭力關聯的角度出發，通過對歷史上香港幾次重要的經濟轉型以及近10年來香港競爭力排名演變特征及其動因進行深入分析，探討香港重建基于高技術制造業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1高技術及其產業化與國際競爭力

　　高技術在國際上有其特定的含義，按聯合國組織的分類，高技術主要包括生物技術、信息技術、新材料技術、新能源技術、空間技術、海洋技術、以及環境保護技術和管理技術[2]，它的出現表明了人們對知識和技術在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中的作用更充分的認識。高技術產業化就是高技術通過研究、開發、應用、擴散而獲得經濟與社會效益的過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則把研究與開發（R&D）經費占工業總產出的比重，以及研究開發人員占總體人員的比重，作為界定高技術產業的標準。

　　高技術及其產業化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國際競爭力緊密關聯。根據世界經濟論壇（WEF）和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IMD）的觀點，國際競爭力指一國或地區在世界市場上均衡地生產出比其競爭對手更多財富的能力，最直觀的表現就是各國、各地區通過貿易方式在國際市場上獲取經濟利益的能力。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最早對競爭力決定因素進行描述和分析，李嘉圖（D.Ricardo）曾指出，比較成本如勞動力、資本和自然資源差異的存在是國際貿易的基礎。隨后，克魯格曼（P.Krngman）擴展了比較優勢的內涵并提出內生比較優勢的概念，認為比較優勢的獲取不能僅局限于先天自然資源，它更是一個專業化學習、投資創新和經驗積累的后天人為創造過程。克魯格曼的比較優勢理論中引入了技術創新的重要因素，開始隱含高技術及其產業化與國際競爭力的關聯。

　　比較優勢理論雖然是競爭力因素分析中最古典、也是經濟學家最深信的一種解釋國際貿易現象的基礎理論，但在目前日益國際化的經濟環境中，開始不斷受到質疑而逐漸被競爭優勢理論所取代。波特（Poter）認為，影響一個國家或地區競爭優勢因素包括生產要素，需求條件，相關產業和支持產業的表現，企業的戰略、結構和競爭對手，機遇以及政府的作用。在這六個因素的交互作用下，競爭優勢發展分為要素推動、投資推動、創新推動和財富推動四個階段，優勢產業的建立和競爭力的提升最終通過創新來發動，而技術創新因素則包含在這些因素中，構成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核心部分。因此，波特指出，一個國家或地區在國際上取得競爭優勢的關鍵在于其主導產業具有競爭優勢，而“（初級）生產要素非但不再扮演決定性角色，其價值也在快速消退中”[3].這里，波特把生產要素分為兩類：一類是初級生產要素，包括天然資源、氣候、地理位置、非技術人工與半人工、融資等；另一類是高級生產要素，包括現代化的通訊基礎設施、高等教育人力（電腦科學家與工程師）、從事尖端科學研究的各大學研究機構等。隨著知識經濟端倪初現及全球化趨勢不可逆轉，由初級生產要素而產生的競爭優勢越來越薄弱，高級生產要素則越來越成為競爭優勢的主要來源。高級生產要素的獲得需要在人力與資本方面大量而持久的投資，“越來越多的工廠管理者開始將其熟練工人看作是競爭優勢的重要來源”[4]，因而提供產業更具決定性和持續性競爭優勢基礎。在全球化和知識經濟高速發展的今天，領先的技術優勢而不是傳統的比較優勢成為一個國家或地區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取勝的決定因素，高技術及其產業化與國家或地區的國際競爭力緊密關聯。

　　2香港競爭力排名演變特征分析

　　2.1香港經濟史上三次重要轉型香港經濟自1841年開埠至今共經歷了三次重大轉型。第一次轉型從19世紀50年代初開始，這使得香港從一個漁村發展成為一個重要的貿易城市，香港也由漁農經濟轉為以轉口貿易為主的經濟。第二次是從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末期，朝鮮戰爭和對華禁運的政治形勢迫使香港由以轉口貿易為主的自由港轉變成為以港產品出口為主的自由港，從而走上工業化道路[5].在這一階段，香港本地制造業蓬勃發展，1952—1966年制造業就業人數年均增長速度高達10.5％，整個70年代也基本穩定在25％以上的水平。第三次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主要在中國內地進入改革開放后，在生產成本不斷上升的壓力下，香港的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大規模北移，從制造業主導型轉向服務業主導型經濟體系。在這一階段，香港經濟已經開始從以勞動密集的“低增值”經濟向知識和技能密集的、以服務業為主的“高增值”經濟轉變，這表現在香港的企業把低增值和勞動密集的工作程序分散到中國大陸和其它地區，而往往把高增值和需要精確專業知識的產品生產與服務繼續留在香港[6].據統計，香港的電子、制衣、紡織、玩具、鐘表、制鞋、塑料等主要制造業部門已將70％—90％左右的勞動密集型生產加工工序和生產線轉移到珠江三角洲地區進行[7].值得指出的是，雖然制造業北移暫時緩解了香港本地工資和地價的高成本對產業結構升級進而發展高技術產業的壓力，但從另外的角度看，也為香港今后所繼續承受的產業結構轉型的陣痛埋下伏筆。

　　2.2 1994—2003年間香港競爭力排名演變特征在對瑞士洛桑管理發展學院（IMD）一年一度《世界競爭力年鑒》所公布的香港綜合競爭力和經濟競爭力數據進行搜集整理基礎上，通過其競爭力排名演變特征分析，試圖給出1994—2003年間香港經濟發展的狀況和特點（注：由于《世界競爭力年鑒》當年公布的數據為上一年的數據，故本文將其公布的各年競爭力排序普遍前移一年。），并揭示導致這一演變過程的動因。下面根據香港經濟發展的周期性，把1994—2003這10年間香港發展過程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994—1996年；第二階段為1997—1999年；第三階段為2000—2003年。

　　1994—2003年香港競爭力排名演變情況資料來源：根據IMD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Year Book（1995—2002），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Lausanne，Switzerland有關數據整理。

　　（1）第一階段經過幾十年的高速發展，香港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與1979年相比，1995年香港GDP增長12.4倍，年均增長率達到7.92％；1994年香港人均GDP（按購買力平價計算）達到23080美元，超過新加坡（21430美元）、韓國（10549美元）和中國臺灣地區（13022美元）[8].1997年香港人均GDP已達到26050美元，超過英國、加拿大、法國等發達工業化國家。1994—1996年，香港連續3年被IMD評選為世界第三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系，同時于1996年被美國傳統基金會評選為世界經濟發展自由化程度最高的地區，香港已發展為以國際貿易和金融業為主導的國際金融、貿易、信息、物流中心城市。

　　這一階段雖然在國際市場上擁有較強的競爭優勢，但香港經濟基礎過于薄弱的特征已開始顯現。20世紀80年代隨著制造業的不斷北移和拓展，到90年代初，香港本地制造業已呈現出集融資、采購、設計、推銷、貨物中轉的生產控制中心和服務中心于一體的虛擬化特征；第一產業（農業和漁業）和第二產業（制造業、建造業等）相繼萎縮，對GDP的貢獻率逐漸降低，而第三產業（金融業、房地產業等）迅速發展，成為推動香港經濟增長的支柱產業；香港的產業結構是否失衡，是否出現空洞化，開始受到人們的質疑。

　　（2）第二階段從90年代中期開始，香港經濟經過多年過熱發展，已經具備了泡沫經濟的典型特征：房地產快速發展獲得超常規的暴利，香港樓價急劇攀升；在地產業泡沫的帶動下，香港金融業迅速膨脹，加快了香港經濟泡沫化的速度。1994—2003年10年間，香港本地制造業的比重由1994年的9.19％下降到2003年的4.10％；服務業的比重從1994年的83.40％上升到2003年的88.50％。因此，產業過于單一，經濟增長及就業過分依賴服務業成為這一階段香港產業結構存在的主要問題。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香港經濟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大打擊。根據IMD公布的數據顯示，香港的綜合競爭力排名從1997年開始大幅下挫，由1996年的第3位跌落到1999年的第12位，經濟競爭力更掉落到1999年第25位，在亞洲“四小龍”中跌幅最大。

　　1998年，香港政府已逐漸認識到發展高技術產業對提升其國際競爭力的重大作用。董建華在第二份施政報告中指出，“過去多年來，金融業和房地產業是香港經濟的重要支柱，將來仍然會為香港的繁榮作出重要貢獻。但是，由于香港的經濟基礎過于狹窄，一旦金融和房地產業受到沖擊，香港經濟便陷入困境。”[1]針對這種狀況，他強調創新與科技的重大作用，認為“創新和科技對于增值活動、提高生產力，以及增強競爭力都極為重要”[1]，從而堅定了發展創新科技、實現經濟轉型使香港成為華南以至整個亞太區域的“創新科技中心”的決心。1999年，董建華在第三份施政報告中再次關注創新科技，并明確提出政府為促進創新科技發展的重要政策措施[10]，包括：撥款50億元成立創新及科技基金；在未來十年成立專注“中游”研究的應用科技研究院；積極輸入必要的科技專才；興建“科學園”、“數碼港”等其他創新與科技計劃。1999年11月，香港政府正式推出名為“創業板”的二板股票市場，努力為創新與科技企業提供籌集資金的重要渠道。

　　在政府的積極推動下，香港很多著名企業開始投資大力發展高技術企業。1999年3月，盈科公司宣布與香港政府合作發展數碼港計劃；和黃集團宣布與內地大型中藥集團合作，在香港興建符合國際GMP標準的中藥生產基地和新藥研究開發中心；香港新世界發展提出興建“生物科技城”計劃；2000年初香港新鴻基地產決定斥資10億港元在香港設互聯網服務中心。經過亞洲金融危機的巨大沖擊，香港各界普遍認為“香港要再創繁榮，不能過分依靠資產價格膨脹，必須有更廣闊的經濟基礎，更多利用科技和創意，提高本港產品與服務的價值”[10]，因此，發展以高技術導向的制造業以實現香港經濟的新一輪轉型已經成為香港政府、企業界的基本共識。

　　（3）第三階段進入21世紀，外部政治經濟環境的突發性變遷使得香港經濟出現較大波動。2000年香港經濟開始復蘇，當年經濟增幅高達10.5％，這是近13年來香港的最高增長率，也是亞洲乃至全球的最大增幅。據統計，2000年頭11個月，香港整體進出口貨值比上年同期增長17.8％，其中轉口貨值增長19.2％；重要支柱產業旅游業快速增長，訪港游客達到1306萬人次，比上年增長15％。根據IMD公布的數據，2000年香港經濟競爭力與綜合競爭力排名均有較大提升，分別達到第4位和第6位。由于“9.11”恐怖襲擊所導致外部環境逐漸惡劣，2001年香港經濟再次陷入低潮，全年經濟增長僅0.1％，失業率一度高達7.4％，綜合競爭力開始下滑，并持續跌至2002年第10位。2003年香港在克服了“SARS”事件所帶來的消極影響后經濟開始復蘇：GDP出現V型反彈；失業率轉為下降；持續了五年多的通貨緊縮也趨于緩和，顯示整體需求疲軟的狀況正在逐步改善；綜合競爭力排名逐漸回升，達到第6位。

　　3香港重建制造業的必要性與可能性探討

　　3.1香港重建制造業的必要性通過對香港國際競爭力排名演變特征進行研究發現，這10年來，盡管其排名有較大波動和起伏，但總體來看，無論經濟競爭力抑或綜合競爭力的排名均呈現下降趨勢。究其動因，歸結如下：

　　（1）小型開放式經濟體系。香港經濟發展及其競爭力不斷塑造的歷程表明，作為一個“小型開放式經濟體系”[11]，香港經濟對于外部的政治經濟變化有敏銳的反應。“小型”意味著系統對環境的依賴，高度的開放則意味著環境對系統影響的直接和強烈，因此香港經濟極易受到外部環境變化的影響。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2001年“9.11”恐怖襲擊、2003年“SARS”事件均給香港經濟發展帶來巨大的負面影響，造成香港競爭力排名的較大波動。

　　（2）經濟結構嚴重失衡。同其他最具競爭力的中小型經濟體相比，香港在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工業特別是制造業不斷萎縮（如表2所示），經濟增長過分依賴金融和房地產業的發展，因此，當外部經濟環境發生突變或惡化時，香港經濟也就會隨之產生大的波動并會遭受嚴重的打擊。

　　我們知道，制造業從來都是支撐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的基礎，而服務業始終是圍繞制造業的生產過程和生產結果來進行的，是依附于制造業而生存的。現代經濟發展表明，1元制造業產值可以帶動1.8元服務業產值，一個制造業工作機會可以創造三個服務業工作機會。香港乃至世界金融服務業的發展，不能離開工業發展這個基礎，金融服務業的發展必須有工業發展的配合。從國際角度看，當今世界競爭力最強的中小型經濟體，其產業結構均大致呈工業35％、服務業65％的比例，并且掌握某一工業領域的領先技術以及高技術，如1997年新加坡、芬蘭、中國臺灣產業結構的比例分別為0∶35∶65，4∶34∶62，2∶35∶63.新加坡和中國臺灣在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中受到沖擊較小，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其產業結構比較合理，第二產業對GDP的貢獻率均達到35％，同時較早認識到世界經濟中心的形成與轉移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世界科技中心的形成和轉移，因此在工業調整中注重發展高技術產業，并加強了政府對科技發展宏觀調控的力度。

　　基于以上分析，我們認為，作為一個對于外部的政治經濟變化有敏銳反應的“小型開放式經濟體系”，香港需要一個有利于經濟及就業穩定發展的多元化產業結構。值得指出的是，結合世界經濟發展趨勢和香港現狀（高昂的土地成本和人力資本），重建傳統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無法取得競爭優勢，因此發展高技術含量和高附加值的高技術產業已勢在必行。近幾年來，雖然香港政府提出大力發展創新科技以推動經濟轉型，“興建了科學園、數碼港等設施，通過研究資助局、創新及科技基金、應用科技研究院，以及支持各類科技創業和科技培育計劃，推動了研究與開發”[12]，但從目前來看，這些政策措施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并不顯著，董建華也承認“科技發展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我們在這方面的投入相對上是有限的”[12].從知識的生產、傳播和利用的結構看，香港經濟顯著特征仍然是知識生產的能力遠遠弱于知識利用的能力。由于香港政府多年來所奉行的積極不干預政策，在研究與開發方面的投入遠遠少于其它國家和地區，直接導致香港的科技競爭力與起點相近的韓國、新加坡或中國臺灣相比，仍然存在著明顯的差距。

　　2004年香港經濟再度復蘇，全年經濟增長達到8.1％，為四年來最高。其中，出口貿易在前11個月的實質增長達15％；服務輸出在前三季增長近70％；訪港旅客突破2100萬人次，比前年同期升近四成。私人消費開支在首三季增長7.4％，是10年來的最高增幅。各項數據表明經濟形勢正在趨于好轉，但令人擔憂的是，這種改善僅僅是建立在外部經濟環境改善的基礎之上，“由于內地和世界其他主要經濟體系出現多年來難得一見的同步快速增長，對香港商品和服務的需求大增，令本港去年多項經濟指標都出現雙位數字增長”[13]；旅游業成為推動香港經濟復蘇的主要動力，僅內地“個人游”便帶來額外65億元旅游消費收益及16500新增職位[14]；高技術產業對香港經濟的貢獻率仍非常低，制造業占GDP的比例仍在下降，香港經濟結構失衡的壓力并未從根本上得到緩解。為了獲取持續競爭優勢，避免經濟運行頻繁波動，香港重建以高技術為導向的制造業推動產業結構實質性轉型非常必要。

　　3.2香港發展高技術產業為導向制造業的可能性

　　（1）香港發展創新科技的優勢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國際信息中心、國際貿易中心和國際著名自由港，香港在推進科技創新和高科技城市建設具有明顯的優勢，如完備的市場經濟制度、較強的科技成果商品化以及產業化能力、國際金融中心的融資能力、國際信息中心所擁有豐富的信息資源和強大的服務能力、國際貿易中心的較易獲得各種科技研究與開發所需的原材料元器件，從而可以大大縮短高技術研究和開發時間，降低成本的能力等方面均是香港重建以高技術為導向制造業的重要基礎。

　　（2）CEPA給香港制造業發展帶來新的契機香港與內地為加強兩地之間的經貿聯系，于2003年6月29日簽署了《內地與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簡稱CEPA）的主體內容，有關承諾已由2004年1月1日起正式實施。CEPA簽署后，逐步實行商品貿易零關稅，服務貿易降低門檻，貿易投資便利化，必將促進香港和內地之間的貿易額迅速增加，諸多領域的合作更加緊密。由于CEPA對“港產品”界定中僅要求30％的工序在香港進行的產品便可算作港產品，香港的中小型高技術企業可以將大部分附加值較低的生產工序遷至內地，實現成本優先戰略；而將部分附加值高的工序留在香港，實施差異化戰略。這樣在換上“香港制造”的品牌后將可以取得顯著的增值，大大提高邊際利潤率。而在CEPA的框架下，以香港自由港環境、內地市場前景、零關稅的優惠以及內地高質量技術人員的輸入，這樣的環境甚至優越于一些高技術產業發展非常出色的小型經濟體（如芬蘭、愛爾蘭），有利于吸引海外投資者對香港進行戰略性投資，促進香港高技術產業的發展，從而重建香港基于高技術導向的制造業。

　　（3）高技術導向的新一輪港深一體化合作逐漸開展與香港毗連的深圳是我國市場經濟發展最快的地區之一，也是最早提出以發展高技術產業為主導產業的城市之一，近20年來，深圳已經發展成為我國智力與技術資源最密集的地區。目前，深圳正就未來發展進行定位及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迫切需要同香港進行新一輪深層次一體化合作。深圳的優勢體現于較低的生產要素成本、高技術產業在國內外的輻射能力強、以市場為導向和企業為主體的技術開發體系以及政府對發展高技術產業的大力支持等方面，同香港形成互補關系。

　　港深兩地高技術產業合作可以涉及到技術基礎設施、R&D系統、企業技術網絡和社會創新環境等各個方面[15].根據兩地高技術產業發展的不同階段，合作既可以發生于R&D人員與資金投入、產品創新與工藝創新、中試、生產制造、市場推廣和銷售的技術創新鏈任何環節；也可以產生于兩地的個人、企業、非政府組織之間以及政府與企業、大學、研究機構所形成的區域創新系統的開發上。

　　4 結束語

　　香港經濟在經過三次轉型后而形成目前以發達的金融、資訊、商貿等服務業為主要支撐產業的經濟結構，工業的比重已經降至2002年的12.48％。來自現代經濟發展的資料及近10年香港國際競爭力大幅波動的事實表明，制造業的空心化和經濟基礎的過于狹窄將會導致經濟運行不穩定，因此，對香港來說重建基于高技術產業的制造業是必要的；同時作為小型開放性經濟體特別是依托中國內地獨特的競爭優勢，香港進行新一輪經濟轉型以實現高技術產業為導向的制造業重建也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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