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動性過剩問題如今已經成為全球性議題

　　美國經濟顯露疲軟致使美聯儲再度邁開降息的步伐，日元長期維持零利率或者低利率，歐洲國家為阻止本幣升值步伐而放慢提高利率的節奏，全球性擴張的貨幣政策在刺激經濟復蘇的同時，也積蓄了大量的流動性。受經濟失衡的誘導，這些爆炸式的流動性絕大部分都流到了新興經濟體國家，中國也成為全球流動性的巨大蓄水池。然而，僅僅將流動性過剩歸結為外部因素顯然有失偏頗。由于獨特的經濟環境和金融制度，中國流動性過剩有著自己特殊的形成機理和傳導機制。

　　我國的流動性過剩問題根基深、治理難度大。從目前對流動性成因和傳導機制的分析，流動性尚無“拐點”，因此政府需要重新審視未來宏觀經濟政策的立場。短期內，央行可繼續通過準備金率、央行票據、窗口指導等手段遏制貸款擴張，但是貨幣政策的操作空間和效果越來越不盡如人意，要有效控制流動性過剩，就必須擺脫治理成本日益加大的對沖操作模式，轉向更為堅決的結構性治理模式。這不僅是舒緩流動性的問題，更涉及到中國平衡發展，為新的增長積蓄力量的深刻思考。在這個意義上說，2008年宏觀政策基調應該是結構調整迅速推進的一年。

　　宏觀調控方式向供給管理轉變。宏觀調控方式由需求管理向供給管理轉變。以優化結構為核心的“供給管理”，其實應成為中國特色經濟學理論完整框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進而應成為經濟調控中重要的可選擇方式之一。通過“供給管理”加強了這些經濟社會中的薄弱環節，即增加了宏觀經濟中的有效供給。

　　在供給學派經濟學家看來，供給管理政策之所以能夠對經濟進行短期調節，就在于它能夠改變包括企業和勞動者在內的生產者所面臨的激勵。一個經濟的資本、勞動力、自然資源、技術等在短期內可能無法發生變化，但生產者的激勵卻是可以隨時變化的。

　　當前，緊縮的貨幣政策尤其是信貸政策短期內成效不大。抑制流動性，根本在于彌補流動性與實體經濟的落差，這要靠經濟實體生產效率的提升，也要在調控思路方面由需求管理向供給管理轉變，從供給上多下工夫，解除制約當今經濟增長的瓶頸。

　　經濟增長戰略應注重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具體來講，其一，完善行業準入管理制度，加快產能過剩行業結構調整。這里有兩點值得我們重視。產業政策應該鼓勵和支持鋼鐵、水泥、紡織、造紙等行業的企業兼并重組，依法淘汰水泥、電解鋁、鐵合金、焦炭、電石等行業落后生產能力，還應該廣泛應用先進信息技術對傳統產業，特別是鋼鐵、建材、石油化工、建筑等行業進行技術改造。其二，大力發展以科技型、知識型、服務創新型、創意型新興創業企業為主導的創業經濟，可以從源頭上和根本上遏制對資本等的大量投入，必然推動生產率的大幅提高，從而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重點服務于成長性創業企業、重點支持自主創新企業，包括“五新、三高企業”（“五新”即“新經濟”、“新技術”、“新材料”、“新能源”、“新服務”：“三高”即“高技術”、“高成長”、“高增值”）。

　　化解流動性過剩治本之策：長期金融體系結構優化。我國金融體系過于倚重間接融資方式，金融體系流動性不能迅速轉化為實體部門的投資。流動性問題的解決不僅需要站在銀行體系角度，更要放在我國經濟結構轉型及產業升級。這種轉型和升級中所需要的對人力資本、知識、技術的投資都離不開金融體系的支持。這需要市場、機構和產品的創新，形成有效解決信息不對稱和風險分散承擔的機制。

　　流動性過剩時期，應調整金融結構，積極推動我國金融體系由間接融資向直接融資導向轉型。流動性并非完全是洪水猛獸，目前為止，流動性過剩雖然對中國經濟的負面影響較大，但這也意味著直接融資發展的重大機遇，意味著中國融資結構調整、居民儲蓄多元化發展的契機。十七大報告多次強調要“優化資本市場結構，多渠道提高直接融資比重”。要解決流動性過剩問題，最根本的是要加快資本市場發展改變我國金融產品的期限結構，供應更多的長期金融工具，例如股票、資產證券化產品、企業債券、長期信用債券、外匯期貨、保險產品等，緩解短期流動性壓力。

　　利用流動性，積極構建面向創業/創新經濟的金融體系。利用充沛的流動性，積極實施科技成果“資本化”戰略是當前應重點考慮的問題。我們把有利于創新和創業，有利于產業自主創新的金融體系理解為創業金融體系。創業金融體系作為國家的戰略投資體系，通過運用政府財政投入、企業研發和產業化投入、創業風險投資、銀行信貸投入、資本市場融資和科技基金等手段，發展面向創業企業的債券市場；設立各類專項發展基金；構建以創業板為主導的創業資本市場循環機制，為創業企業融資構建由政府種子資金、天使投資資金、創業投資資金、金融機構信貸資金和資本市場資金相互協調的資金投入鏈條，全方位地為創業經濟發展提供金融支持。美國在支持創新型或創業型企業有許多有益的經驗可以借鑒。美國政府采取創新型金融政策和杠桿設計，帶動了3倍～10倍銀行和保險資本金的參與，使得創業資本得到真正的擴張。

　　引導過剩金融資源向福利部門和研發部門投入。治理流動性過剩，短期相機抉擇的政策安排和長期金融結構優化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金融結構優化的兩個制度基礎是：社會福利制度的完善和鼓勵企業研發的財稅制度。通過完善社會福利制度，消除人們對將來不確定性的隱憂，從而把個人可支配收入中的相當比例投入消費。消費的增長可以促使原本退出流通的窖藏貨幣重新投入實體經濟運行當中，從而一定程度上消除流動性過剩，同時能保持經濟的合理增長速度；通過各種財政和稅收政策鼓勵企業進行研發投入，使新技術、新產品和新服務不斷推陳出新，促進產業結構轉型。

　　利用過剩流動性促進中小型銀行體系的建設。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通過設立專業金融機構對中小企業提供信貸支持。如法國的中小企業設備貸款銀行，加拿大的聯邦企業發展銀行，韓國的中小企業銀行等，都是政府設立的專門用于支持中小企業融資的金融機構。美國政府為了扶持中小企業的發展，設立了小企業管理局，作為聯邦政府的永久性機構，主要任務是幫助中小企業解決資金不足問題，并直接向中小企業提供資金支持。根據我國實際情況，我們可建立有利于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中小型銀行體系。由于中小型銀行具有很強的地方性，與當地中小企業有著更多的直接接觸，尤其是小型地方銀行與一些中小企業本身就有著產權關系，內部有著更好的激勵和約束機制。因此，在直接融資受到限制的情況下，可通過組建更多的中小銀行來舒緩大銀行的流動性過剩。

　　大力推進金融業對內開放力度，引導民間流動性（私募資金）向創業投資、產業投資集聚。加快發展產業投資基金和創業投資基金，促進居民儲蓄轉化為實業投資。本土私募基金發展應該逐步提速。事實上政府已經在這方面有所作為。近來，具有政府背景的山西能源產業基金、廣東核電新能源產業基金、四川綿陽高新技術產業基金和上海金融產業投資基金，已經由國家發改委上報國務院申請第二批產業基金試點，使民間金融資本可以通過成立私募基金實現正規化。在流動性過剩周期，我國還應加大本土私募資金的實業投資轉型，使具有政府背景的私募基金更關注有助于提高國家核心競爭力的戰略產業投資和競爭性行業的投資。

　　積極修正涉外經濟金融政策，對外部流動性實施有效監管

　　第一，對外資進入要按產業設置結算門檻，對經常性貿易要在產業、時間、數量上設置門檻。第二，引導FDI流向，讓新進入外資增量升級到高新技術產業、制約經濟發展的“瓶頸”產業以及產業鏈中研發、設計、品牌和關鍵零部件等環節和現代生產者服務業，在為本土企業發展騰出空間的同時，促進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升級。第三，減少甚至禁止高耗能、高污染和資源性產品的出口，鼓勵增加高新技術及資源性產品進口。第四，有序有效擴大對海外的產業投資、金融投資和資源開發性投資，并努力完善服務和監管體系。

　　調整外貿發展戰略，加快產業結構優化進程。當人均GDP超過2000美元時，我國就已經進入到一個消費需求的膨脹時期，這是我們優化產業結構、依靠內需實現經濟均衡、可持續發展的大好時機。結合此階段的消費需求特點，利用經濟增長帶來的豐厚儲備，引進先進的技術，加快產業結構優化和升級，積極擴大出口、積極生產國內消費升級所需要的產品，以消費、投資和凈出口三者的增長維持國內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同時，將發展資本市場與產業結構優化結合，制定以產業結構優化為目標的具有針對性的產業差別化上市融資政策，成立一批支持產業結構優化的產業投資基金，支持、配合國內產業結構優化進程。這樣不僅可以有效減少經常項目順差對貨幣供給的壓力，將這種壓力轉換成推動經濟結構優化的動力，同時，可以有效利用過剩的流動性從投資和消費兩方面支持產業結構的優化，減少其帶來資產泡沫的可能性。

　　通過建立資源補償機制，推進資源要素市場化改革。資源價格改革“遭遇”CPI新高，通脹壓力下的資源價格改革如何抉擇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課題。筆者認為，要實現資源的完全價值，必須分兩步走才行：一是資源稅費制度改革，借以理順資源收益分配關系，使與資源開發相關的各利益主體都能獲得合理補償；二是資源產品價格形成機制改革，將由行政干預為主且明顯偏低的價格轉變為由市場作用為主反映資源完全價值和供求變動的價格。因此，僅從資源價格的市場化改革入手，不能為資源價值的完全實現和資源價值的充分、合理補償提供根本性機制保證。完善資源基礎市場可以通盤納入資源稅費制度改革，所以資源稅費制度改革同資源價格形成機制改革一樣，是資源價格改革的基本手段。另外，對于勞動力要素的改革要盡快實現要素市場的統一，打破人為限制，增加要素市場應對國內外沖擊的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