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幼稚”的汽車工業相比，農業似乎已被認為是中國為數不多的“成熟產業”之一。4月10日，當訪美的中國總理朱容基離開華盛頓的最后一刻，通宵達旦談判的中美外貿官員們就中國加入WTO一攬子協議中的重要部分《中美農業合作協議》達成一致。這是朱總理訪美此行唯一正式宣布的談判成果。據新華社通稿稱，中國在小麥TCK黑穗病問題上做了重大讓步，允許美國西北七州向中國出口小麥，中國還解除了對美國包括加利福尼亞在內的四個州向中國出口柑橘的限制。據報道，中方談判代表龍永圖強調，這個協議是中國提出的“最新、最好、最有誠意的出價”，在三五年前完全是“不可思議的”，龍永圖說：“美國農民將會非常非常高興。”美國農民確實非常非常高興，美國報紙形容他們是“歡呼雀躍”，美國農戶的院外集團稱，中國的讓步“令人印象深刻”、“令人驚奇”，在農貿市場上的開放“在世界范圍內都是史無前例的”。而在中國，由于官方迄今為止仍未公布協議的具體內容，少數研究者只能從互聯網上獲取由美方公布的相關信息，因此可以預料的巨大爭議僅僅在一個極小的范圍內——而且全部是在與農民毫無關系的城市知識界中間展開。中國社科院經濟所和天擇經濟研究中心曾召集國內一批知名經濟學家討論這個協議及農產品市場開放問題，結果沒有哪兩位專家持完全相同的觀點。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盧峰教授對《中美農業協議》幾乎是舉雙手贊成，他認為，這個協議實際上是一個關于動植物檢疫方面的協議，中國從1972年開始禁止美國TCK小麥進口，但經過科學測定，TCK小麥經過加工處理后對人畜都不構成危害，而且TCK病在我國不存在氣候生長條件，中國已決定在海南建立TCK小麥的處理加工廠，TCK病通過貿易方式傳入危害中國小麥的可能性很小；加州柑橘可能傳播“地中海果蠅”的問題也可以通過提高檢疫手段解決。盧峰指出，從美方利益來說，中方的讓步確實足夠重大，因為它使美方多年來苦苦要求的目標得到滿足；而從中國的利益來看，這一讓步本身并不要求支付特別大的額外成本和代價，并不會立即或直接給我國糧食生產造成壓力，“也不會對農民收入產生顯著影響”。盧峰說，農業上的讓步客觀上解開了長期以來兩國貿易分歧的死結，降低了其他領域入關的門檻，“這樣一個雙贏的結果，不僅內容積極有利，而且在貿易談判策略和技巧運用上也可圈可點。”然而，象盧峰這么樂觀的看法并不太多。溫鐵軍——國家農業部農業研究中心最著名的青年學者——就認為，從網上的信息來分析，僅僅用一個檢疫的問題來概括這次讓步可能帶來的沖擊無疑是很不負責任的。“我們不應該忘記近代史上美國農產品依托‘美麥貸款’和‘美棉貸款’大舉進軍中國、把我國的小農經濟打得一敗涂地的教訓。”這位曾精辟地提出“中國的發展是自我資源資本化”論點的經濟學家警告說。

　　由于“整個農業部可以說都不知道這個協議的具體內容”，溫鐵軍對他在網上看到的協議條款始而震驚，然后是揮之不去的深深憂慮。“中國同意大幅度增加最低關稅（1-3%）限額的農產品進口數量，并且應美國的要求增加了不受國家外貿壟斷控制的私營部門進口所占比例。到2006年，大豆要從現在的170萬噸增加到330萬噸，，其中私營進口商應該達到90%；小麥從200萬噸增加到930萬噸，為現在的4.65倍，私營部門最初應有10%；玉米從25萬噸增加到720萬噸，為現在的28.8倍，私營部門應該達到40%；大米從25萬噸增加到530萬噸，為現在的21.2倍，私營部門應該達到50%.還有棉花，到2004年要從現在的20萬噸增加到89.4萬噸，私營部門應該達到67%.此外，中國承諾取消出口補貼，特別是取消對美國不利的玉米、棉花和大米等農產品的出口補貼。而且到2004年前，中國除了在總體上把農產品關稅降低到17%以下，還應進一步對美國有競爭優勢的農產品降低到14.5%的平均關稅。其中大豆僅3%，肉類和水果10-12%，乳制品12-19%……”溫鐵軍很愿意把這些讓步從積極的方面進行評價。“對城市消費者顯然是有利的。國內的小麥80%是低面筋度的軟質小麥，結果面包一切就掉渣，掛面下鍋容易爛，大量進口美國硬質小麥可以解決這些消費品質上的問題。它可能還會迫使一部分土地資源短缺的地區調整農業結構，比如中國的水產品、蔬菜和一部分畜牧產品這些非基本農產品還是有一定出口競爭力的。最后，中國正在進行的糧食流通體制改革，事實上，這個領域的某些腐敗問題光靠改革不行，利益還是落不到農民手里，還不如干脆開放，這大概就叫‘寧與友邦，不與家賊’吧。”但是，溫鐵軍更無法忽視中國農業和農民“將要受到的巨大沖擊”。“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的研究，國際市場糧食價格18年來基本上是下降趨勢，而我國則正好相反。”90年代初以前，中國是以農產品的低價保護工業，因此低價的農產品本是中國的競爭優勢，但在1994年，為了在農業比較效益低的情況下以價格隱含的補貼穩定農民的糧食生產和收入，國家大幅度調高農產品收購保護價。到1996年，提價幅度達到105%，國內糧食價格開始全面超過天花板價格（國際市場價格），而且收購價甚至高于國內市場價。“以玉米為例，今年3月份國內市場平均價格1.44元/kg；而美國芝加哥的期貨市場平均價格折合人民幣僅0.72元/kg.即使考慮運費，中美糧食差價仍然懸殊，如果再加上品質上的差距，不難想象，美國（包括加、澳及其它歐洲糧食出口大國）將很容易地占領國內市場。”溫鐵軍掰著指頭仔細算道。而對于60%的收入依靠糧食生產的中國農民來說，糧價大跌和失去銷路對其收入的打擊無疑都是致命的。

　　盧峰教授不認為擴大配額和關稅的降低會有這么嚴重的后果。按網上公布的協議內容，中國在進入WTO初期，糧食進口配額要上升到1500萬噸，兩年后再升到2000萬噸，“1995年中國就曾進口過2000萬噸糧食，當時就并沒有對糧食生產造成多大的沖擊，”盧峰辯稱道，“2000萬噸糧食只占中國總產量的4%，會給糧食價格和生產帶來什么問題呢？”

　　但是國家財政部的一位官員反駁道，1995年大量進口糧食是因為確實需要，進少了還不行，而現在是國家糧食過剩，國家前不久還在計劃通過出口削減倉儲，今年夏糧又是大豐收，“再進口這么多怎么得了？假設大豆真是3%的上限鎖定（bound-bind）稅率，我真不知道今年的大豆怎么辦了。”溫鐵軍也認為，4%的算法不準確，農民自產自銷的糧食大約占糧食總產量的60%以上，這一部分基本不與市場產生關系，真正的商品糧每年約為1.6-1.8億噸，所以2000萬噸應當是占到中國糧食市場貿易量的20%以上。社科院經濟所的盛洪說的更專業一些，“價格是由邊際決定的，而不由平均決定，飽和之后較小的進口量，也可能導致價格的很大變化。”他認為，中國入關后的糧價肯定是由美國的價格來決定，因此，“中國農民可能會把糧食生產成倍削減，而不僅僅是2000萬噸。除非國家給每一個耕作的農民發工資。”

　　“什么行業都可以放，唯獨農業不能放。”在全球化趨勢不可逆轉的今天，再討論是否應該入關、是否應該開放的觀念爭論已經顯得不合時宜。但入關確實是一個復雜的技術問題，中國作為一個人口過度膨脹、就業問題嚴重的發展中國家，應該以何種姿態加入以資本大國制定的游戲規則來保護資本對全世界統治利益的WTO？至少我們應該開放哪些行業，保護哪些真正關乎國家利益的領域，開放之后的利弊究竟如何，本來就是我們在加入世貿組織之前應該認真和廣泛加以討論的問題。據美國高盛亞洲研究部最近的模擬測算，加入世貿組織以后國際貿易增加、資本和技術投入的增加，對我國GDP每年的潛在貢獻為0.5－0.6％。國內另一個更為樂觀的說法是，入關可望使GDP凈增2個百分點。標準渣打銀行估計，中國的GDP每增加一個百分點，可以吸納350萬人就業。對就業壓力越來越沉重的中國來說，不管是170萬還是700萬的就業機會，都肯定是很具吸引力的砝碼。然而，這些數字中可能包括多少離開土地的農民呢？回答無疑是悲觀的，因為到下個世紀初，中國僅城市勞動力剩余就將達到4000萬左右。在農村，剩余勞動力人口已超過2億，而據一般的估計，國內糧食市場被分割的縮小，將可能再擠出2000萬農民。也就是說，每從美國進口一噸糧食，就會有一名“為谷賤所傷”的農民失去賴以生存的農作。

　　“什么行業都可以放，唯獨農業不能放。”社科院經濟所宏觀經濟研究室主任袁鋼明博士說，“一旦放開，對其他行業都是利弊兼有，惟有農業的市場開放對9億農民尤其是耕作傳統農作物的農民基本是只有弊而享受不到利益，將直接導致他們的收入下降。”按照現在的糧食價格和關稅率，袁鋼明算出的結果是，中國農民的收入至少會減少1/4.

　　袁鋼明前不久曾到河南東部的夏邑縣調研，那是一個在中西部屬中等發展程度的平原縣，當地農民人均年收入1800元左右，其中1000元來源于糧食，種一畝地按現行國家收購價可收入100元，其余800元主要是養豬和其它家禽，養一頭豬的收益也在100元左右。但今年1月以來，全國生豬價格狂跌40%以上，由于農民不賠不賺的生豬收購價格應在每公斤5.5元上下，而目前實際已跌至3.2元，每養一頭豬虧本100——150元左右，許多農戶為減輕負擔開始宰殺豬崽。

　　農民生存的艱辛使袁鋼明心中的憂慮更為深重。“中國的糧食生產與價格實際上不是一個市場貿易的問題，而是一種收入分配的人為調節，或者說不能簡單當作一種生產性的產業，而應該看作一種為了保障9億農民基本生存的公益事業。國家設立的較高的糧食收購保護價，實際上是在不承擔農民社會保障的情況下，給農民支付的某種補貼。也是國家為保護工業免受農業過剩人口和小工業的沖擊、將農民留在土地上的一種有效措施。”袁鋼明因此認為，糧價倒掛是完全正確的，他介紹說，包括美國在內的所有國家在工業化時期都遇到過按照比較效率來說放棄農業才劃算的情況，但他們無一例外地用提高糧食價格保護農民收入。日本本來是一個糧食進口大國，但為了維護本國農民穩定的生活結構，他們向進口的糧食征收700%的關稅。“日本、法國在開放糧食市場上同美國扯了四十年的皮，讓步的速度有如蝸牛爬行。而我們這個人口眾多、農業生產落后的國家居然承諾不補貼農業，防線居然這么輕易就被自己沖破了。”袁鋼明無奈地說。

　　袁鋼明當然明白，農業方面史無前例的讓步，是為了在其它領域得利，是以農業的犧牲為交換條件，在國家財政依存的國有經濟市場開放上增加談判籌碼——比如汽車。袁鋼明毫不掩飾自己對這種“可圈可點的談判技巧”的批評。“在許多人看來，中國需要保護的行業好象越來越多，沒有認識到農業是中國一個最大的劣勢。他們正好弄錯了，事實上，除了農業——或許還有金融外，我看不出任何一個行業有充分的理由應受到保護。”“在越來越多的制造行業，中國對美國的競爭優勢正越來越明顯，”袁鋼明通過對1997年中國出口情況的研究發現，當年出口額最多的不是一般認為的棉紡織品，而是半導體，其次是電池。袁鋼明因此指出，中國農產品和以農產品為原料的輕工業的出口競爭能力將越來越低于其余的工業產品，“尤其是那些普及的、技術已成熟的制造業，中國很快就會占據優勢，10年前誰會想到中國能大量出口彩電和冰箱呢？汽車也是這樣，尤其是中低檔轎車，別看他們成天叫苦不迭，一開放生產成本馬上就能降下來，用不了多久中國就能憑借勞動力優勢占領國內、開進國際市場。高檔汽車中國可能還會暫時處于劣勢，但不開放就永遠跟不上國際潮流，永遠不能提高技術含量，永遠幼稚。”

　　唯有承載了9億人口就業的農業，在袁鋼明和溫鐵軍等人看來，與農業人口不到2%、人均耕地面積比中國多10倍的美國直接面對，就像是讓尚未長大的孩童，按照美國定下的裁判規則與美國的泰森較量，“是完完全全的不正當競爭”。盡管目前農業在我國GDP結構中的份額已降至15％左右，但他們警告說，這方面哪怕是細小的調整都可能被9億農民放大為顯著的社會問題。

　　關于中美農業協議，還有一個演繹出來的玩笑，這次農業談判中國“農口”沒有一個人參加，當時“農口”的人還很不滿，認為關于農業問題的談判理應由“農口”擔綱，但當他們從網上看到協議內容后，馬上長舒一口氣，說：幸虧沒去，要不誰負得起這個責任？“私營企業家有工商聯作為他們的社會壓力集團，汽車和電信企業的意見也總是能得到聽取。”袁鋼明笑著說，“對自己的處境沒有充分了解的農民們卻沒有自己獨立的利益代表，即使是我說的可能有失片面，也算是替這些沒有‘議價能力’的弱勢人群說了說話。”這當然也可以看作是一句笑話。一些論者認為，盡管中美農業協議對于目前中國農業、農村和農民收入的狀況在短期內確實可能有雪上加霜的效應，但這是開放中短期內不得不忍受的“陣痛”。然而毋庸諱言，9億農民是為中國的現代化付出犧牲、忍受“陣痛”最多的群體，“陣痛”這個詞他們也被告知了快20年了，他們被告知還要繼續忍受新的“陣痛”。問題是，這“短期內”究竟是多長時間，“陣痛”還要痛多久？入關是一個技術問題，但它畢竟涉及眾多的受益和犧牲，理應由各種有著獨立利益的社會群體充分而廣泛地“博弈”。這其中要有金融、汽車，還要有官員和農民。畢竟，計劃和市場本身都不能給這個經濟的社會帶來公平的結果，讓弱勢者繼續承受那一份犧牲和代價無論如何不是公平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