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以及在世界經濟中的崛起是一個歷史性的事件。然而，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發展并不是孤立的，它是當今世界范圍內經濟體制向市場轉軌、經濟全球化和經濟發展之中的一部分。因此，中國與其他轉軌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一樣，面臨著很多相似的問題。當然，由于歷史、經濟、政治和社會背景的不同，各國具體經歷和路徑會表現出不同。這些年來各國在轉軌和改革中面臨的共同問題以及采取的類似的和不同的解決辦法，對經濟學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課題。我們不難發現，雖然不少已有的經濟學理論適用于改革時期的中國，但不能一概而論。一些在成熟和常規市場經濟中的經濟學“常識” 在轉軌過程中并不成立，有些改革時期的經濟行為和現象甚至與已有理論的預測背道而馳，比如東歐國家在市場自由化后出現的生產大衰退和中國在產權尚未規范化前的經濟持續增長便是已有經濟理論事先沒有預料的突出例子。因此，直接套用現代經濟學已有理論的結論很難或不能完全解釋由計劃向市場的轉軌過程中的一些重大問題。這并不奇怪，一來現代經濟學以往的研究對象偏重于成熟經濟和規范市場中的經濟問題，二來由計劃向市場的大規模的制度轉型在歷史上尚屬首次。

　　研究中國經濟改革的方法

　　什么是研究中國經濟改革的可取的方法呢？首先，研究要瞄準中國的現實，經濟學家要懂得中國的事情。如果不懂得中國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環境條件的歷史和現狀，研究就很容易產生困難：第一，很難識別和確定改革和發展中的主要問題和癥結；第二，不易做出與現實相符或相近的假定；第三，更難提出既遵照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又適合中國國情的政策建議。因此，懂得中國的事情是研究中國改革問題的必要條件。但是，僅僅懂得中國的事情是不夠的。方興未艾的轉軌經濟學正是如此來研究包括中國在內的轉軌經濟中的新現象。伯克利加州大學的羅蘭（Gérard Roland）的新書《轉軌與經濟學》概括了在這一領域中到目前為止的主要的理論和實證的研究成果。事實上，現代經濟學正是在對新的經濟問題的探索中發展的。前面論及的公司金融學、政治經濟學、信息經濟學和行為經濟學是這樣，轉軌經濟學也是這樣。

　　運用現代經濟學分析中國經濟改革過程中的經濟行為和現象為什么有用且必要呢？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國經濟改革的方向是建立與國際經濟接軌的現代市場經濟體制。而現代經濟學的核心內容正是研究現代市場經濟的運行。因此，它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有關現代市場經濟的參照系，使我們在分析中國向市場經濟轉軌問題時能夠站在這一參照系的高度來觀察貌似紛亂無序的現象。有了現代經濟學提供的這一參照系，我們就可以把中國的情況在國際范圍內放到比較合適的位置上，以便準確地識別中國的情況中哪些具有一般性，哪些具有特殊性。否則，無論是對現實的分析還是對政策的建議，我們在研究中國改革時都會缺乏方向感，喪失大視野。

　　進一步說，現代經濟學的理論分析方法和框架適用于研究中國的改革。這可以分別從它的三個組成部分來看。第一，中國的消費者、企業家、經理和政府官員同其他國家的經濟人一樣，在資源、技術和制度的約束條件下受利益驅動。用現代經濟學的這一視角看問題，我們可以在分析中國正在經歷的復雜的轉軌問題時，對人的行為做出一致的和近合實際的假定；第二，由于中國的改革大趨勢是納入國際通行的市場經濟體系，所以，把現代經濟學的研究市場經濟的理論參照系作為研究中國改革問題的理論參照系不僅合適而且必要；第三，在研究的初級階段，引用現代經濟學的一些名詞、概念和結論的確能幫助研究人員擴展思路。但是，由于改革是錯綜復雜的過程，任何比較系統、深入、精細和經得起推敲的研究都必須超越概念的解釋和措辭爭論的層次。深入的分析需要借助前人制作的工具，而現代經濟學發展出來的各種數學模型提供了這樣的分析工具。雖然它們本身并不是為研究中國改革而發明的，但是其中一些模型經過適當的修改，考慮進中國的歷史和制度因素，是可以被運用來分析中國改革中的經濟行為和現象的。

　　分析的有用性和必要性

　　下面從市場、企業和政府這三個不斷深入的改革層面來具體說明運用現代經濟學分析中國改革的有用性和必要性。第一個例子是市場作為資源配置機制的問題，它是改革中“計劃”與“市場”之爭中的基本問題。現代經濟學的一般均衡理論是關于市場價格作為資源配置機制的最基本的理論參照系。這一理論讓我們理解為什么不受管制的價格反映商品的稀缺程度并在市場經濟中起到調節供需的作用，以及在什么情況下個人的自利經濟行為通過沒有政府干預的市場可以達到社會的經濟效率。它對于以市場取代計劃，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作用具有根本的理論意義。無論是評估以往改革的路徑和目前的改革措施，還是提出新的政策性建議，凡是探討資源配置問題，這一理論都是討論的基礎。我國在50年代中期的改革嘗試，由于缺乏對市場在資源配置上的作用的認知，單純強調行政性放權，結果導致改革嘗試的失敗。到了80年代，一般均衡理論被介紹到中國，市場價格和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逐漸成為中國經濟改革者們關注的焦點。但是，即使在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已經確立之后的今天，各種扭曲價格、限制競爭、抑制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作用的政府政策仍然層出不窮。診斷這些政策的后果、提出改進的方法，都離不開基于一般均衡理論的分析。這一例子說明了現代經濟學中那些看上去盡管很抽象和不現實的理論參照系，在研究中國的改革時卻具有重要的實用價值。

　　第二個例子是90年代成為中國深層次改革熱點問題的企業問題。一般均衡理論是關于價格的理論，不是關于企業的理論。70年代以來，特別是80年代和90年代，隨著博弈論、信息經濟學、合同理論的發展，現代經濟學對企業的產權、所有權和治理結構問題的研究有了突破。現代的企業理論以激勵問題為出發點展開對企業內部經理層、大小股東和其他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利益沖突和調節機制的分析，而基于這一理論的實證研究發現了很多現實中的公司治理結構的規律。這些現代經濟學中正在蓬勃發展的理論和實證結果以及分析方法在80年代末、90年代被及時地介紹到中國，對于研究中國的企業改革非常有用，至少表現在兩方面。一方面，中國的企業改革方向是同發達經濟中的現代公司模式接軌，所以現代經濟學對發達經濟中公司的研究有助于在比較中發現中國企業改革中的問題，并提出具有遠見的政策性建議；另一方面，考慮到轉軌中的企業與成熟市場經濟中的企業在自身特性和所處環境上的重大差別，而這些差別又不易在短期內消除，已有企業理論中的現成結論便不可直接套用了。但是其中的分析工具仍然有用，因為它們抓住了具有一般性的企業問題的本質。運用這些工具，對已有的模型做出修改，加入特殊的歷史和制度因素（比如企業所有者不全是私人，產權的安全性得不到保障，合同和法律無法被有效率地和公正地執行），就會得出既符合中國現實又有分析深度的結果。這樣就可把對轉軌中的企業的研究提到一個新的高度，并對癥提出符合中國國情的政策性建議。這一例子說明了現代經濟學中那些關于成熟市場經濟的研究結果，對研究中國的改革或可被直接應用，或可被修改和發展后運用。

　　第三個例子是轉軌過程中政府的行為及對經濟影響的問題。這是較前兩例（市場和企業）更為深層次的問題，因為政府的行為對市場功能的發揮和企業活力的展現都有著基本的（正面或負面的）影響。不同于前兩例的是，現代經濟學對政府的經濟行為的研究相對有限，遠不如對市場的資源分配和企業問題的研究那樣深入和成熟。根本原因是發達的市場經濟以法治為基礎，政府的任意行為受到法律約束，使得它不易侵犯產權和限制企業的自由組建和發展，而政府的主要經濟職責是提供公共品，如基礎教育和公共衛生服務。而轉軌經濟和發展中經濟的情況非常不同：通過建立法治來約束政府行為往往需要較長的時間才能實現。在完善法治之前，政府的行為，特別是地方政府的行為，對經濟影響最大和最突出的方面還不在于提供傳統的公共品，而在于政府對待本地新興非國有企業的行為是“養雞生蛋”還是“殺雞取卵”，這往往決定了某地經濟活力的程度。哪些因素決定地方政府的行為并進而決定地方經濟的衰盛無疑是轉軌經濟提出的新問題，而現代經濟學并沒有現成的答案。但是，現代經濟學提供了有用的視角，即地方政府官員同其他經濟人一樣，其行為與所提供的激勵緊密相關。同時，現代經濟學在研究其他問題時發展出來的分析工具可以被借用，比如，研究企業組織內部管理中的集權、分權利弊的模型可以被用來研究政府組織內部中央與地方政府權力配置關系，以及它如何影響地方政府的激勵和行為這一問題。因此，我們可以運用現代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來評估地方政府行為的變化并進而解釋在轉軌過程中各地甚至各國經濟表現的不同。

　　為現代經濟學發展做貢獻

　　用這樣的方法可以深入研究中國在80年代實行的中央向地方放權和財政包干制對地方政府行為和它們所管轄的地方經濟的影響。一方面，眾所周知，財政包干制加劇地方保護主義，伴隨中央財政收入下降等問題。但另一方面，它給予地方政府很高的邊際財政留成率。實證研究發現，在實行財政包干制期間，地方政府的邊際財政留成率越高，其財政激勵就越高，它們的自身利益與本地的經濟繁榮就越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它們表現出更愿意幫助和支持而不是阻止和扼殺本地有活力的非國有經濟，結果本地的非國有經濟發展就越快。

　　這一例子說明了即使是研究那些中國改革中特有的問題，也可以借用現代經濟學中為研究其他問題而發展出來的分析工具。反過來，不僅轉軌經濟和中國改革的現狀為現代經濟學的研究提供了有意思的素材和經驗數據，而且運用現代經濟學的方法研究轉軌和中國改革還豐富和發展了現代經濟學。由于政府行為及其對經濟的影響是轉軌經濟中最突出的和最受關注的問題，也是經濟發展中帶有普遍性的深層次問題，對這一問題的研究自然而然地成為近年來轉軌經濟學的一個核心內容。而轉軌經濟學的這一研究也影響和刺激了經濟學其他領域的研究。它對發展經濟學有直接的影響——畢竟在制度環境方面發展中經濟與轉軌經濟有相似之處——比如推動了研究政府行為與民營經濟發展的關系。它還引發了90年代形成的一些新的經濟學（包括金融）的研究熱點，比如比較世界范圍內（包括發達國家）的財政體制、法律體系和金融監管體制，并分析它們對政府行為、企業融資和經濟表現的影響，而這些都不是以往研究的焦點。由此看出，對轉軌經濟和對中國改革的研究的確也會為現代經濟學的發展做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