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是中國經濟大省之一，在全國的經濟發展中占有重要的位置，1998年全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百分之七點八，但廣東去年不僅完成了原定的百分之十的增長目標，而且增長幅度還比原計劃略高，國內生產總值實際增長了10.1％，1998年廣東完成國內生產總值7937.23億元人民幣，占全國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之十。廣東去年的經濟增長主要是依靠出口拉動，出口達至757億美元（占全國 44.1％）。據推測，我國可望在年底加入WTO，但對此我們期望值不能太高，美國一直壓我們付高昂的、不合理的“入場費”，拿WTO來壓中國。加入WTO有得有失，有利有弊，中國加入WTO的基本原則是“有理、有利、有節”。作為廣東企業應如何看待加入WTO，如何作出理性抉擇。

　　廣東企業應明了WTO對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涵義

　　世界貿易組織（WTO）是美國力倡其意識形態的有力工具。美國的意識形態簡言之，就是貿易自由化、資本流動自由化、全球化以及相應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派。其中全球化的含義并不僅僅是日夜不停的電子貿易網，全球化的真正含義是全球國家和民族的解體，是要建立20世紀 40年代由羅斯福總統的政治顧問皮克曼首倡的“世界政府”，以迫使各國政府放棄干預經濟的權利。1979年，保羅·沃克在競選美聯儲主席時宣稱：要實施“世界經濟有控制解體”的政策。而在1997年東南亞金融風暴之后，美國利用金融危機迫使東南亞國家放棄對經濟的干預，并大肆廉價收購東南亞資產，是危機時的贏家。這種結果正是“全球化”的必然產物，也是“全球經濟有控制解體”的題中之義。 WTO對強者而言，是拆除弱者自我保護的籬笆，這就是關貿總協定中的“一般原則”；對于弱國而言，建立自我保護的籬笆，并隨著自身實力的增強，有限度地、漸進式地開放籬笆，這就是WTO前身CATT的“例外要求”。

　　廣東企業1998年出口總額為757億美元，出口的產品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如紡織品、服裝、玩具、手工藝品等，而廣東企業在資本密集型產品和科技密集型產品如醫藥、化工、汽車、電信產品及石油產品等方面處于弱勢。例如l999年1月份廣東社會經濟統計月報所公布的全省全部國有工業和年銷售收入在5000萬元以上的非國有工業主要產品產量就可略知一二了，我省今年1月的汽車產量僅996輛，電子計算機（單位1Oline）158.63部，原油加工量82829噸。這意味著這些行業若全部開放則全軍覆滅，這些僅從海關打擊成品油和鋼材走私，使民族工業稍感輕松的情況就可看出形勢的嚴峻，所以，廣東企業不能簡單地把入關理解為開放，而不入關則等于閉關自守。市場經濟是競爭經濟，而競爭經濟的本質是弱肉強食。加入WTO是想成為市場競爭的強者，但強者永遠是少數，現代經濟競爭的法則是強者通吃，所謂的“雙贏局面”是強者的誘餌，弱者的幻覺。廣東企業須知在競爭中不深謀遠慮，不知己之所短，敵之所長，則乃一介匹夫，必敗無疑。廣東企業應仔細估量將會面臨的“假想敵”，與它們相比是弱還是強：“假想敵”有哪些長處和短處，它們在采取什么戰略，我們應該如何應對；現行的談判是否會拆除我們的保護籬笆，我們能否在保護籬笆拆完以前變得像“假想敵”那么強大。廣東企業應以務實主義的態度進行戰略思考。

　　加入WTO究竟能給廣東企業帶來什么

　　有相當部分的人只把加入WTO作為一種既定方針去論證，把加入WTO視為順應歷史潮流的必然選擇，視為改革開放的必由之路，甚至有些人還認為死在WTO，死得光榮。殊不知小平同志的理論視改革開放為手段，一切具體手段優劣的判斷標準是“三個有利于”。目的是強國富民，共同富裕。也就是說，在加入WTO的問題上，要以“三個有利于”為標準，選擇最佳時機和最優條件，一句話“賺錢就干，賠本不去”。這就要分析加入WTO對廣東企業的短期利益和長遠利益。

　　現在較一致的觀點是：

　　第一，加入WTO會使我國的產品在134個世貿成員國中享受最惠國和無歧視待遇；

　　第二，會吸引大量外資。按WTO前總干事魯杰羅的估計，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每年可拉動GDP增長近三個百分點，并創造約l000萬個就業機會；

　　第三，間接或直接促進我們的制度創新。

　　有人以此而認為加入WTO是中國的最好和最后的強國富民機遇，否則必亡。因此，無論什么性質的入場券，再貴的入門費也在所不惜，這是很沒道理的結論和分析。首先，從短期利益分析，1978年至1998年，盡管中國的關稅一直比較高，也一直沒有加入多邊的關貿總協定，但廣東進出口總額從16億美元增至1300億美元，年均遞增24.5％，其中出口總額從14億美元增至757億美元，年均遞增22.1％。利用外資方面，廣東至l998年底，全省實際利用外資962億美元，年均遞增30.9％。廣東目前私營企業出口逐年增加，三資企業5萬多家，形成了“五個輪于一起轉”的局面；與160多個國家建立了外經貿關系。 1998年廣東實際利用外資151億美元，在中國排名第二位。外資在廣東的投資領域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擴展，外資結構不斷優化，為廣東的經濟注入活力。廣東全省建設資金的1／3是外資，并且引人國際競爭機制，與國際慣例接軌。

　　由此可見，從短期利益來看，若加入WTO的條件太苛刻，美國人逼人太甚，得隴望蜀，讓我們實在不好交待的話，廣東企業應立足于以退為進，做好不加入WTO的準備。因為，廣東改革開放的偉大成績的取得，就是在沒有“入關”的前提下，成功地打入國際市場。因此，不能悲觀地認為沒有加入WTO，就會被世界市場所拒絕，畢竟世界很大，退一步講，黑了美國有歐、日、拉美非等，何況世界上不會有哪個國家會因中國沒加入WTO而拒絕與中國做生意，5月14日德國總理施羅德來華“負荊請罪”就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對我們來講，搞那么多雙邊協定確實比多邊協定麻煩得多，但是主動權操在我們自己手里，因為加入WTO就意味著部分地放棄國家的經濟主權。所以，從短期利益上看，根據廣東外貿實踐的經驗，若開價合理而年內加入WTO，廣東經過20年的發展，已經具備了進一步擴大開放的物質、技術條件，會使廣東外貿發展更快。如若條件太苛刻，而不能在年內加入WTO，要推遲到下個世紀，我們可從容審視WTO明年初開始的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根據制定出的下世紀貿易新的游戲規則，確定我們的對策。總之，主動權操在我們自己手里，總比任人擺布要強。其次，從長遠利益分析，我省確定的到 2010年，外貿出口目標：出口每年增長14％，到 2010年達2800億美元，年均遞增12.1％。從廣東是中國主要出口大省來看，這些決定了加入WTO的條件不能按美國開出的時間表和要求。至于什么時候將我國的保護籬笆拆到什么程度，這不能由美國人定，而完全要根據中國的國際競爭力來定。

　　從短期利益看，我省的出口是可喜可賀的，從長遠利益看，我省的出口結構是值得憂慮的。去年廣東出口總值757億多美元，其中：廣東國有企業出口額為340多億美元，占廣東全年出口總值的44.l％；廣東三資企業出口總額為32億多美元，占廣東全年出口值的4.2％；另外還要注意廣東1998年的來料加工裝配貿易為202億多美元，占廣東全年出口值的26.7％。這種出口結構暴露出廣東外貿存在的遠憂。廣東每年出口量不小，占全國近四成，但大多數是初級產品，其一半以上是三資企業的出口額，同時又是近幾年來增長最快的部分，有人無保留地肯定這種出口結構，并認為這種結構有利于在加入WTO后，抵御外貿風險，這是值得研究的。第一，這么大比例的來料加工裝配貿易和進料加工貿易，說明廣東充分利用地緣經濟優勢，以內地大量廉價適用勞動力促進外貿發展，這是“近喜”，值得充分肯定。但有“遠憂”，因為這并不是真正的工業實力，并缺少自主開發能力，基本上都是出口加工基地，是外商尤其是跨國公司的生產車間，其競爭力完全建立在廉價勞動力基礎上，一旦國際市場起風暴，這種出口結構要恢復競爭力，唯一辦法只有當勞動力重新變得非常廉價，多年積累提高的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才能恢復競爭力。生活水平的逆轉必然意味著政局不穩，社會長期動蕩，更為可怕的是，這種出口結構的動蕩具有大波動的周期性。第二，這種出口結構實際是以跨國公司（或外商）設在廣東的生產車間的出口，由于這種跨國公司內部化貿易的“轉移價格”和技術知識市場內部化特點，它無論對于廣東其他產業的相關發展，還是對于稅收，或是對于引進技術，或是對于增加貿易順差起作用都不大。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協會統計，跨國公司占有了全世界貿易的2／3，這種交易有一半是這些公司在它們自己的網絡系統內部完成的。因此，這種出口結構下的出口數字，不能等同于廣東真實的、自主的國際競爭力，長期如此，恐怕會成為依附型經濟。

　　因此，從長遠戰略利益角度上看，若要加入WTO，得其利而避其害，需要深化廣東國企改革和私企改革，逐步培育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新型企業。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形象，就是要有像美國通用、德國西門子、日本豐田這樣的大跨國公司，它的一個核心標志是具有高度自主的知識和技術創新力、能在國際市場上左右某一行業或某一產品的能力，或能與其它大企業成鼎足之勢。廣東無須十家八家，廣東只要培育一、二家則足矣。

　　廣東企業應對WTO的思考

　　廣東是中國改革開放最早的省份之一，歷史上有“先走一步”的傳統，對世界情況較早接觸，較為熟悉些，在對加入WTO，迎接挑戰，把握機遇上“先行一步”。

　　首先，廣東企業界要研究世界工業強國的歷史，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破除迷信自由競爭、自由貿易萬能論的思想。

　　從歷史上看，美國在立國初期直至成為工業強國的一個世紀里，是以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的“生產力理論”為其經濟學基礎，這是美國當時的意識形態。李斯特主張對外貿易實行關稅保護，實行國家統一的對外貿易控制；對內實行市場競爭機制，使全國民族工業在有國家關稅保護下，優勝劣汰，壯大民族工業，使之達到國際競爭力的水平。當年的美國用李斯特理論為指導，從英國殖民地里獨立出來之后，為保護美國民族工業，曾經歷了長達近100年的高關稅政策，期間不惜兩度同英國交戰，打破英國發動的全球經濟和軍事的封鎖圍堵。直到美國建立了強大工業國之后，才廢棄李斯特理論，尊奉斯密“自由貿易”理論。

　　日本工業的競爭力也不是“自由貿易”的產物，而是由于美國當年出于冷戰的需要，允許日本政府實行高度貿易保護，單方面向日本開放美國市場，同時默認日本對本國市場進行高度保護；默認日本銀行無擔保地向各大財團發放貸款；默認日本產品對美國市場的傾銷。這是日本工業近30年成功經營的關鍵因素，而不是什么日本企業文化。

　　亞洲四小龍的工業發展史也有這一特點，由于冷戰的強大壓力，美國需要扶植南韓、臺灣等反華、反共的基地，允許他們采取高度的關稅保護措施，單方面優惠向他們開放歐美市場。這種出于政治戰略上的優惠待遇，是其它一百多個關貿總協定發展中成員國所沒有過的待遇。這就是為什么其它一百多個發展中國家的關貿總協定的成員，未能像四小龍那樣成長壯大的真正原因。關貿總協定和依附型出口導向戰略，正在使“南北差距”成為一條不斷加深的鴻溝。

　　還有從今天發生的事件中也可以看出美國人從來就把“自由競爭”、“自由貿易”當作手電筒，只照別人，不照自己的。1998年8月份，美國的著名長期資本基金瀕臨破產，美聯儲不顧剛剛責罵過香港特區政府干預市場，有違市場原則，一反常態，公然違背它所鼓吹的新自由主義教條，出面組織注資搶救。因為如果對長期資本基金進行破產清算，涉及的金融衍生品交易就達12500億美元，危及整個世界金融體系，危及美元地位和美國的“全球化”利益。所以，美國是最實際的。我們應樹立“保護與開放”的辯證思想，堅持小平同志的“三個有利于”原則，采取“摸著石頭過河”的穩妥辦法。一切改革方案必須在充分論證分析的基礎上，通過改革試點試驗的實踐檢驗，選擇局部的地區、行業和企業，檢驗加入WTO帶來的一切開放和制度變化，是否能夠促進“三個有利于”。

　　其次，廣東企業要認真鉆研WTO的“游戲規則”，利用好外部條件，進行科技創新，提高產品檔次，降低成本，改進營銷策略。

　　充分利用對幼稚工業的保護，運用政府和市場兩個方面的推動力，努力提高幼稚產業的集中度，努力通過與國外知名企業合作，不斷提高國產化率和企業規模，在此基礎上逐步降低價格，逐步使產品性能價格比接近國外產品，并認真學習外國企業的先進營銷方式，改進服務質量，以確保國內市場的競爭實力，并利用加入WTO的時機抓緊擴大國外市場。

　　充分利用國內市場，啟動內需，這需要企業向國家積極呼吁實行反傾銷措施，以保護國內企業的合法權益。要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企業運用同業公會、商會的集體力量，保護本行業的合法權益，制裁違法的外國企業的傾銷。

　　再其次，要努力實現保護與創新相結合的辦法，迎接加入WTO的挑戰。

　　保護，主要指根據不同行業和產品的優劣態勢，制定相對應的利用外商投資的投資配額限制，利用外資的具體形式和股權比例限制，以及國內銷售和出口的比例額度，既要適度利用引進資金和競爭的正效應，也要限制對國內民族工業的沖擊。對民族工業的保護也要“抓大放小”，對于戰略性行業，應確保國有大型企業的主導地位，引進外資以合資形式和國內控股為主，規定重要產品的零部件的國產化率；對國內無優勢的高科技行業，允許外商獨資經營，但應限制獨資企業的數量和規模，為的是以此作為示范，為后起的國內企業保留充分的市場空間。

　　創新，主要指制度創新和科技創新。制度創新又主要指改革政府經營全民性質的企業，創建非政府系列的全民資產管理系統。將現有的經營國企的部門獨立分立為非政府的全國資產管理系列，積極為企業改革制定良好的政策和立法環境。積極試行“職工股權化”企業，使職工成為經濟學意義上的企業主人。不確立經濟學意義上的國企主人，國企改革無法繼續推進。

　　科技創新是廣東企業真正能與世界先進企業相抗衡的關鍵。經濟增長的真實動力，在于所有產業領域引進了新技術和新產品。技術的研究開發和新產品的引進，是保證經濟在一定時期達到較高的實際增長率。科技創新的保障機制是科技產權和專利制度，沒有明確的科技產權和專利制度，就沒有辦法保證源源不斷的科技創新力。如何全面落實《專利法》，是廣東企業應精心研究的課題，也是努力與世界經濟接軌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