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改革開放以來積極引進外商直接投資對加速國民經濟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深層次的積極影響主要體現在示范效應方面。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國民經濟運行對外商直接投資的依賴也正在形成和增強，這對國民經濟的長遠發展非常不利。在未來進一步深化對外開放的過程中，我國當然需要進一步擴大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的規模，但政府應當著力于重構內資與外資的關系，在更好地促進國內資本生長發育的基礎上來擴大引進外資，從整體上協調好對外開放與國民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　路徑依賴　政府選擇　經濟增長

　　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不斷加速，外商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給后進國家的經濟發展正在帶來日益強化的路徑依賴效應，即在技術創新和制度安排等層面上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具有支配性的影響。從積極的方面看，如果具備必要的條件，路徑依賴能讓后進國家的后發優勢較快地發揮出來，有利于后進國家節約技術和制度創新的成本；而從消極的方面來考慮，路徑依賴則會使發展中國家在日益全球化的經濟體系中長期地處于依賴的位置上。當前我國已經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的歷史階段，如何在積極引進外商直接投資過程中避免形成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嚴重依賴，是現實中一個值得高度重視的問題。

　　一、外商直接投資與經濟增長：前人的相關研究

　　在近代社會的經濟增長過程中，引進外部投資的重要性很早就引起了經濟學理論的興趣。20世紀40年代末期，哈羅德在其提出的動態經濟增長模型的基礎上，指出當一國內部的儲蓄不足以支持理想的經濟增長率時，可以通過引進外部的資本來提高本國的經濟增長率。1960年，羅托斯在闡述其經濟“起飛”理論時指出，一個國家需要有足夠的投資（國內凈投資占國民收入中的比例超過10%）才能有效地啟動現代的經濟增長，而發展中國家由于自身的人均國民收入水平偏低，往往不能滿足這一條件，引進外資則能為實現經濟起飛創造必要的條件。1966年，錢納利和斯特勞特進一步提出了影響廣泛的“兩缺口”理論。其基本的內容是，后進國家在啟動現代經濟增長的時候，既面臨著內部儲蓄不足帶來的投資缺口的制約，也面臨外匯供給不足的缺口，后者制約其從國外輸入投資物品的能力從而影響到資本的形成。引進外資是填補這兩大缺口的有效手段。

　　現實生活中外商直接投資的作用也大大超過了對兩缺口的簡單填補。比如，外商直接投資可能帶來廣泛的技術轉移效應，加快技術進步的速度，這一點內生經濟理論等給予了高度重視。根據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分析，影響一國經濟增長的不只是資本和勞動的增量。在一國經濟增長過程中，技術不是一種外生的變量，而是影響資本與勞動等要素投入產出關系的內生變量。引進外商直接投資，一個重大的影響是加速技術創新的進程，使發展中國家能夠利用發達國家在歷史上長期積累起來的科學技術進步的成果，加快自身的經濟發展步伐。

　　1999年發表的《世界投資報告》指出，外商直接投資對東道國經濟發展所產生的影響往往是相當廣泛的，集中起來說主要有5個方面：一是擴大投資的來源，加快資本形成的速度；二是帶來技術轉移效應，提高東道國的技術水平；三是拉動出口貿易的增長，增強出口競爭能力；四是增加就業機會，并改變就業的結構；五是對生態環境保護起到一定的示范和促進作用（1）。現實生活中，外商直接投資在上述幾個方面的積極效應都不難觀察到，當然在不同國家里程度往往不同。

　　外商直接投資給東道國帶來的并不都是積極的影響。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普雷維什（RaulPreisch）、繆爾達爾（Gunnar Myrdal）等為代表著重研究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問題的經濟學家，明確指出了從發達國家輸入的外部投資，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進步可能帶來嚴重的有害影響，通常的結果是加深后進國家內部的兩極分化，對內部資本積累形成沖擊，甚至形成“飛地”現象�？�爾多索（Fernando H.Cardoso）更加尖銳地指出，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投資的結果是導致和強化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依附。一方面，跨國公司把后進國家內部一些先進的經濟部門同國際資本主義體系聯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它又使后進國家內部的落后經濟部門依附于先進的經濟部門，總體上形成一種“殖民地內在化”的效應，無助于后進國家本身的經濟發展而只是服務于發達國家的需要。

　　上述經濟學家對外商直接投資的激烈批判，并不只是一種情緒上的發泄，而與當時歷史條件下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的實際表現密切相關。比如，“飛地”現象在歷史上的確較為廣泛地存在過，外商直接投資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造成嚴重傷害也決非是個別現象。后來隨著時代的進步（包括發展中國家本身所進行的斗爭和經濟發展），跨國公司的行為方式有轉變，然而，某些方面的消極影響至今仍然存在。今天我們現實地來看待外商直接投資，那么它既不是天使，也不是惡魔，而只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商人。

　　從市場經濟運行的角度來分析，特別是從發展中國家的現實情況來看，外商直接投資可能帶來的消極影響應當也是不能忽視的。指出外商直接投資可能帶來的消極影響，并不是對其可能產生的積極作用的否定，相反，缺乏對外商直接投資消極影響的清醒認識，只會對發展中國家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產生不利的影響。在當前經濟全球化日益加速的形勢下，的確有一些人包括一些經濟學家只是片面地談論外商直接投資的積極影響，忽視甚至有意抹殺外商直接投資的消極影響一面，這不僅在理論是不成熟的，在實踐中也是十分有害的。

　　回顧歷史，發展中國家對外商直接投資的態度經歷了3個階段的轉變：一是在殖民主義條件下的無條件地、無奈地接受外商直接投資；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亞非拉國家紛紛走上民族獨立之后，一段時期內對外商直接投資采取全面排斥的方針；三是隨著世界各國經濟對外開放程度的擴大，總體上對外商直接投資采取積極鼓勵的方針。當前世界各國大都是把外商直接投資當作貴賓來邀請。面對以發達國家為主的龐大的國際資本體系，發展中國家明顯處于弱勢的地位。為更多地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發展中國家往往在政策上做出更多的讓步，付出更大的成本，進而導致東道國與外商直接投資之間在某些方面的矛盾更加尖銳、更加深刻。因此，如何制定和實施有效的外資政策是發展中國家面臨的一種嚴峻挑戰。

　　二、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貢獻

　　根據國家商務部網站提供的數據，2003年全國新批設立外商投資企業41081家，比2002年增長20.22%；合同外資金額1150.70億美元，同比增長39.03%；實際使用外資金額535.05億美元，同比增長1 44%.我國引進外商直接投資仍然保持著良好的增長態勢。截至2003年12月底，全國累計批準設立外商投資企業465277個，合同外資金額9431.30億美元，實際使用外資金額5014.71億美元（2）。外商直接投資在加速中國經濟增長中所起到的重要推動作用得到了廣泛的認同。

　　目前，人們比較多地是沿用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來解釋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簡單地說，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增加了國內投資的資金來源，其他方面的條件不變，就能相應地提高經濟增長的速度，許多實證分析都是圍繞這一思路來展開的。比如，杜江（2002）等人的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資對國內資本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響，這一點可以從外商直接投資對本國資本形成的感應度（I/FDI：本國資本形成的變動量比外國直接投資變動量）上反映出來，實證分析的結果是外商直接投資每增加1美元，可以帶動國內資本形成的總量增加24.208元人民幣。投資的增長則一直是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

　　我們認為，集中從要素供給增長角度來討論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存在著很大的局限性，不能很好地解釋外商直接投資在中國經濟發展的作用。理由之一是，從歷史上看，建國之后我國就存在著相當高的積累率，這部分地是由于東方文化的影響，部分地是計劃經濟體制的強制。參照羅斯托的經濟增長理論，我國很早就具備了進入現代經濟增長的前提條件。至少可以說，資本供給缺口論不足以有效地說明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貢獻。從今天的現實中更可以看到，現在的國民儲蓄總量遠遠超過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量，但外商直接投資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進入中國，資本供給數量問題顯然不是主要的理由。

　　中國經濟發展從引進外商直接投資中所獲得的利益，從深層次上來分析，我們認為應當主要是外商直接投資帶來的資源配置示范效應。也就是說，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運行的根本性影響不是資源供給總量的增大，而是資源配置方式的轉換。誠然，外商直接投資的確增加了國內市場資本和技術等生產要素的供給，但它們是在資源配置方式發生了轉變的條件下才發揮出預期的效果，并對國內生產資源的使用效率改進起到了明顯的拉動作用。外商直接投資最重要和最深刻的影響是把市場經濟的運行方式輸入到中國來，在中國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發揮出特殊的示范促進作用，而經濟體制的轉型則是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最重要的因素。概括起來說，這種示范作用突出地表現在3個方面：

　　第一，制度創新的示范。引進外商直接投資，首先是把傳統計劃經濟體制撕開了一個大口子，然后是在競爭中讓市場經濟在社會上獲得了廣泛的認同。今天回顧起來看，真正讓中國公眾對市場經濟的效率和活力有切身體會的，是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在現實經濟中的運行。如果沒有在引進外商直接投資方面的重大突破，中國經濟在整體上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進程不僅不會這么快，而且也許還會是難以想象的。外商直接投資的進入在國內市場上直接帶來了政府與企業關系的根本變化，對整個宏觀經濟管理體制改革所產生的影響十分深遠。

　　第二，企業競爭的示范。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在國內市場上的運作方式，不僅在改革開放初期產生出強烈的市場沖擊效應，至今仍然在市場上具有領先的示范效應。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缺乏效率的最基本的原因，是把作為經濟發展主體的企業作為政府的附屬物，完全使其失去了內在的活力。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進入，對我國企業制度的改革起到的示范作用非常重要。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外商直接投資過程中引入的現代企業制度和企業家精神，對我國經濟體制的轉型在微觀層次上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第三，市場開拓的示范。從近年的現實生活中可以看到，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在發現和滿足國內市場需求方面往往起著先行者的作用。改革開放初期，外商投資企業比較搶眼的表現是在輕工業領域引入新的產品，提高產品的質量，如我國日用消費品和家電產品的發展過程，受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影響要遠比進口明顯。近年來，又是外商直接投資大規模地進入轎車生產領域等，大大地加快了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的步伐，對整個國民經濟的結構升級產生了重要的拉動作用。

　　三、正視經濟增長對外商直接投資的依賴

　　在充分肯定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發展做出了積極貢獻的同時，當前我們特別需要清醒地看到事物的另一方面，即中國經濟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對外商直接投資的依賴。近期國際上有一種評價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是借來的。理由是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基本上是依靠外商直接投資和出口來拉動。我們認為，雖然這樣的評價明顯過于夸張，但也的確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現在是正視中國經濟發展對外商直接投資依賴的時候了。從現實情況來看，國民經濟增長對外商直接投資的依賴較為明顯地表現在3個方面：

　　第一是出口增長的依賴。2003年我國外貿總額達到8500美元，增長速度之高多年來罕見，與此同時，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進出口總額在我國外貿總額中所占比重也再創新高，接近56%.雖然我國對外貿易總額已經在全球排名第4，但與其他貿易大國如日本和德國等相比有兩點明顯的不同：一是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出口所占比重高，二是加工貿易的比例很大（這也與外商直接投資密切相關）。改革開放以來，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在我國對外貿易總額中的比重持續地快速增長，目前已經成為外貿增長最主要的來源。出口作為拉動國民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對外商直接投資的依賴程度如此之高已經相當令人吃驚。

　　第二是技術進步的依賴�，F實生活中的情況是，對國民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支撐作用的一些主導產業的發展往往依賴于外商直接投資，汽車工業和微電子產業是明顯的例子。前者是多年來政府一直高度加以保護的產業，近年對外商直接投資開放之后，民族品牌已經接近消亡，快速增長的龐大國內市場只是為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擴張提供了良好的機遇。目前，后者則基本上控制在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手中，要實現技術轉移看來還只是一種良好的愿望。更重要的是，在新興戰略性產業中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完全開放，直接對國內的研究開發能力的培育起到了摧殘作用，也對國內資本的進入形成排擠效應，整體上明顯地強化了對國外先進技術的依賴。

　　第三是資本形成的依賴。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資在國內投資總額中所占比重是持續上升的，近年已經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同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之這個比率明顯地偏高，更不用同發達國家來進行比較。另一方面還要看到，國內我們自己的投資也有很大一部分是與外商直接投資密切地聯系在一起的，如為外商直接投資項目配套的基礎設施投入等，在沿海地區這一比例是相當高的。投資推動是近年中國經濟快速的一個主要因素，而社會總投資的增長與外商直接投資之間的密切關聯則不能不令人有些擔憂。

　　經濟運行過程中形成對外商直接投資的依賴，與積極有效地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的初衷是相違背的。從國民經濟長遠發展的角度來考慮，對外商直接投資的依賴所具有的潛在危害相當嚴重，盡管有些問題在短期內還不明顯，甚至短期來看還是有益的，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矛盾就會逐步暴露出來。

　　首先，國民經濟結構升級受阻。我國人均國民收入突破1000美元之后，產業結構升級將是推動國民經濟總量持續增長的一個關鍵性因素，而目前在引進外商直接投資方面形成的出口依賴和技術依賴等，顯然對加速經濟結構升級很不利。值得注意的是，這種不利影響正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日益顯示出來。比如，前面已經指出加工貿易在我國出口總額中所占比重非常之高，而這與外商直接投資密切相關。出于對自身投資利益的考慮，外商直接投資企業會本能地讓這種格局盡可能長地維持下去。眾所周知，出口結構直接制約一國產業結構的升級。實際上，到目前為止外商直接投資主要是著眼于利用我國廉價的勞動力，外商已經形成的投資客觀上都難免會成為產業結構進一步升級的阻力。

　　其次，競爭擠出效應日益明顯。隨著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行，國內資金從短缺走向過剩，外商直接投資在國內市場上的作用也越來越多從積極地增加有效供給，轉變為對民間投資和國有資本形成擠出效應。改革開放后的一段時期內，國內資本與外商直接投資之間的競爭主要集中在有限的資源方面，如基礎設施和能源供應的競爭等，整個市場的供給則嚴重不足。近年來，外商直接投資企業與國內企業的競爭已經明顯地轉向爭奪相對飽和的國內市場方面，憑借政策上的優惠和資本技術上的優勢，對國內民營資本和國有資本形成擠出效應�，F實生活中不難看到，上海等地區把重點放在引進外商直接投資上，民營經濟的發展就不行；而浙江等地區在引進外商直接投資方面相對落后一些，民營經濟就蓬勃地發展起來了。

　　再次，與長遠發展目標的差距擴大。近年來，我國國民經濟總量和人均國民收入都持續地快速增長，但有兩個方面的矛盾卻呈現出日益尖銳的趨勢，一是就業緊張，二是收入分配差距擴大，這些對外商直接投資的依賴密切相關。比如，從就業的角度來看，雖然外商直接投資重點是利用我國廉價的勞動力資源，但外資項目要么集中在見效快，效益高的一些項目上，如加工貿易等，在國內的產業關聯低，增加就業有限；要么是投資于高技術領域，如電子芯片制造等，就業數量更加有限。國內資金過多地用于為外商直接投資配套服務，也降低了解決社會就業問題的能力。

　　四、適時調整優化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的政策

　　今后，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不應當繼續停留在簡單的引進上，而應當把重點放到重新構造外資與內資之間的相互關系上來。過去的一段時期內，我國通過放開市場，提供優惠政策等把外商直接投資吸引進來，實際上形成了一個在封閉經濟體制中所沒有的新的增長極，因而提高了國民經濟發展的速度。然而，我們應當看到，這只是一種短期效應，相當于一種外掛的發動機。隨著國民經濟發展進入結構變遷為主的階段，這種外掛式動力的方式局限性越來越大，而風險則越來越高。今后應當考慮的選擇是把這種外掛式的動力內部化，在更積極地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的同時，努力把它與國民經濟長遠發展的需要更好地協調起來。

　　進一步說，未來我國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的實際格局是有效利用還是被動依賴，關鍵要看國內資本的生長和發育。如果國內資本不能有效地加速積累和發揮出應有的功能，則經濟增長必然要繼續依賴引進外資，即使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的數量不多也擺脫不了依賴的地位。反之，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的數量越多，就越是能積極主動地利用外資。因此，促進國內資本的積累和功能強化，無疑是推動國民經濟持續發展的第一選擇。引進外商直接投資應當以促進內資的發育為導向，同時注意發揮內資在引進外商直接投資方面的競爭效應，這是從整體上徹底擺脫對外商直接投資依賴的根本保障。

　　爭取較早地擺脫對外商直接投資的依賴，特別是避免這種依賴的加深，應當是我國今后幾年在擴大對外開放的中需要切實解決好的一個課題。在這個方面，政府的選擇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市場經濟歷來是在特定的制度安排下運行的，政府的決策直接影響到市場競爭的格局和資源配置的效率。及時對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的相關政策進行必要的調整，對于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協調好對外開放與國內經濟發展相互關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從當前的現實情況來看，我們應當重點搞好以下幾個方面的政策調整：

　　第一，集中引資優惠政策的授權。作為發展中國家，為引進外商直接投資提供一定的優惠政策是必要的，但我國目前在這方面給予各級地方政府過大的自主權，直接導致惡性競爭，這是形成對外資依賴性的重要機制。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傳統經濟體制中存在一些弊端現在都明顯地集中到招商引資政策的制定與實施上來了。從保障國民經濟長期穩定的需要出發，中央政府從現在應當對招商引資的優惠政策實行高度的集中統一，使各地政府把注意力轉移到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上去，從全局上形成協調引進外商直接投資與國內經濟發展關系的氛圍。

　　第二，真正落實國民待遇的原則。盡管我國的投資環境還有許多不盡人意之處，但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在許多方面享受著超國民待遇，這種狀況是廣為人知的。我國應當根據WTO等國際經濟組織的規則，對外商直接投資盡快地真正落實國民待遇的原則，這樣做將獲得兩個方面的好處：一是有利于把真正具有科技實力和管理效率的大型跨國公司吸引到中國來投資，在外商直接投資之間形成公開的競爭。二是為國內企業提供公平競爭的機會，加速國內資本的形成和積累，從而在擴大引進外商直接投資規模的同時減少對外資的依賴。

　　第三，實現從引資到引知的戰略轉移。我國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的方式要作根本性的調整，把目前偏重于引進資金流量轉向以技術創新與制度移植為重點。從現在起，政府對外商直接投資的政策優惠，應當集中到鼓勵技術轉移和制度示范等方面來。比如，對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在華設立研究與開發中心，應當給予比一般性投資項目更多的優惠，而對技術含量低的投資項目取消優惠政策。當前，應當及早制定一些必要的政策措施，鼓勵外資兼并和收購國內企業，使國際上先進的企業管理方式得到較快的擴散，同時這也會有利于控制固定資產的投資規模，提高全社會的資本使用效率。

　　第四，強化招商引資的結構導向。結構升級已經成為國民經濟發展的主旋律，今后引進外商直接投資項目要以結構優化為基本的取舍標準。一方面，要通過產業導向等途徑把外商直接投資項目更多地引向需求增長快的領域，如適當地對外商直接投資企業開放基礎設施市場等，因為市場有效需求增長快的行業就不大容易出現壟斷和形成依賴；另一方面，對外商直接投資已經居于主導地位的一些產業，要盡早實施反壟斷措施，同時嚴格限制外商直接投資的繼續投入，包括對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在原領域內新增和擴充資本�？傊�，在中國經濟進入快速的結構轉型時期后，要特別警惕出現對外商直接投資的結構性依賴。

　　主要參考文獻：

　　1.江小涓：《跨國投資、市場結構與外商投資企業的競爭行為》，《經濟研究》200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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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陳飛翔、蔡茂森等：《開放效率論》，同濟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