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國保險業發展總體情況

　　1.1  我國保險產業市場發育

　　1980年，我國恢復辦理國內保險業務。至1986年，我國只有中國人民保險公司經營保險業務。這一時期，保險公司的發展完全取決于政府的意志，其經營是一種政府行為，所以也無從談保險市場問題。1986年，新疆兵團農牧業生產保險公司成立，結束了中國保險業獨家壟斷經營的歷史。此后，中國平安保險公司（1988年）和太平洋保險公司（1991年）相繼成立，保險競爭開始形成。

　　從市場主體結構來看，雖然從90年代以來，市場主體不斷增多，但仍屬于寡頭壟斷結構。在眾保險寡頭中，國有保險公司是保險市場供給的第一集團，控制著60%以上的保險市場。中國平安保險公司和中國太平洋保險公司是供給的第二集團，控制著30%左右的保險市場。其他保險公司則是市場供給的第三集團，市場供給量低于10%.

　　1.2保險產業發展演變過程

　　20多年來。保險產業的保費收入快速增長，保險密度不斷增長，保險深度不斷提高。保險密度是指人均保費收入。這是衡量一個國家保險業發達程度的一個重要指標。人均保費收入越高。說明一國保險業相對越發達。保險深度是指保險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比例，這是衡量一國保險業發達程度的又一個重要指標。保險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越大，說明一國保險業相對越發達。如表1所示：

　　保費收入實現第一個500億元用了15年，第二個500億元用了3年，而2001年保費1年實現增長500億元，2002年比2001年增長了近1000億元。保費平均增長率30%左右；保險密度從1980年0.47元／人提高到 2002年的237.6元／人，如果用圖形表示，呈現出平滑的上升曲線；保險深度從1 980年0.1%上升到2002年3%.按照波特產業演變過程理論。我國保險產業的發展處于增長期。

　　2  產業發展宏觀環境分析

　　2.1保險業發展與市場經濟的發育成正相關關系

　　經濟體制的轉型是我國保險業恢復和發展的直接契機。保險需求源于人們對于不確定性風險預期損失補償的需要。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企業是國有財產，政府是承擔風險的主體，企業并不需要承擔風險。個人也幾乎沒有財產和人身風險來讓保險公司經營。市場經濟體制建立的同時帶來了許多不確定性風險，人們意識到許多風險難以避免且個人沒有能力完全承擔，于是，企業和個人不能不考慮風險的分散及轉移問題。在這種體制背景下，保險業應運而生并日益發展起來。

　　2.2保險業的發展與國民收入的正相關關系

　　從所得的資料看，扣除物價因素，國民收入增長速度平均每年在 10%左右，而保費增長速度平均在 30%左右。保險業的增長速度超過了國民經濟增長速度。而且從理論上講，國民收入尤其是人均可支配收入的高速增長，能夠推動保險需求的增加，其原因有：第一，從個體來講，人們對財產和自身安全進行投保。只有人們的財富積累積到一定程度，才有可能為已經積累的財富支付保險費，而這部分保費的支出，來源于新增收入部分；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對自身的安全和生活質量越來越重視，從而對壽險的需求也越來越多。第二，從企業生產來看，根據加速原理，國民收入的增加促進投資的增長，人們為擴大再生產中追加的投資部分支付的保險費，也同樣出資于新增收入部分。

　　2.3保險業發展與恩格爾系數

　　恩格爾系數是指食物支出在總支出中所占的比例。它越小，意味著居民個人生活內容越豐富，面臨的風險壓力越大，個人保險需求就越大。同時，保險費的支付能力也越強，保險費支出可能性就越大。近5年來，我國城鄉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呈不斷下降趨勢，將導致對保險需求的直接或潛在擴大。

　　2.4行業政策

　　雖然各國向來對金融行業采取嚴格的監管政策，金融行業的政策進入壁壘比其他行業都嚴格，而我國源于特定的發展歷史，對金融行業的進入限制幾乎達到行政壟斷的地步。改革開放以后剛恢復保險業。只有中國人民保險公司一家，直到加入WTO前后，保險行業才出現蓬勃發展的勢頭。隨著保險市場的逐漸開放，保險監管提供的政策供應對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保險公司來說是一視同仁的，也就是整個行業面臨的政策環境是相同的，但基于對政策的理解執行，各公司制定的策略可能并不相同，即面對相同的外部博弈規則，由于選擇行動組合的策略不同，最后的結果也不相同，即最后達到的納什均衡，并不會都是帕累托最優。

　　2.5政府在養老保險和健康保險中作為競爭者的作用將下降

　　這也表明，私人保險、商業保險的作用將進一步增強。這對保險業的發展是一個有利條件。

　　2.6在社會觀念，文化、意識形態方面，我國保險業面臨著挑戰

　　從中國的歷史來看，中國是一個有著幾千年歷史的小農經濟社會。與西方的工業化社會相比，小農經濟社會重實物而輕貨幣，重個人情感而輕法律契約，重近期而輕長遠。這些歷史積淀無疑與保單典型特征，如貨幣性。契約性與長久性相；中突。其次，從中國的文化來看，中國文化推崇“富貴在天，生死由命”，信奉“養兒防老”，重視家庭共濟，這些文化基因無疑與保險所具有的防范風險、轉移風險、在全社會范圍內分擔損失的社會機制特性相矛盾。再次，從體制因素來看，自解放以后，中國搞了近30年的計劃經濟。從保障的角度來說，這樣一種傳統的計劃經濟是以否定和忽視自我保障，而以政府保障為其基本特征的。保障程度雖然不高，但范圍廣泛，政府對國有部門的職工實行幾乎“從搖籃到墓地”的全方位保障。改革開放以后，即使理論和實踐都在逐漸發生變化，但傳統體制對人們長期以來潛移默化的影響仍然是十分巨大的，這一影響無疑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對保險公司發展商業保險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