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世界各種不同性質的一些主要經濟體都不同程度地掀起了“市場化改革”的浪潮：放松對資本項目的管制，允許資本投資的自由流動；對國有企業進行產權改革，將國營企業私有化；普遍降低高收入階層的邊際稅率，運用立法和經濟手段為經濟體系創造更加富有彈性的勞動合同和工資談判制度等。市場化改革的中心內容，是賦予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和價格決定中的主導作用，減少政府行政力量對微觀經濟主體行為和宏觀經濟運行過度和不當的干預。與眾不同的是，在發達國家中，英國的改革決心最大、行動最徹底。從20世紀80年代的撒切爾時代到21世紀的布萊爾執政時期，經濟政策的目標取向都是緊緊圍繞這個中心而制定的。

　　撒切爾執政時代所進行的主要市場化措施有：把國有企業私有化，出售公共住房；制定法律削弱工會力量，弱化工資剛性；在保留福利國家制度的前提下，發展私人部門福利計劃，制定經濟激勵政策刺激工作人口選擇私人部門養老金計劃；降低失業人口在失業期間的待遇，鼓勵人們積極尋找工作。隨后的梅杰政府的經濟政策基本上是“蕭規曹隨”，把撒切爾時期沒有私有化的許多大的、有一定行業壟斷性的企業如鐵路等企業出售給私人部門；為增加勞動力市場的彈性，進一步廢除了“工資理事會（Wage Councils）”組織。布萊爾工黨執政后，繼續推進市場化傾向的改革，為鼓勵雇員自主創業，為他們在創業期間提供免稅的稅收優惠；進一步深化福利制度改革，建立以鼓勵工作為核心的福利體系；在金融政策領域，把英國中央銀行——英格蘭銀行從原隸屬于財政部的體制中獨立出來，賦予它獨立的貨幣政策裁量權，從此，英格蘭銀行可以完全根據自己的專業眼光來判斷經濟形勢的熱度，相機抉擇貨幣政策。

　　經過連續20多年的改革，英國的宏觀經濟狀況得到根本性的好轉，表現為英國經濟的自由度得到極大的增強。根據福雷澤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的報告。到1999年，英國經濟自由化程度在經合組織（OECD）國家中排名僅僅低于新西蘭，超出美國，排名第二位，遠遠超過它在歐洲的主要競爭對手；英國現實經濟競爭力和潛在競爭力都跨入了OECD國家的前列，產出指標也有很大改善。雖然沒有像美國那樣出現以“新經濟”為主導的繁榮，但英國改革20年來所取得的就業與實際工資同步增長的成就是其它所有競爭對手所沒有的，即使世界頭號經濟強國美國，也只是到90年代的中后期“新經濟”發展如火如荼的時候，才實現就業率與實際工資收入同時增長的目標。

　　在研究英國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人們會發現，社會養老制度改革是英國宏觀經濟改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從微觀上看，社會養老制度是解決工薪雇員養老時期收入來源的問題；從宏觀上看，社會養老政策對許多宏觀經濟要素產生多方面的影響。與其它經濟部門一樣，英國社會養老體制也同樣經歷了20余年的“市場化”改革，現在已經形成了比較完善的體系結構，在國際社會贏得了比較高的評價。在英國的社會養老政策改革過程中，1986年推出的個人養老金計劃具有深遠的意義，它不但解除了英國政府未來的養老財政負擔，對其它宏觀經濟要素的影響也最為明顯。本文主要通過對英國1986年社會養老政策改革，特別是個人養老金計劃對英國宏觀經濟要素影響的研究，來揭示英國社會養老制度市場化改革對英國宏觀經濟穩定發展所起的作用和貢獻。

　　一、簡單回顧英國社會養老制度市場化改革的主要措施

　　在英國社會養老制度的發展歷史上，兩個具有轉折意義的社保法案豐富并改變了英國社會養老制度結構。第一個法案是1975年社保法（1975 Social Security Act，1975 SSA）。該法案推出了國家收入關聯養老金計劃（State Earnings Related Pension Scheme.以下簡稱SERPS）。在此之前，在法定的意義上，英國只有國家基本養老金計劃這樣一個養老支柱，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變化這一基本養老支柱產生了一個很大的問題，即對大多數領取退休養老金的人來說，依靠基本養老金無法維持退休后的體面生活，國家基本養老金的工資替代率很低。雖然一些在大公司工作的雇員可能有自愿繳費的職業養老金予以補充，他們退休后的生活水平比那些完全靠國家基本養老金的雇員要好一些，但是，雇主所設立的職業養老金計劃的覆蓋面一直比較低，從未超過50％，大部分雇員并未覆蓋在內。那些全部靠國家基本養老金生活的人往往會陷入貧困。

　　1975年社保法案要求全部工薪雇員參加強制性的SERPS，但允許已經是職業養老金計劃的成員繼續留在原計劃之內。后來規定，如果雇主機構提供職業養老金計劃，在滿足一定的條件下，雇員可以“協議退出”國家的SERPS計劃。SERPS提供的養老金水平，大約相當于雇員職業生涯中收入最好的20個年頭平均工資的四分之一。

　　在推出SERPS以前，英國政府對職業養老金計劃沒有太多的管理和介入，雇主在設立職業養老金計劃時享有高度的自由。推出SERPS計劃以后，英國政府開始建立和完善對職業養老金計劃的監管。職業養老金計劃要獲得“協議退出”的許可，取得國家對協議退出計劃的國民保險捐費率折扣，必須保證“協議退出”計劃的成員在職業養老金計劃中獲得的養老金等于他們能夠在國家SERPS計劃中可能獲得的最低保證養老金（Guaranteed Minimum Pension，GMP）。通過“協議退出”機制的建立，職業養老金計劃不再是雇主純粹自愿設立的，而需要政府審批、符合一定規范并能保證最低養老金水平，它與SERPS一起共同組成了英國社會養老制度中的第二法定支柱。

　　第二個法案是1986年社保法（1986 SSA）。與此前的所有社保法案相比，該社保法案在以下幾個方面有進一步創新：第一，推出了一個全新的養老計劃類型。所謂個人養老金計劃，就是工薪雇員可以“協議退出‘，SERPS，也可以不參加其雇主提供的職業養老金計劃而選擇建立一個完全屬于自己的個人養老金賬戶；該賬戶的繳費實行完全的積累制，由養老金計劃的管理人負責投資運營，退休后用積累的基金價值購買年金。個人養老金計劃不是由國家提供，也不是由雇主機構提供。保險公司和其它金融中介機構負責設計個人養老金計劃。第二，允許”繳費確定型“（下稱DC型）的職業養老金計劃”協議退出“SERPS.英國的職業養老金計劃大多比照SERPS設立，因此多是”待遇確定型“（下稱DB型）。由于DC型計劃與DB型計劃存在截然不同的風險結構，為保護養老金計劃成員的利益，1986年以前，英國政府不允許DC型計劃”協議退出“SERPS.1986年社保法允許DC型計劃退出SERPS，但要求雇主保證最低繳費水平。這樣，英國政府為雇員提供了可供選擇的三種收入相關聯的養老金計劃：SERPS、職業養老金計劃、個人養老金計劃。第三，為鼓勵雇員參加新推出的個人養老金計劃，政府將國民保險捐費中的5.8個百分點（個人繳費率的2％，雇主繳費率的3.8％）退回到個人養老金賬戶；此外還有2％的特別獎勵金，但只提供給原屬于SERPS計劃、現選擇加入到個人養老金計劃從而退出SERPS的成員，退出職業養老金計劃加入個人養老金計劃的雇員不能享受。1986年社保法推出的個人養老金計劃和讓更多的職業養老金計劃”協議退出“SERPS，標志著英國把為老年人提供養老保障的主要責任從社會的公共部門轉移給了私人部門，這項改革減輕了政府未來的財政負擔，改善了政府的財政狀況。因此，相比較而言，1986年社保法具有轉折性意義。

　　進入90年代后，英國私人部門養老金計劃發展迅速，職業養老金計劃和個人養老金計劃覆蓋的工作人口合計超過了公共的SERPS計劃。但與此同時，隨著私人部門養老金計劃的發展，其管理中存在的問題也逐漸暴露出來，其中最突出的問題是職業養老金計劃養老基金的安全問題和個人養老金計劃的高管理成本問題。私人部門養老金計劃均實行積累制，許多職業養老金計劃積累了規模龐大的養老基金，在對養老基金管理的過程中，發生了不少危害養老金計劃成員的事件。1991年暴露出來的麥克維爾挪用養老基金事件促使英國政府出臺了1995年社保法。該法案對職業養老金計劃的養老基金管理進行了全方位的規范，使得養老基金的管理有法可依，它從根本上改變了過去職業養老基金管理中存在的混亂局面，有效地維護了養老金計劃成員的利益。在個人養老金計劃發展方面，高昂的管理成本和銷售傭金嚴重打擊了雇員加入該類型計劃的信心，也背離了政府推出個人養老金計劃旨在提高養老金計劃覆蓋率的初衷。高昂的費用使得低收入雇員加入個人養老金計劃后得到的養老年金不足以維持正常的生活，社會上出現了數量可觀的領取退休金的老年貧困人口。為解決這些問題，英國政府雙管齊下，于1999年又分別推出了“存托養老金計劃（Stakeholder Pension Scheme）”和“最低收入保證”制度。“存托養老金計劃”是低管理成本的個人養老金計劃，現在被看作是其它各種個人養老金計劃的范本。它規定，養老基金管理人可以收取的最高管理傭金不得超過養老基金價值的1％�！白畹褪杖氡ＷC制度”是對社會中的弱勢群體（主要是老人、婦女和兒童）實行的“收入支持”，如果他們的收入沒有達到國家規定的最低收入標準，政府將提供補貼使之至少達到最低收入線。這兩項制度都是解決社會貧困問題的有效舉措。

　　經過20余年的改革，英國社會養老制度基本形成了上圖的體系結構，其中，第一支柱是法定的養老金計劃，由國家基本養老金計劃和最低收入保障制度組成（以基本養老金計劃為主，同時對領取養老金的貧困人口實行補貼，使他們收入達到國家規定的最低收入線）；第二支柱也是法定的養老金計劃，工薪雇員可以在其中的四種計劃中任意選擇一種或多種作為個人安排養老儲蓄的工具。如果選擇多種養老金計劃，必須保證合計的繳費比例不超出國家規定的最高免稅比例；第三支柱是完全自愿的養老儲蓄形式，原則上沒有稅收優惠政策。英國這種養老體制結構的形成標志其社會養老制度改革結構性建設的使命已基本完成，未來的任務是進一步完善和提高第一支柱的社會保障能力、監管第二支柱養老金計劃養老基金的安全和保障養老金計劃成員的合法權益。

　　二、英國社會養老制度市場化改革的宏觀經濟效果

　　社會養老體系改革的意義不純粹是社會福利支付水平的高與低或增與減，福利改革也不是游離于其它經濟改革措施之外可以獨立進行改革的項目，而是需要其它經濟政策改革予以配套；同樣，其它經濟改革措施能否成功也需要福利政策的改革來共同予以支撐。從英國社會養老制度市場化改革對英國宏觀經濟要素的影響可以清晰地看出，在經濟改革與福利改革之間存在著一種互動關系。

　　1.市場化改革短期內給政府財政帶來了壓力，長期內有利于財政收支狀況的改善

　　英國社會養老制度市場化改革的核心機制是“協議退出”的制度設計，職業養老金計劃退出SERPS可以按降減的國民保險捐費率繳費；當1989年正式實施個人養老金計劃時，為鼓勵工薪雇員參與的積極性，英國政府給予個人養老金計劃參加者一定的經濟激勵，把國民保險繳費中的一定百分點退回到個人養老金賬戶。英國公共養老金體系是現收現付制模式，當向個人養老金賬戶轉移國民保險捐費的“回扣”時，需支付的現期養老金負債并沒有減少，而且在今后相當長的時間內，政府的養老金支出也只會隨人口結構的變化而變化。當政府向個人養老金計劃賬戶轉移國民保險捐費中的一部分時，必然影響到國家公共養老金計劃現期的收支平衡。因此“協議退出”機制必然影響到政府的稅收和預算。

　　“國民保險捐”的費率確定原則是，繳費收入與養老金現期支付的負債要達到基本均衡。因此，在向個人養老金賬戶轉移“回扣”時，如果還要保持現期政府養老金費用的收支相等就必然要提高國民保險捐費率。根據英國財政部的計算，“回扣”轉移支付使得國民保險捐費率提高了2.5％到3％，但僅個人養老金計劃一項就導致國民保險捐費率提升了1％。

　　當然，這種費率上升是短期的，當選擇退出的雇員大量退休時，國民保險捐費率會下降。按照英國目前的“協議退出”雇員的年齡結構，預計最早到2015年以后國民保險捐費率才有可能下降。此時，相當數量的退休雇員依靠的主要是私人部門養老金，政府的財政支付壓力可以大大減輕。

　　2.市場化改革激勵了居民家庭的儲蓄動機，增加了居民家庭儲蓄

　　英國家庭支出調查機構（Family Expenditure Survey，簡稱FES）對英國不同收入區間家庭在1975—1995年間儲蓄狀況的調查結果反映，英國居民家庭儲蓄存在著嚴重的兩極分化趨勢。處于較低收入區間（收入塔底的25％家庭）的居民家庭平均儲蓄率是負的，而高收入區間（收入塔尖的25％家庭）居民家庭的平均儲蓄率通常高于5％。1995年，處于塔尖的25％家庭的平均儲蓄率為13％。另根據英國稅務局的統計，在英國人口中占10％的最富有家庭持有英國市場化財富的56％。根據家庭資源調查（Family Resourees Survey.FRS），1998—1999年間，英國有28％的家庭無存款等流動性金融資產，另外22％的家庭擁有此類金融資產的總額低于1500英鎊。無論是流動性強的金融資產還是股權資產，低收入階層占有的比例都非常低。這說明，英國儲蓄和財富持有的集中度很高。造成低收入家庭儲蓄動機減弱的原因之一，是英國存在“財富調查”型的福利保障制度，只有“窮”到一定程度，才能享有國家的收入補貼，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低收入家庭增加了現期消費，減少了養老儲蓄。

　　個人養老金計劃的推出激勵了居民家庭的儲蓄動機，增加了“新”的儲蓄。個人養老金計劃之所以能夠產生儲蓄效應是因為該計劃享有稅收優惠待遇。在推出個人養老金計劃時，英國還沒有其它儲蓄工具像個人養老金計劃那樣享有免稅優勢。當然，正因為個人養老金的免稅特征，才使得家庭其它資產積累與個人養老金計劃資產積累之間存在著一定的“替代效應”。80年代中期免稅養老金儲蓄與其它儲蓄之間存在的“替代系數”在0.15到0.2之間，即新增的養老金儲蓄中的15％-20％是從其它儲蓄資產中轉移而來；90年代中后期的研究發現，80年代對“替代系數”的估計偏低。新的實證數據表明，養老金儲蓄資產與其它儲蓄資產的替代系數可以高達0.5.綜合80年代與90年代的實證研究，可以大致估計出替代系數在0.3至0.4之間。

　　當然，在考察個人養老金計劃增加儲蓄效應時，還必須注意到它同時存在增加消費和減少儲蓄的“財富效應”。這是因為，當雇員自愿退出國家SERPS和雇主的職業養老金計劃時，他們的一個基本動機之一是，認為個人養老金計劃的投資收益比參加其它類型養老金計劃能夠獲得的收益要高一些�！柏敻恍�應”會促使個人增加現期消費，減少儲蓄。根據生命周期模型（LCH）和對英國不同養老金計劃類型收益的實證研究，個人養老金計劃的“財富效應”系數為0.05，即個人養老金計劃新增財富的5％將會被用于增加消費。所以，個人養老金計劃對儲蓄產生的凈影響是，個人養老金計劃積累的資產總值減去因國民保險捐費回扣投資收益預期產生的正“財富效應”消費和因個人養老金賬戶免稅優惠造成的對其它類型儲蓄產生的“替代效應”。“財富效應”的系數在0.05左右，“替代效應”的系數在0.3到0.4之間。個人養老金計劃的儲蓄效應在剛推出個人養老金計劃的1989—1990年度表現得還不太顯著；但10年后即1998—1999年度，個人養老金計劃為國民儲蓄帶來的凈增加量大約為英國GDP的0.2％。這個比例看起來似乎不算很大，但對于儲蓄率普遍較低的發達國家來說，其意義還是非常巨大的。

　　3.市場化改革提高了勞動力市場彈性

　　勞動力流動性可以被看作是勞動力市場彈性的一個重要內容。英國對第二支柱養老金計劃設置多項選擇，目的之一是為勞動力靈活選擇職業、行業減少障礙和阻力，推動勞動力在市場上自由流動。養老金計劃主要通過它所積累的養老金權益的“便攜性”強弱來影響勞動力市場彈性。所謂養老金權益的“便攜性”是指積累的養老金權益在計劃間相互轉移的便利程度和交易費用的高低等。如果雇員更換雇主單位后其養老金權益轉移到另一個計劃時手續簡單并且價值不會在轉移中發生損失，那么該養老金計劃就具有較高“便攜性”，反之，則“便攜性”較低。

　　英國增強勞動力市場流動性和增加市場彈性的政策導向集中體現在個人養老金計劃這項制度上。我們知道，DC型職業養老金計劃和個人養老金計劃都是完全積累制的計劃，雇員擁有獨立的個人養老金賬戶，積累的養老金權益扣除相關費用后完全歸個人所有。因此，它們是具備完全便攜特征的養老金計劃。當雇員更換雇主單位后可以將其全部轉移；個人養老金計劃的養老金賬戶通常獨立于雇主單位，由商業保險機構發起和管理，大部分情況下雇員“跳槽”后不涉及養老金權益轉移的問題。因此，英國勞動力市場上流動性最強的那部分雇員的養老金計劃，應該以個人養老金計劃為最佳選擇。英國家庭調查機構對居民家庭養老金狀況的調查結果，也證明了個人養老金計劃成員的流動性遠高于其它類型養老金計劃的成員。

　　但是，個人養老金計劃在推銷階段的銷售成本和后續管理成本很高，如果加入到個人計劃中的時間不長又因工作變動轉移到其它非DC型計劃（如SERPS或職業養老金計劃），就會發現原積累的養老金權益縮水嚴重。鑒于此，英國政府推出了管理費最高只能為養老基金價值1％的新的個人養老金計劃——“存托養老金計劃”，以維護個人養老金計劃完全“便攜性”的特點，促進勞動力在市場上的有效流動。所以，個人養老金計劃是增加勞動力市場彈性的主要福利工具，也是英國推出個人養老金計劃的根本目的之一。

　　4.市場化改革降低了企業成本，提高了企業競爭力

　　英國社會養老制度的市場化改革除了具備降低政府未來養老金負擔功能外，也從制度設計上降低了雇主單位的人力資源成本。英國社會養老制度的市場化改革降低企業人力資源成本體現在兩個步驟上：第一，1978年在建立SERPS“協議退出”機制時，對“協議退出”的職業養老金計劃執行較低的國民保險捐費率，即雇主可以低于正常水平的國民保險捐費率為雇員繳納社保費用，政府的統計精算部門每五年評估一次“協議退出”的“國民保險捐”折扣率，檢查是否需要調整。正常費率與降減費率之間的差額就自然成為雇主節約下來的人力資源成本；第二，1989年推出個人養老金計劃時，規定雇主單位沒有義務向自愿退出本單位職業養老金計劃加入個人養老金計劃的雇員的個人養老金賬戶繳費。在實際運作過程中，大部分的雇主單位也確實不向個人養老金賬戶繳費。這項政策規定又為雇主單位進一步降低人力資源成本提供了政策依據和法律保護。兩次社會養老政策市場化改革的行動實際上也是為雇主單位減負的行動。在企業的其它競爭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較低的人力成本有利于企業競爭力的提高。

　　社會養老體制改革除了給雇主單位帶來直接的人力資源成本節約外，還具有意義更大的間接收益：個人養老金計劃的推出使勞動力市場的流動性大大提高，而勞動力市場流動性的提高則意味著工資彈性和就業彈性均獲提高，雇員與雇主達成雇用契約的可能性也就增加了。無論對個別企業，還是對整個國民經濟都是有利的。勞動力市場彈性增強使人力資源資本和實物資本的利用率都有所提高，社會生產力得到更高的利用和挖潛，有利于國民經濟產出的提高。

　　三、儲蓄率提高和勞動力市場彈性增強對宏觀經濟的影響

　　眾所周知，OECD發達國家的居民家庭儲蓄率普遍較低，居民的預防性儲蓄動機較弱。其原因之一，是他們具有較為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和較為慷慨的社會福利給付，居民沒有太強烈的生老病死等后顧之憂。但儲蓄率過低對其投資資金的來源形成了約束，使得經濟增長的發動機缺少燃料而動力不足。所以，它們不斷地積極尋求激發本國居民的儲蓄動機，提高本國的國民儲蓄率。學術界雖然還沒有就養老金改革能夠提高國民儲蓄率這一研究達成共識，但英國的實證研究告訴人們，個人養老金計劃推出后提高了家庭儲蓄：雖然相當于GDP0.2％的儲蓄增量不算很大，但歐美國家GDP的基數較大，資本形成的效率較高。每年0.2％的儲蓄增量仍然具有相當意義。特別是，隨著英國政府對個人養老金計劃發展的規范和監管，個人養老金計劃的參與率未來會比目前有所提高，養老金改革的儲蓄效應還有更大的潛力，對英國經濟的影響也會更深、更廣。

　　較高的勞動力市場彈性一般會有以下幾項宏觀經濟效果：（1）較高的產出和消費水平；（2）較低的失業率；（3）產出和消費的波動性得以降低：（4）就業和失業的波動性降低。對英國勞動力市場彈性與英國宏觀經濟關系的研究基本都證實了以上幾點。英格蘭銀行的經濟學家斯蒂芬。米爾納德（Stephen P Millard）用兩種模型檢驗了英國80年代以來日益增強的勞動力市場彈性對靜態條件下英國經濟的影響。無論是他采用的“實際商業周期”模型（Real Business Cycle Model）還是“搜索”模型（Search Model）都得出了基本相同的結論，差異之處不過是側重點不同而己。毫無疑問，在上述四項經濟績效之間也存在著一定的因果關系，失業率降低、就業和失業的波動性降低，是產出和消費提高及其波動性降低的原因，而后者是前者合理的結果。

　　勞動力市場彈性增加的根本意義在于，對雇主單位來說可以更經濟、更簡便地雇傭或解雇雇員。在經濟周期的上升期，雇主可以在保證工資水平有一定彈性的條件下雇傭到自己需要的雇員，在經濟周期下降期，雇主單位也可以靈活地裁減多余的員工。對雇員這方面來說，他們可以自由地選擇工作與閑暇之間的替代安排，選擇全職工作還是部分時制工作，或者做一個自由職業的自雇者；可以根據自己的偏好和利益，在不同的雇主之間和不同的行業之間自由地選擇和轉移。

　　20世紀80年代以前，英國勞動力市場受多種因素的羈絆，無論在工資還是就業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剛性。80年代初，英國有70％以上的雇員加入到工會統一的工資議定體系中，由此帶來的工資剛性是顯而易見的。這不但讓現在的雇主無法降低人力成本，也打擊了潛在雇主的創業精神和積極性；對雇員來說，也必將承受工作流動性降低或難以迅速就業的損失。因為，對尚在失業隊伍中的勞動力來說，由于工會集體議定工資制度的存在，他們不能“降格以求”。這無疑提高了全社會的自然失業率水平。

　　改革后，英國開辦新公司所需要的手續簡化了，費用在0ECD發達國家也處于較低的水平，這意味著英國雇傭和解雇勞動力的成本在發達國家享有相對優勢，從一個側面也反映了勞動力市場比其它國家更富有彈性；從80年代英國開始立法削弱工會的力量，90年代后英國工會在各方面剩余的權力與二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語。1998年，雇員集體議定工資的比例下降到不足40％。勞動力市場的流動性也隨著社會養老制度的改革而變得更加富有彈性。個人養老金計劃包括“存托養老金計劃”的推出徹底打破了職業養老金計劃對雇員流動性的限制，使勞動力市場的流動性增強，同時也為多種雇傭形式（自雇、部分時制及其它靈活的雇傭形式）的存在提供了福利條件。英國社會養老制度的改革保障了其它經濟改革措施的順利實施，鞏固了其它經濟改革舉措帶來的積極成果，逐漸縮小了英國與其它歐洲主要國家的差距，經濟發展出現新的生機和活力，宏觀經濟產出和消費穩步增長。

　　四、市場化改革的績效評估：經驗分析與理論探討

　　80年代初，以撒切爾主義和里根經濟學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思潮在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對以社會保障制度為改革重要內容之一的經濟改革績效的評估越來越吸引了學術界的關注。有人認為，美國的改革績效遠比英國顯著；也有人認為，美國的改革留下了較多的后遺癥。就養老制度的改革趨勢來看，與削減福利給付標準、提高退休法定年齡和上調繳費水平等單項改革措施相比，現收現付制向積累制過渡或引入積累制因素的改革顯然被認為是一項制度性的“徹底改革”。英國養老制度改革的本質特征，是在原有的現收現付的制度框架基本不動的前提下，一方面，縮小現有的現收現付制，另一方面，較大幅度地引進了積累制的因素，從而形成了一個獨具特色的三支柱模式。本文上述對英國養老制度改革績效所做的分析與評價無疑是“經驗性研究”的結果，或換言之，對英國養老制度市場化改革的正面肯定和評價的分析，是建立在經驗性研究基礎之上的。雖然作為典型現收現付制的美國基本社會養老制度至今還沒有像英國那樣引進“私人因素”，正式納入改革的程序之中，但美國一些經驗性的證據也表明它可以促進儲蓄的增長。

　　盡管如此，在經濟學界，經濟學家對現收現付制與積累制對宏觀經濟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的爭論始終沒有停止，但同時又沒有形成一個能夠得到大多數經濟學家們認可的“定論”。這些爭論主要存在于三個方面：一是現收現付制與積累制對國民儲蓄的影響。例如，所謂的“費爾德斯坦之謎”指出，美國的現收現付制使其國民儲蓄降低了大約50％，但是，關于現收現付制會導致儲蓄率降低的說法始終沒有在理論上得到進一步的精確印證，總的說來，積累制的支持者持肯定的態度，反對者則給予極大的懷疑。后者的基本態度是，現收現付制導致的“儲蓄抵消”比以前設想的要大得多，而積累制對國民儲蓄的正面影響比設想的要小得多；而持“中間態度”的一些經濟學家在學術上做出的努力也沒能給出一個令人滿意的結果。他們認為，關于社會保障制度本身對國民儲蓄的影響很難做出估計，準確的概括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在規范研究中存在的第二個爭論是，現收現付制與積累制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問題。積累制的反對者認為，私人計劃也能扭曲勞動力市場，而公共的DB型計劃是不會妨礙勞動力流動性的；有些學者進行的嘗試性研究表明，DC型和DB型之間的比較研究是復雜的，其結果是不明確的；還有的學者甚至指出，重要的不是勞動供給問題，而是經濟福利和社會效用問題，如果DB型計劃下更低的產出引起的效用損失遠遠高出來自于更多的保險效用的增加，那么，盡管勞動供給減少了，但DB型計劃畢竟還是一種“福利改進”�，F收現付制與積累制對勞動力市場究竟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在經濟學的規范研究中始終沒有明晰的結果�，F收現付制的堅決捍衛者巴爾教授說，“設計很差的制度，不論是私人的還是公共的，都會導致勞動力市場的畸形”。

　　第三個主要理論爭議是，現收現付制向積累制過渡是否能夠真正地帶來產出即經濟的增長。這個命題也是一個由來已久且至今還無“定論”的理論爭議，它與上述兩個爭論，或者說與對積累制的評價密切相關：如果說積累制不能提高國民儲蓄，不能提高勞動力市場的彈性，那么就無從推論出它可以促進產出增長；即使積累制確實可以提高儲蓄，但它就一定能夠促進產出的增長嗎？就是說，積累制能否比現收現付制能夠帶來更高的儲蓄率；更高的儲蓄率能否成功地轉換為更有效率的投資；這些投資能否成功并促進產出的提高——在這個論證過程的三個主要環節中，并不存在一個必然的邏輯聯系，每個環節都可以獨立存在——如果它確實存在的話。對積累制持異議的美國經濟學家戴爾蒙德給出的結論也是模棱兩可的，他認為積累制可以促進經濟增長的說法在OECD國家還沒有得到印證，但很可能與轉型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有某種潛在的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