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行與客戶之間的法律關系是銀行法中的一個重要問題，英、美、法等國經過多年的歷史沉淀、立法創新及司法判例的發展，這一銀行法中的基本性問題已得以厘清。然而，在我國銀行法的演進中，我國在這一問題的規定與定性上仍存在有諸多誤區與規則發展的滯后性，這無疑不利于我國的金融實踐。因此，探討這一基礎性的問題對于我國銀行交易法的創新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一、銀行賬戶資金所有權歸屬規定上的不一致性

　　理論上，只要存款人將一定數額的資金存入銀行，資金的所有權即已發生轉移而變成存款銀行的資產。然而，我國的法則在這方面的規定并不明確，如1992年的《儲蓄管理條例》第5條規定，國家保護個人合法儲蓄存款的所有權及其他合法權益，鼓勵個人參加儲蓄。該條例第33條亦規定，儲蓄存款的所有權發生爭議，涉及辦理過戶的，儲蓄機構依據人民法院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書、裁定書或調解書辦理過戶手續。中國人民銀行1993年發布的《關于執行儲蓄管理條例的若干規定》第3條與第40條再次規定，客戶擁有其存款的所有權。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回函中，存款人對其存款擁有所有權的觀點也得到了一定的承認，如在最高院于1991年6月17日向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所作出的“關于信用合作社責任財產范圍問題的答復”中認為，企業、公民個人在信用社的存款不屬于信用社所有的財產，不能列入信用社作為被執行人的責任財產。

　　此外，1994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回復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的批復中認為：根據《民法通則》第72條的規定，一方當事人按照合同將預付貨款匯入對方當事人的賬戶，對方當事人即取得該款項的所有權，但是雙方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預付款人將預付貨款匯入對方當事人的賬戶之后，即喪失了該款項的所有權。因此，該款項被銀行、信用社或者其他金融機構扣劃還貸后，預付款人無權向銀行、信用社或者其他金融機構請求返還。人民法院在審理這類經濟糾紛案件時，不應當將銀行、信用社或者其他金融機構列為第三人參加訴訟。

　　再者，《商業銀行法》第71條規定：“商業銀行破產清算時，在支付清算費用、所欠職工工資和勞動費用后，應當優先支付個人儲蓄存款的本金和利息。”盡管我國銀行法并沒有直接對存款人存款的所有權歸屬問題進行直接的規定，但從上述條款可以推理，即儲蓄存款已被納入了商業銀行破產財產進行分配，因而當存款人將一定數量的現金存入銀行時，其所取得只是債權，現金的所有權已發生轉移。然而，有一點容易讓人產生誤解，既然在存款人所取得的是對銀行的債權，那么，在沒有優先權的情況下從理論上分析，作為銀行債權人的存款人應與其他無優先受償權的債權人處于平等的受償地位。因此，若從這一點來考究，我國目前的法律對于存款資金的歸屬權還是規定不清的。

　　從法理角度分析，在存款關系中，只要存款人將一定數量的款項存入某銀行，那么，他就與該銀行之間形成了債權債務關系。此時，存款人對該項存款只擁有請求銀行支付所指定數額的債權，而非所有權。若認定存款人與存款銀行之間所成立的關系是借用合同關系或保管合同關系，這從理論上可能導致銀行并不能使用存款人的資金進行資產業務，因為在借用合同與保管合同關系中，借用人與保管人在最后負有返還原物的義務，而這一點對于銀行而言是不可能的。因此，從銀行業務的功能出發，法律也只能確認銀行與其存款人之間所成立的是債權債務關系。同理，銀行貸款給客戶，即喪失了款項的所有權，其對客戶持有的也僅為債權。在民法上，金錢是一種代替物，一旦轉移占有，其所有權也就隨之轉移，原所有人相應只擁有對金錢的債權。這一點對于1994年最高院回復中預付款所有權歸屬問題同樣適用。因此，有學者就對此進行了批駁，認為預付款匯入對方當事人賬戶后，對方當事人即取得所有權之說是不準確的，因為客戶在此時取得的只是對銀行的付款請求權。另外，雖然《商業銀行法》第71條的規定已經有所改進，但是立法者的態度還是不很明朗，因為若推定存款人對其存款所擁有的是所有權，則據物權的屬性，在銀行破產清算時，銀行負有返還原物的義務，因而只能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存款人所獲取的僅是債權，但是存款人所享有的優于其他債權人的受償權之規定卻又令人匪夷所思。盡管從法理上而言，目前我國法院在具體司法過程中可以借鑒后法優先前法的理論及現實的需要對銀行賬戶資金的歸屬權作出正確的處斷，但是立于現實的層面我們必須明確我國是屬于成文法的國家，在具體的司法過程中必須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同時，傳統的慣性作用也會使人的思維產生先入為主的定式，且這種滯后性的法則亦與我國確立法治國家的目標相左，所以，我國在銀行法律創新中必須厘清存款的法律性質，這是銀行法律創新中的一個基本問題，同時也是一個核心問題。在規則創新中我國可以借鑒英美國家在銀行與客戶法律關系上成熟的理論及判例法中的成功實踐，作如下嘗試：

　　立法者應首先確立存款人對其已存款項所持有的是一種債權，而非一種所有權的法律原則，即確認銀行與客戶的關系在本質上為一種債權債務關系，但在一定情況下亦可以表現為信托關系及委托代理關系。然后，在此基礎上對1992年《儲蓄管理條例》第5條與第33條的規定，央行的相關解釋及最高院經濟庭于1991年、1994年的回函及《商業銀行法》第71條進行梳理，在銀行法的相關規則中采取直接表述的方式對銀行與其客戶的關系本質上是一種債權債務關系予以確認，并說明這種債權債務關系還附隨有默示性的特點。

　　二、存單法律性質問題分析

　　銀行與其客戶之間的關系是以合同為基礎的。從存款合同的性質出發，存款合同是要式的、有償性的實踐合同，存款合同關系只能在存款人將一定的款項交付給銀行、經銀行確認并經其出具存款憑證后才能成立。因此，存單的法律性質對于銀行、存款人及法院的司法實踐非常重要。目前，對于存單的性質存在兩種觀點：

　　一是認為存單既是有價證券，又是存款合同。作為有價證券，其具有一定票面金額，能證明持券人有權按期取得一定收入，并可自由轉讓與買賣的所有權或債權證書。因此，在存款銀行一經簽發的情形下，存款人即享有依存單票面記錄的權利內容向銀行主張兌付的權利，銀行則負有依存單票面記錄的內容給付的義務。存單作為存款合同，它是銀行與存款人就存款種類、存款數額、利率及存款期限等具體事項進行約定的記錄，是銀行與存款人兩個平等的民事主體間就存款事項協商一致，并由存款人交存現金、銀行單方填寫并簽章而形成的特殊形式的合同，存款人無需簽章，只要接收了存單，當面未表示異議即具有法律效力。

　　二是只承認存單為存款合同的證明，而否認存單的票據性特征。這是我國銀行部門長期以來所堅持的觀點，這一觀點也得到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關于審理存單糾紛案件的若干規定》的認同。該《規定》第5條規定：“人民法院在審理一般存單糾紛案件中，除應審查存單、進賬單、對賬單、存款合同等憑證的真實性外，還應審查持有人與金融機構間存款關系的真實性，并以存單、進賬單、對賬單、存款合同等憑證的真實性以及存款關系的真實性為依據，做出正確處理。”因此，在實踐中我國是采取了雙重真實性的原則，即存單真實與存款真實的原則。

　　堅持存款真實與存單真實相結合的雙標準無疑對處于優勢地位的銀行有利。然而，從我國銀行業的運作的特點來說，這種做法是較欠公平的。因為我國銀行業的業務還沒有擺脫傳統的資產負債型，且負債業務是其重點。因此，為了獲取存款，銀行的工作人員在工作之余大多都分配有攬存的任務。這樣就給存款人留下了一些資產可能遭受損失的隱患（如銀行工作人員取得當事人的資金后不入賬，同時為了免于引起資金持有人的懷疑又給其簽發存單等）。此時，若適用上述雙重標準來確立存款關系成立與否很難保護善意的當事人的權益。實際上，從一般的法學理論出發，我國法院不能輕易否認這種存款關系的成立，因為在一定程度上分配有攬存任務的銀行工作人員可以被視為銀行之代理人，只要意欲存款的當事人本著善意行事，這種合同的法律效力應該得到肯定。對此，我國《合同法》第49條規定：行為人沒有代理權、超越代理權或者代理終止后以被代理人名義訂立合同，相對人有理由相信行為人有代理權，該代理有效。還有一點必須看到的是，在我國公民投資渠道較少，出于防患于未然的目的，人們對儲蓄具有一種傳統的慣性與心理依賴作用合理的預期。因此，我國銀行法律制度改革應對最高院所確立的“雙重標準”予以扶正，如根據過錯原則來劃分當事人之間的法律責任，并可適當考慮確立存單票據性的原則，從而通過法律的壓力來促使銀行機構加強其內部的業務治理。

　　三、對銀行與客戶關系中行政管理職能定位的檢討

　　從金融學角度分析，銀行即為企業，其特殊性只不過在于銀行是經營金融產品或提供金融服務的企業。因此，在銀行與客戶為法律行為中，其與客戶處于平等的法律地位，在這兩者之間所形成的法律關系也是平等者之間所形成的一種橫向的法律關系。然而，我國相關的法律規章對于銀行與其客戶及銀行功能的界定存在一定的錯位，如央行發布的1994年的《違反銀行結算制度處罰的規定》即賦予了銀行一定的行政職能，該規章規定辦理結算業務的銀行有權依照本規定，對違反銀行結算制度的單位和個人進行處罰。同時，該文件規定銀行未按照規定對違反結算制度的單位、個人進行經濟處罰的，人民銀行或上級管理部門對其應作同額的處罰。具體的處罰措施有：計扣賠償金或賠款、罰息、罰款、沒收非法所得、警告、通報批評、停止辦理部分直到全部業務等。

　　實際上，央行所發布的這些規章是經不起法理上的推敲及我國行政處罰法的檢查的。在法理上，銀行與存款者為平等的民事主體，在民事活動中兩者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而平等者之間無管轄權，所以，也就無從解讀我國商業銀行對其客戶所采取的行政處罰性措施了。此外，我國1996年的《行政處罰法》規定：“行政處罰由具有行政處罰權的行政機關在法定職權范圍內實施。”對于行政處罰權之授權則規定：“法律、法規授權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務職能的組織可以在法定授權內實施行政處罰。”很明顯，我國的商業銀行是屬于民事法律主體，不具有公共事務的管理職能。即使認定其為公共事業組織，央行以行政規章的授權方式也是與我國《行政處罰法》的規定不相符的。在以授權方式理解我國銀行所具有管理職能不能自圓其說時，能否借用委托說呢，即認為商業銀行的此項權能來自央行的委托。這種思維亦是行不通的，因為《行政處罰法》明文規定：“行政機關依照法律、法規或者規章的規定，可以在其法定權限內委托符合本法第19條規定條件的組織實施行政處罰。”而第19條的規定受委托的組織必須符合以下條件：依法成立的管理公共事務的事業組織，具有熟悉有關法律、法規、規章和業務的工作人員，對違法行為需要進行技術檢查或者技術鑒定的，應當有條件組織進行相應的技術檢查或者技術鑒定。依這些條件來考核，不難發現我國的商業銀行不符合受委托的條件，因為商業銀行為企業法人，不具有公共事務管理的職能。

　　結合以上分析，在探討我國銀行與客戶的法律關系本質時，還必須考察到一些歷史積淀的遺留規則，如我國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原是從中國人民銀行分離出來的，隨著我國銀行商業化改革的開展與深化，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已步入了民事主體之列。因此，銀行與客戶之間的法律關系表現為一種橫向、平等的法律關系。銀行是企業法人，不是公務法人，這一點對于重塑我國對銀行與客戶關系的認識具有重要的意義。雖然自銀監會成立之后，央行的金融監管權已被剝離，但是由于央行作為傳統金融監管者之潛在影響依然存在，同時由于銀行規章都發自央行，所以，在我國銀行法律制度的改革與完善的過程中，重新通過法則對我國商業銀行的法律地位與職能進行定位也是金融全球化與自由化進程中我國樹立國際法律信譽的一個必要環節。

　　四、對銀行客戶認定標準的反思

　　在銀行與客戶的關系中，我國法律并沒有對客戶給予一個明確的界定，相反，是采取間接的身份認定的方式，如我國2000年4月1日通過的《個人存款賬戶實名制的規定》中對身份的認定。實際上，存款實名制是指個人在金融機構開立存款賬戶辦理儲蓄存款時，應當出示合法身份證件，同時使用真實姓名，金融機構應按規定進行核對登記，以確定客戶對將存之款享有所有權益的一種制度。該制度要求銀行與個人不得進行無記名交易，從而保證金融交易的真實性。現代意義上的存款實名制具有三層含義：一是個人在金融機構開立存款賬戶存取款業務時，必須使用真實姓名；二是通過計算機聯網的方式銀行賬戶可以匯總個人在一國內所有的存款信息及信用記錄；三是實行個人收入賬戶化，以達到監控個人所有經濟活動中的貨幣收支記錄的目的。對于認識銀研客戶，《個人存款賬戶實名制規定》第7條規定如下：“在金融機構開立個人存款賬戶的，金融機構應當要求其出示本人身份證件，進行核對，并登記其身份證件上的姓名和號碼。代理他人在金融機構開立個人存款賬戶的，金融機構應當要求其出示被代理人和代理人的身份 證件，進行核對，并登記被代理人和代理人的身份證件上的姓名與號碼。不出示本人身份證件或者不使用本人身份證件上的姓名的，金融機構不得為其開立個人存款賬戶。”實行存款實名制是我國建立法治性信用國家中的一個重要問題，也是對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在其諸多文件中所規定的“了解你的客戶”的要求之回應。同時，對于打擊犯罪，存款實名也起著極大的作用。然而，必須面對的是，存款實名制在操作上也存在許多法律問題。

　　存款實名的前提是存款人身份的確定，因此，以什么標準確認當事人的身份，或者說以什么樣的證件確認存款人的身份是問題的核心所在。根據國務院和中國人民銀行的規定，目前在我國金融機構辦理個人儲蓄存取業務使用的身份證件有：居民身份證、臨時居民身份證、軍人身份證件、武裝警察身份證件、港澳居民往來內地通行證、臺灣地區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或者其他有效旅行證件、中國護照、外國護照、離休干部榮譽證、軍官退武證、文職干部退休證、軍隊院校學員證、外國政府制發的邊民出入境通行證等。這些確認實名證件的種類在銀發[2000]126號文件《中國人民銀行關于個人存款賬戶實名制規定施行后有關問題處置意見的通知》中也得到肯定。然而，這些確認實名的標準容易產生一些法律問題，比如確認存款實名重要標準的身份證在現實中存在有以下問題：居民身份證編號重、錯、漏的現象還沒有杜絕；我國流動人口中身份證、戶口簿遺失或身份證逾期的現象相當普遍；我國居民身份證件管理系統數據庫仍需完善。因此，我國的戶籍管理部門不能為每個居民提供一個終身使用的、唯一的身份認證證件，且不能將客戶的身份資料及時、全面地提供給金融機構，這無疑會導致銀行在識別其客戶時的價值落空。此外，由于我國目前制作身份證件的科技含量低，極易以假亂真，不僅社會公眾難以辨別真偽，即使經過特殊訓練的專業技術人員僅憑目測識別偽造的身份證件也并非易事。這種狀況一方面使銀行識別其客戶困難，另一方面也加大了銀行業務中的風險，因為在銀行認別客戶不當時，其可能會因為沒有盡到謹慎的注意義務而承擔存款損失的風險。再者，我國金融機構在與公民發生業務時，身份識別證件的種類繁多也無疑加大了銀行識別其客戶的難度。相對于識別非自然人類型的銀行客戶身份，銀行所面臨的難度與風險相對較小，這主要是因為在對這類客戶的身份進行識別時所要求的證件較多，甄別程序較為嚴格，如1997年頒布的《人民幣單位存款管理辦法》第10條規定：金融機構對單位定期存款賬戶管理，存款時單位必須提交申請書、營業執照正本等，并預留印鑒。印鑒包括單位財務專用章、單位法定代表人章與財會人員章等。同時，2003年的《人民銀行結算賬戶管理辦法》第17條規定，存款人申請開立基本賬戶，應向銀行出具營業執照正本、政府人事部門或編制委員會的批文或登記書或財政部門同意其開戶的證明等文件。

　　認知客戶的身份是銀行與客戶之間進一步發展其關系的基礎。在我國識別銀行客戶的機制還不健全的情況下應采取以下的做法：一是借鑒美國《統一商法典》對客戶的定義，對我國銀行的客戶進行界定，從而將銀行之客戶定性為指在銀行開立賬戶的人或銀行約定為其收取款項的人，并包括在另一家銀行開立賬戶的銀行。二是關于個人身份認定的證件，應改變認證證件多元化的狀況，縮小認證的證件范圍。最好是確立一種唯一性的識別公民身份的證件，如具有高度防偽性的居民身份證。同時，考慮居民本身的復雜性，有必要對國內居民、外國人、港澳臺居民的身份識別進行區分。對于大陸居民僅承認身份證為識別身份的唯一證件，對于港澳臺之居民可考慮以其持有的住所地的身份證件或往來大陸的通行證為識別身份的合法證件，對于外國人可以其所持有的經過認證的外國護照為識別身份的唯一合法證件。另外，我國還應建立較完善的全國聯網的身份證件管理數據庫，從而使金融機構在辦理業務過程中，能通過電腦系統對客戶的身份證號碼、姓名及其他資料與戶籍管理部門的居民資料進行核對。

　　五、銀行與客戶關系中對第三人責任承擔問題分析

　　銀行與客戶之間存在合同關系。合同法理論認為合同關系具有相對性，即合同關系只能發生在特定的合同當事人之間，合同的效力僅及于合同的當事人，即合同債權人與合同債務人。合同關系的相對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即主體的相對性、內容的相對性及責任的相對性。當存款人將一定的款項存入銀行后，存款的所有權就已經轉移給銀行，存款人所獲取的只是對銀行債上的請求權。對于銀行賬戶中所代表的債權，第三人不能以該款項在存入銀行前是其所有而為存款人非法獲得為理由，要求銀行償還。那么，這是否意味著銀行與其客戶之間的法律關系與第三方無關呢？答案是否定的。以我國擔保法中的質押為例，依照《擔保法》規定，債權或者債權憑證是可以進行轉讓與質押的。在轉讓銀行賬戶上所記載的債權的情況下，可以構成債權的轉讓。從一般業務實踐來看，銀行在客戶開立賬戶時，往往約定客戶不能轉讓賬戶。這樣就產生了一個矛盾，即一方面存款人可以通過轉讓賬戶上記載的債權來實現所存款項轉移的目的，另一方面銀行與客戶之間所約定的賬戶不得轉讓所設置的障礙又有形存在，這種矛盾在對存單進行質押時表現得更為明顯。

　　現實中，為了達到質押的目的，在我國登記體系還不完善的情況下，通過轉讓賬戶上所記載的債權方式來質押是行不通的，且從質押合同的生效要件來看，質押標的能被質押權人控制與占有是其生效的實質要件。這種情況下，往往是通過轉移存單的占有方式來處理的。然而，盡管質押人向質押權人交付了存單，他仍然可以向存款銀行辦理掛失手續，實現存單上所代表的對銀行的債權。若銀行在業務處理中盡到了合理的注意義務，且不存在過錯，其一般不會對質押權人承擔任何法律責任，且從法律上而言，其所面對的債權人也只能是客戶。因此，為了保證存單質押的安全，其往往要求存款銀行對存單進行核押，認定存單的真實性，并要求存款銀行在存單質押期內不得允許存款人提取及掛失存單。若在此種情況下，存款銀行依然允許存款人對該存單進行掛失或提取存單項下的款項，則銀行要承擔賠償損失的責任。對此，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審理存單案件的若干規定》明確表明：“以金融機構核押的存單出質的，即便存單系偽造、變造、虛開，質押合同均為有效，金融機構應當依法向質權人兌付存單所記載的款項。”因此，盡管銀行與其客戶之間的法律關系存在有相對性，但是在一定的情況下也會影響到第三者的權益，也會增加銀行的經營風險。那么，對于因存單質押所產生的風險，銀行應采取怎樣的對策呢？作者認為，在存單質押中，存單的所有人之所以能夠對存單進行掛失，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國公示制度的不完善。若能將存單質押之事實予以公示，則一方面銀行會更加盡到謹慎、合理的注意義務，另一方面質押權人也可以及時地采取可行的救濟措施。完善登記制度及登記信息聯網是銀行規避這種風險的最佳選擇。在目前的形勢下，可行的方法是質押人、質押權人與銀行三方當事人對存單質押這一事實予以認可，并簽訂限制存款人行使其債權的協議。

　　另外，還有一個與此相關的問題，即第三者對銀行賬戶的權利被銀行侵犯時，能否針對銀行提起侵權訴訟。這種情形在遺產繼承中比較常見，如A某在一次意外事故中死亡，其家庭收入全部是以A的名義存入銀行的，根據婚姻法的規定，在沒有約定財產歸屬權的情況下，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為夫妻之共同財產。因此，A某在銀行的存款之一半應為其妻之財產，不得將其歸人繼承財產之列。然而，從銀行與客戶的法律關系考察，A某才是銀行之債權人。若銀行如此進行處理，無疑直接地侵犯了A之妻的財產權，且這種處理的結果也與法律公平與正義的價值取向相背。實際上，這也說明了我國銀行法律制度所存在的一個現實問題。因此，我國應引進聯合賬戶制度，以對第三者的權利進行確認。如此，在銀行侵犯第三者權益時，其就存在合理的訴因。客觀而言，這種聯合賬戶的做法也是與我國法律規則的本土資源相一致的。在傳統上，我國婚姻家庭中夫妻之間的財產結構往往是你中有我或我中有你的一種狀況。同時，這種法律的處理也體現了法律的人性關懷。再者，從經濟交往來看，這種聯合賬戶的做法也有助于交易雙方防范對方違約的風險。

　　六、結論

　　法是由事物的本質所產生出來的必然關系，是故，作為職業法律人的立法者并不是在發明或創造法律，而是在沿著根據事物本質的蹤跡去發現或接近法律。因此，法律的演進必須遵循規律的命題，銀行與客戶之間的關系是銀行交易法中的一個基本范疇問題，但是，如果既存的法律并不能對這一基礎性的問題提供一種“以理服人”的答案，那么，銀行后續的其它業務也就可能大大受挫，因為銀行的資產業務是以負債業務為依托的。法律的調整講究邏輯與體系，法律的規定也是一種一般性的陳述。這說明，為了提升法的效率，法就有必要對事物、行為及主體等進行分門別類，并對主體配備相應的法律地位。然而，目前商業銀行所保留的某些“行政職能”無疑攪亂了法律對主體及其行為的應有分類。雖然這種保留確實給行政職能部門帶來了方便，而且也確實只是一個形式問題，或者說是一個程序問題，但必須看到，在法治理念下，形式問題有時比實體問題更重要，因為形式是實體正義得以實現的表象，而社會公眾也往往都是通過表象來推測或揣摩實體正義內容的。此外，也必然意識到作為制度構成因子的法律制度“并不是人為設計的產物，而是參與人博弈均衡的結果”，因而中國金融情勢的變遷也需要我國重新審視銀行與其客戶之間的法律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