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上市“怪現象”不僅反映了民企自身缺陷和上市過程中的障礙限制，也反映出民企融資體系的畸形結構，這些都不利于民企的進一步發展。

　　我國民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和它在證券市場中的弱小聲音形成鮮明對比。對于這種反差的原因，眾多學者進行了研究，但這些研究都未能很好地解釋“為什么國內上市的民企往往不是當地最好、最大的民營企業”、“為什么一些盈利能力較好的民企舍近求遠去香港、美國和新加坡上市”等問題。

　　本文借助實證分析和實地調研所得資料，尤其是通過走訪民營經濟發達的浙江各地的擬上市、已上市民營企業及當地的上市主管部門所獲得的豐富調研資料，較全面地剖析了民企上市過程中的各種困難，分析論證了其產生的原因及深層次因素，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具有針對性的政策建議。

　　我國民營企業的上市狀況分析

　　早期由于受到觀念、上市額度等因素的限制，只有極少數民營企業中的幸運兒才能進入證券市場。隨著近幾年我國證券市場的發展，上市公司數量不斷增多，民企上市公司也逐漸增多，其占總體上市公司的比例也由 1993年的2，4%上升到1999年的最高比例31.6%，隨后開始回落。據統計，截止2003年10月底，我國境內A股證券市場共有231家民營企業入主上市公司并成為第一大股東，占同期我國境內上市公司總數的18%.

　　從民企上市的地區分布看，民營企業的上市方式以買殼上市較多。截止2003年10月底，境內上市公司中以買殼上市的民企上市公司有 144家，是直接上市的民企上市公司家數的1.66倍；浙江省民營企業上市公司居全國首位，且主要以直接上市為主，這與浙江發達的民營經濟密不可分。浙江省民營企業上市公司家數為 25家，居全國首位，其中直接上市的有19家，亦居全國首位。

　　我國在境外上市的公司總體來說不多，而民營企業所占比例較高。截止2002年底，全國民營企業在海外上市的企業共83家，其中在香港上市的有44家，在美國上市的有21家，在新加坡上市的有18家。據香港聯交所的統計資料，2002年在香港上市的117家公司中有64家屬中資企業，其中44家為民企，總融資額超過50億港元，民企股成為香港證券市場上活躍的新興力量。這些民企的上市形式主要為IPO和借殼上市等，其中借殼上市的比重較大。

　　民營企業上市的“怪現象”

　　隨著民營經濟的發展，我國民營企業上市的數量不斷增加，但從微觀角度看，民企上市卻存在著一些有悖常理的“怪現象”。本文以民營經濟較發達、民企上市公司最多的浙江為主要調研對象，對民企在上市方面表現出的這些“怪現象”進行剖析。

　　一、怪現象一：民營經濟發達的地區上市公司卻很少

　　在全國范圍內，浙江民營經濟最為發達；而在浙江，溫州的民營經濟更是全國聞名。盡管浙江的民企上市家數居全國首位，但浙江民營經濟最發達的溫州地區民企上市公司卻是最少。目前溫州地區只有一家上市公司浙江東日，且是國有企業。是什么原因導致這種局面的呢？

　　1.獨特的民間融資對民企上市產生“擠出效應”。

　　在溫州民營企業的發展過程中普遍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內源融資制度安排，即企業對于股東資本投入的回報，也按照對外借款一樣定期計付利息，利率參照民間借款（一般為法定利率的2—3倍），多為按季付息，用于股東個人和家庭的消費支出。在這樣的制度安排下，年終分紅（利息之外的盈余）一般都留在企業，為企業提供持續的內源融資。這對民企尋求上市融資產生了“擠出效應”。

　　同時，由于民間信用以及原有的民間互助組織的存在，使得民間金融迅速發展起來。在1993年溫州民營企業資金的構成中，銀行、城市信用社貸款占20%，經營者自籌占40%，民間借貸占40%.也就是說，民間信用的資金量是銀行、信用社等中介機構貸款的2倍。另外，據2000年的數據統計，溫州的民間游資高達300多億元。目前溫州經濟已形成一個強有力的民間資本積累機制，多數企業能依靠自有資金和民間資本市場完成經營活動。因此，民間金融的發達降低了溫州企業上市融資的需求。

　　2.溫州民企的產業結構以勞動密集型為主。

　　據《浙江省溫州市第三產業普查資料》的分析，1999年溫州三大產業結構的比例為第一產業7.4%，第二產業57.4%，第三產業35.2%.溫州的產業主要集中在第二、第三產業，這也決定了溫州地區的大多數企業都是屬于勞動密集型的。因此，即使是處在擴張階段的企業，其對資金的需求量也并不大，再加上發達的民間金融已可以滿足這種資金需求，故上市需求不迫切。此外，慣以實業立身的溫州企業更愿意一步一步地做大，這種固有的區域企業文化也決定了它對進入虛擬資本市場具有天然的屏障。

　　3.民企普遍預期上市成本較高。

　　在溫州，像正泰和德力西等一批優秀的民企至今還未上市，這無疑對其他溫州企業的上市產生一定負面影響。其之所以未上市，據我們了解，主要是上市成本太高，尤其體現在改制成本和稅收成本兩個方面。（1）改制成本。溫州民企的發展起點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家庭工業。這種在一定政治環境下成長起來的家庭企業改革開放以后才轉到“地上”，具有公開經營的合法性，但現實約束還是十分明顯的。因此，掛戶經營成為溫州企業成長的關鍵環節。溫州民企經歷了從家庭工業走向掛戶經營、到后來的股份合作制，最終部分企業演進為股份公司制，其發展過程中勢必造成企業產權結構與治理結構不分，牽涉的產權不清、財務等問題較為復雜，其上市改制規范要經歷相當復雜的過程和漫長的時間，付出的成本也是巨大的。此外，從民營企業主自身來說，上市意味著一部分股權和權益的出讓，也會造成一部分損失。（2）稅收成本。由于我國法律法規的不完善，末上市的民營企業通常存在著稅務繳納不足的情況。根據目前上市的條件，必須提供近三年的財務年度報告，這勢必要使民營企業的財務稅收透明化，從而提高民企的稅收成本。同時，由于我國上市程序較多、時間較長，上市成功與否較難預測，有可能造成上市未成但卻暴露稅收漏洞，因此眾多民企對上市望而卻步。

　　4.民企對上市后的監管心存疑慮。

　　由于上市公司必須履行公開信息披露、規范公司運作等一系列義務，這使得一些一貫處于“地下”的民營企業在心理上有所擔心。調研中，許多企業對上市后接受監管比較消極，懼怕公開，懼怕來自各方面的監管和約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