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金融體制的改革進程決定了21世紀我國所面對的國際金融秩序及其總體格局

　　個別國家和地區的金融動蕩可能傳染、演變為區域性甚至全球性的金融危機，這是我國市場開放過程中面臨的最大外部不確定風險

　　國際銀行業新發展趨勢和加入WTO對我國銀行業發展和金融監管形成巨大挑戰，四大國有銀行的壟斷格局將被打破，一些中小金融機構可能面臨破產風險

　　在資本項目逐漸放松管制直至完全自由兌換過程中，資本大量流入和流出是我國金融市場穩定的最大威脅

　　加入WTO使我國金融市場的開放成為一種必然趨勢，如何在獲得開放利益的同時維護好金融安全是需要首先考慮的問題。開放的進程不僅取決于國內金融體制改革的進展情況，還要充分考慮國際經濟環境和國際金融市場可能對國內產生的影響。

　　國際金融體制是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國際清算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西方7國財長會議、央行行長的定期協商、20國集團非正式對話機制等區域性金融協調活動及國際儲備貨幣制度的流行說法。

　　亞洲金融危機充分暴露了現行國際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和固有缺陷，“9.11事件”令全球金融市場陷入混亂，再次凸顯了這一問題。對現行的國際金融體系進行改革，形成穩定的國際金融新秩序，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目前有關此問題的爭議主要集中于以下幾個方面：一是IMF的改革；二是對短期流動資金和金融衍生工具的監管；三是建立全球性的金融風險預警及援救體系；四是全球性和區域性的金融合作。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主要分歧在于開放國內市場的速度和要否限制短期資本的流動，“9.11事件”后，美國為切斷恐怖組織的資金來源，對短期資本流動的監管問題有所松動。但總體來看，由于發展中國家政治經濟地位有限，在金融體系的重大變革面前處于十分被動的地位。如果我國不能就這些問題代表發展中國家提出較為完整可行的改革方案，不能就發達國家提出的損害發展中國家利益的主張發出適當的反對聲音，就只能被動地服從和遵守。

　　國際金融市場上幾種主要貨幣的實力對比是國際金融格局的核心。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來，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一直處于霸主地位，近幾年，其強勢地位愈發明顯。20世紀90年代末特別是1998年，美元只是對日元和其他亞洲貨幣走強，而現在是對世界上所有貨幣都呈強勢。1998年，美國經濟一枝獨秀，美元走強符合傳統經濟理論。而現在美國經濟陷入衰退，但美元對這些國家的貨幣卻連創新高。市場由此形成一種共識：“買美元可能買貴了，買日元卻肯定買錯了”。美元這種讓人難以理解而又客觀存在的強勢，使得任何單獨一個主權國家的貨幣都難以與其抗衡，這成為歐盟由經濟聯盟走向貨幣聯盟的一個重要外部因素。拉美一些國家因此甚至走上了美元化的道路。日本在亞洲金融危機后提出了“亞洲貨幣基金”方案，目的是建立起包括整個東亞在內的日元經濟圈，最終實現日元或以日元為主導的“亞元”的國際化，與美元、歐元形成三足鼎立之勢。目前，日本已與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韓國簽定了貨幣互換協定，與印尼、新加坡正在談判，將很快達成協議，這是日本推進日元國際化的一個重要步驟。我國是一個經濟大國，但尚不是經濟強國。人民幣在亞洲金融危機后地位有所上升，但目前尚不能完全自由兌換，特別是在美元地位不斷強化，日元試圖在亞洲坐大的情況下，人民幣的生存空間不斷受到擠壓。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國家是在貨幣附屬于他國時，成為政治經濟強國的。一旦人民幣只能充當亞洲的“二流貨幣”，中國的世界大國地位甚至亞洲地區政治經濟大國地位就不可能真正實現。在我國金融市場開放的過程中，鞏固和提高人民幣的地位，逐步使人民幣走向國際化，是我成為政治經濟大國的必然選擇。

　　亞洲金融危機后，各國防范金融風險的意識增強，但仍有一些國家和地區存在爆發金融危機的巨大隱患。由于現行的國際金融體系不具備預警和防范金融危機的能力，個別國家和地區的金融動蕩可能傳染、演變為區域性甚至全球性的金融危機。

　　首先應該密切關注的是全球的最大經濟體——美國。美國是全球最大的債務國，受經濟和股票市場持續繁榮的刺激，公司和家庭大舉借債用于投資和消費，目前私人債務總額占GDP的比重已達132％，家庭債務已相當于個人年均可支配收入的98％。除國內債務外，美國還欠有巨額外債，總額高達1.5萬億美元。與此同時，美國貿易逆差也呈逐年增長趨勢，2000年達4354億美元，比1999年上升31.3％。2001年美聯儲連續11次降息，股票市場市值大幅縮水。按經濟學一般規律，這些因素都會導致貨幣貶值。美元雖在“9.11事件”后略有回落，但很快繼續呈現出強勢特征。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說，美國經濟也是個巨大的泡沫，這個泡沫是靠巨額外國資本流入支撐的。一旦外國投資者對美國經濟和證券市場失去信心，資金大量抽逃，美元將難以維持目前的高位，現有的貨幣制度將出現劇烈動蕩。

　　其次是日本和東亞地區。日本雖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但目前經濟低迷，政府對內債務沉重，不良資產數額巨大。日本GDP已連續兩個季度負增長，預計2001年度實際增長率為——0.9％，貿易順差連續第17個月下降，截止到下個財政年度的內外債務總額將達668萬億日元，折合5萬多億美元，相當于其GDP的1.33倍。近期，日本政府為刺激出口、緩解國內通貨緊縮，積極推行弱勢日元政策，導致日元大幅貶值，已累及東亞一些國家和地區，韓元和新臺幣已有貶值跡象。目前，大多數專家認為，亞洲爆發新一輪金融危機的可能性不大，一是多數亞洲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基礎與1997年相比已經得到加強。二是多數亞洲國家基本完成了金融體制改革，放棄了單一與美元掛鉤的匯率制度，匯率更有彈性。三是短期債務規模已大大減少。但當前國際經濟形勢遠比亞洲金融危機時更為嚴峻，因此，有關動向仍值得密切關注。

　　第三是拉美地區。據IMF的統計，墨西哥、阿根廷、巴西等國外債總額已達7663億美元，占整個拉美地區GDP的39.8％。阿根廷經濟從1999年開始陷入衰退，外債余額高達1320億美元。從2001年年初開始，阿金融市場多次出現動蕩，因IMF的救助化險為夷。11月，阿政府與IMF的貸款談判陷入僵局，阿政府為避免金融系統崩潰，宣布于2001年12月1日起實施為期90天的限制銀行提款措施，引發大規模社會動蕩和政治危機，自21日起的12天內，更換了5位總統。目前阿政府已宣布停止償還外債、取消比索與美元的聯系匯率制，但經濟政治能否穩定有待進一步觀察。美國銀行和跨國公司在拉美地區有大量貸款和投資，如果拉美地區金融經濟出現危機，將拖累美國進而影響全球經濟。

　　進入九十年代以來，隨著資訊科技的進步和金融全球化迅速發展，國際金融業的發展呈現出一些新的趨勢和特征。一是混業經營和銀行業的并購使國際金融市場上出現了一批具有超強競爭實力的金融集團。二是金融創新使金融市場的交易機制、交易形式、交易市場的類型更加復雜，不僅使交易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性增大，也加大了金融監管的難度。三是金融業電子化、網絡化使傳統金融業的服務方式和服務內容發生了革命性變化，改變了原有金融業的競爭方式和競爭格局。領導國際金融業發展趨勢、處在潮流前沿的是美歐日特別是美國的金融業。我國銀行業目前仍是分業經營、服務手段落后、金融產品單一，對不斷涌現的大量新的金融衍生工具僅處于理論上的認知階段，金融業電子化基礎薄弱，加之不良資產問題嚴重，遠遠不能適應國際金融業的發展趨勢。加入WTO五年后外資銀行將被允許全面開展人民幣業務，同我國銀行展開全方位競爭。競爭的主要領域不會是中國本地銀行占優勢的傳統業務領域，而會更多發生在外資銀行具有技術和管理優勢的領域，如網上銀行、個性化的理財服務、國際金融領域已有的金融創新成果的應用等。目前外資銀行為進入中國市場正在資金和人才等方面進行周密部署，但國內金融界對未來形勢的嚴峻性缺乏心理準備。國外有些金融專家悲觀的認為，中國金融業入世后不堪一擊。

　　目前，我國對資本項目實行嚴格管制，這是我國能夠避免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堅持人民幣不貶值的重要屏障。但隨著金融市場開放度的提高，資本項目管理的成本加大。因為從國際收支的角度看，大部分交易同時具備了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的特征，與之相對應的資金難以明確區分。因此，開放資本帳戶是大勢所趨。我國目前并未承諾資本項目開放的時間表，但加入WTO將直接導致資本帳戶部分交易項目事實開放。資本帳戶開放的風險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1

　　。資本大量外流。資本外流是發展中國家穩定的最大威脅。在資本帳戶開放之前，資本外流和“資本外逃”基本是一個概念，近年來，我國貿易帳戶和資本帳戶均是順差，但外匯儲備規模增速緩慢，這反映出外逃資本數額巨大。按照北大學者的測算，1982-1999年，我國資本外逃額累計約2328億美元，年平均約129億美元，1997年以來，資本外逃增速加快，每年約超過300億美元。目前資本外逃的途徑，一是貿易轉移，即在進出口貿易活動中高報進口或低報出口；二是通過投融資渠道轉移資金。如在境外投資中低估資產價值、境外投資利潤不返還等；三是通過地下錢莊或混入經常項目結售匯等方式轉移資金。

　　資本帳戶放松管制后，開放前的資本外逃變為合法流出，資本外流會有增無減。如果短期內大量資本流出或外資集中撤資，會給經濟帶來極大風險：一是導致國內資源流失和資金短缺，危及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二是加重對外債務負擔；三是使外匯儲備急劇下降，貨幣貶值預期增強，嚴重時將導致貨幣乃至金融危機。

　　2.資本大量流入。大量資本流入一方面帶來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加速經濟增長，另一方面也會引起貨幣和信用急劇擴張，加大通貨膨脹的壓力，導致實際匯率上升和國際收支中經常項目惡化。特別是短期資本流入過多，更會使金融市場乃至整個金融體系出現突發性危機。目前，由于國內證券市場不完善，部分非法資金通過各種渠道進入我資本市場或在國內謀取暴利的現象時有發生，這嚴重影響了我金融業健康穩定發展，加大了改革成本。

　　3.將影響貨幣政策的有效性。目前我國實行浮動匯率制的條件尚不成熟，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仍須維持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相對穩定。在這種情況下，一旦放松資本

　　管制，貨幣政策的效力可能受到削弱，甚至有喪失貨幣政策主權的危險。例如，我國為抑制通貨膨脹采取緊縮性貨幣政策提高利率時，國際游資會為追求高收益伺機而入，削弱緊縮性貨幣政策的效力。當我們因經濟衰退采取放松銀根降低利率的政策時，國際資本又會大量逃離，使增加貨幣供應量的目標難以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