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優貨幣區（optimal currency area）理論是對貨幣一體化認識過程及實踐發展進程的反映與總結。在區域經濟聯系加強初見端倪時，人們開始討論滿足什么樣條件的地理空間可以組建最優貨幣區。理論基礎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紀60年代芒德爾基于固定匯率和浮動匯率之爭提出的“最優貨幣區理論”，該理論研究了一組國家在具備一定條件的基礎上可以組成最優貨幣區，在經濟趨同的基礎上實行單一貨幣。雖然芒德爾所指的最優貨幣區是指已經實現了貨幣一體化并采用單一貨幣的區域，但是最優貨幣區理論卻可作為分析區域貨幣一體化問題以及其他貨幣合作問題的理論基礎和分析框架。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歐洲貨幣一體化實踐的發展，北美自由貿易區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速，以及東亞貨幣合作及貨幣一體化問題日益在理論和實踐中進入議事日程，人們逐漸認識到貨幣一體化已是世界區域經濟發展的潮流。研究視野不再停留在是否組建貨幣區，而是討論加入貨幣區的國別判斷標準（即單個國家如何判斷是否加入貨幣區，以及何時加入貨幣區）。由此，最優貨幣區理論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得到了新的發展。

　　一、基于一般均衡模型的最優貨幣區價值分析

　　Helpman（1981）、Kareken & Wallace（1981）以及 Lucas（1982）發展的不同匯率制度下的福利相等理論認為，匯率制度不會影響社會福利。盡管其結論不合實際，但他們首先奠定了最優貨幣區一般均衡研究的基本框架。根據影響匯率制度的市場因素特征，基于一般均衡模型的研究將分為以下兩類：Bayoumi（1994）、Ricci（1997b）、Beine & Docquier（1998）等用一般均衡模型對早期最優貨幣區思想進行分析，其主要貢獻在于引入了價格和工資剛性；Helpman & Razin（1982）以及Neumeyer（1998）等學者主要考慮了金融市場不完全條件下的情形。

　　（一）價格剛性條件下的最優貨幣區模型

　　Bayoumi（1994）在模型中假定，世界由不同的區域組成，每個區域專業化生產一種產品；在需求較低時，工資向下剛性；每個區域可選擇采用各自的貨幣也可以加入貨幣聯盟。考慮加入貨幣聯盟時，擾亂的規模和相關性、勞動力的流動性以及開放程度都是重要因素，因為它們影響著加入貨幣聯盟的成本和收益。他認為，貨幣聯盟在提高貨幣區內福利的同時降低了區外的福利水平，這是因為交易成本的降低往往只為成員享有，而損失（由共同匯率和工資剛性之間的相互作用帶來的低產量）卻波及到區外國家。又因為交易成本的降低取決于所涉及的貿易規模，加入貨幣區給新加入者帶來的收益要遠大于其他成員。于是，一國即使希望匯率浮動，也仍可能與其他國家組成貨幣聯盟，因為貨幣區一旦形成將會獲得巨大的收益。

　　Ricci（1997b）提出了一個兩國、兩商品模型，假定對商品和貨幣的偏好一致且名義剛性；各國政策。偏好之間存在差異（這可以檢驗開放度和沖擊的對稱性如何影響貨幣聯盟的價值）。貨幣供給沖擊反映出該國的通脹承受能力，但貨幣當局卻無法任意采用政策來對付貨幣需求沖擊。兩國政府的損失函數取決于失業率、通脹率和以就業率衡量的交易成本。在貨幣聯盟內，兩國采用統一貨幣從而消除了交易成本，增加貨幣區收益的影響因素有：（1）各國真實沖擊之間的相關性；（2）匯率的替代機制——財政政策工具和國際資本流動的調整程度；（3）國內對通脹態度與貨幣區內通脹措施的差異；（4）國內貨幣沖擊的可變性（其中部分被轉嫁到區內其他國家）；（5）由采用單一貨幣所帶來的效率損失的大小。而降低貨幣聯盟收益的因素包括：（1）真實沖擊的可變性（它將帶來貨幣區內的調整成本）；（2）外幣沖擊的可變性；（3）國家間貨幣沖擊的相關性（降低了貨幣區內相互壓制的可能性）。由于開放程度提高增加了交易成本減少帶來的好處，這使國內物價在國外沖擊面前將會更靈活，但由于它包含了進口品的相當部分，結果是名義匯率變化將比實際匯率調整更危險。與此同時，較高的開放度同樣也會強化真實貿易沖擊的相關性（這減少了貨幣聯盟的凈收益），因此模型認為：開放程度對凈收益的影響方向是不確定的，這卻與麥金農（R.McKinnon，1963）的結論迥異（麥金農認為，國家間的開放程度越高，就越適合于建立一個相對封閉的貨幣區）。盡管模型的求解分勞動力流動和不流動兩種情形，但其分析是靜止的并忽視了資本賬戶。

　　Beine & Docquier（1998）引入了動態分析。他們的模型假設完全競爭、工資向下調整緩慢，且各國商品分為貿易品和非貿易品；勞動力是生產的惟一要素并且隨著相對可支配收入的變化在國家之間流動；不存在資本市場，從聯盟內其他成員國獲得的轉移會將不對稱沖擊對失業的影響限制在一定程度內。模型的動態模擬來源于工資調整的滯后，國家間勞動力流動的漸近性，以及市場、貨幣一體化帶來的沖擊不對稱性的增加。沿用Bayoumi & Eichen green（1992）通過對歐洲估計來檢驗沖擊不對稱性的初始價值的思想：貨幣聯盟的成本和收益可以通過宏觀經濟變量的水平及波動得以評估。其分析結果與Ricci的結論基本一致，但仍有值得注意的獨到之處。比如，雖然勞動力在國家間的流動能減輕人均收入的波動，但平均失業率仍然可能增加。而這部分地產生于短期內勞動力流入國工資的向下剛性，當沖擊具有永久性時，勞動力流入會減少平均失業率并便于向長期均衡的調整。與Ricci不同的是，Beine & Docquier認為一國開放程度的提高會確信無疑地增加貨幣聯盟的價值，因為財政集中會如預期的那樣降低貨幣聯盟內的失業率和收入的波動性。在財政聯盟（稅收收入的7%用于聯盟支出）存在的情況下，當交易成本超過GDP的1.2%時，就應當組建貨幣聯盟；若沒有財政聯盟，只有當交易成本超過GDP的1.6%，建立貨幣聯盟才有必要。在這個模型中，工資只存在向下剛性的假設尚存在爭議，有人認為工資和物價同樣具有向上剛性，如Gordon（1996）反對美國菲利浦斯曲線不對稱的假設。

　　Moran（1999）將壟斷競爭、按市定價和名義剛性引入動態一般均衡模型，集中論述了浮動匯率制帶來的靈活性的價值。并論述了貨幣當局所遵循的不同原則、名義剛性的不同程度以及兩國間沖擊的不對稱性。他認為浮動匯率制的福利收益，從限制產量波動的角度看是很有限的，但具體結論則依模型中所采用效用函數的類型而不同。

　　（二）對資產市場完全性的探討

　　現實世界中，金融市場是不完全的。Helpman & Razin（1982）在一個兩期模型中對浮動匯率制和小國單邊釘住匯率制進行比較。他們發現，當貨幣價值的波動產生于真實經濟沖擊時，由于不同貨幣面值的資產其實際收益不同，匯率的波動會使名義資產間出現價差，從而增加防范沖擊的保值機會。

　　Nemneyer（1998）引入政治性沖擊對模型做了進一步的擴展。他所分析的貨幣政策決定中的政治性沖擊表現為發生通貨膨脹的國家貨幣調整的速度、固定匯率制下貨幣的初始價值量以及對該匯率的重新調整。經濟遭受真實沖擊時，匯率靈活能使資源配置更為有效，但在面臨政治性沖擊時匯率靈活卻反而會降低金融市場的效率，因為預期名義變量變化會降低名義金融合約的實際收益，削弱其為防范經濟沖擊的保值能力。從這個意義上講，貨幣聯盟能隔離貨幣政策與政治性沖擊。Neumeyer的主要結論是：金融市場不完全條件下，當消除貨幣過度波動的收益超過金融工具種類減少帶來的成本時，取消央行加入貨幣聯盟將會增加福利。但是，他并沒有證明貨幣聯盟成員國能否永遠免受政策性沖擊。對真實沖擊研究的忽略也是該分析的局限所在。

　　二、最優貨幣區標準的內生性假定

　　很長一段時間，對加入貨幣區標準的討論僅強調經濟基本因素對匯率制度選擇和貨幣合作問題的單向影響，而事實上，“影響最優貨幣區決策的相關因素，因受國家政策及其它外生變量的影響而變動”（Frankell999），貨幣區標準之間也是相互作用的。

　　對于影響貨幣區成本收益的因素間關系在理論上存在著分歧。Krugrman & Venables（1993）提出貿易一體化進程可能增大區域內的基礎差異和沖擊不對稱性，從而降低貨幣區的內在穩定性。他們認為，經濟一體化會促進國際分工，國家對特定產業的沖擊更加敏感，使得周期差異也就更大。而且如果產業內貿易起主導作用，國家就更易于受到共同外部沖擊。Frankel & Rose（1996，1997）注意到一國能否加入EMU取決于其與EMU成員的貿易關聯度，以及其與聯盟內其他成員經濟周期的趨同性。用20個工業國家30年的雙邊貿易和商業周期數據做檢驗，基本方程式是兩國間真實經濟活動相關性與其貿易關聯度之間的線性聯系，發現國際貿易聯系越緊密，國家間經濟周期聯系就越大。國際貿易方式是內生的，因為固定匯率制會導致兩國間的貿易聯系更加緊密。他們指出，貨幣區可能自我強化：如果國家內的貿易一體化和經濟相關性之間同向發展，那么“一國即使事先不滿足最優貨幣區的標準，加入貨幣區也可能使其事后滿足標準”。

　　Frankel & Rose（1998）提出貨幣區標準的內生性假定，開辟了從動態角度研究貨幣區決策的方向。但Kenen（2000）認為其分析也是有局限性的。因為凱恩斯模型中盡管兩國產出變化的相關性的確隨貿易關聯的集中而增加，但這并不必然意味著不對稱沖擊的減少。最優貨幣區內并不僅僅只有貿易關聯度會導致經濟周期趨同。事實上，Frankel&Rose所研究的是產業內貿易，而這在其分析中并未明確提出，Fidrmuc（2001）證明了產業內貿易能促進經濟周期的趨同。

　　三、經濟沖擊相關性研究

　　由于經濟沖擊對一國或地區經濟的影響各不相同，因此近期文獻特別關注對沖擊的研究，主要是對各類經濟沖擊進行識別細分、定量分析其不對稱性以及探尋合適的沖擊調節機制。其中，經濟沖擊相關性研究是一個重要的分支，它描述的是不同經濟體在受到沖擊以后經濟波動表現出來的相關程度，如果兩國面臨的是對稱性沖擊，則兩國間的經濟沖擊相關性就較高。對于一個區域而言，若區域內各經濟體具有較高的沖擊相關性，則組建貨幣區就具有較高抗沖擊能力和較高的穩定性，實行單一的貨幣政策具有較低的成本。

　　Blanchard & Quah首創向量自回歸（VAR，Vector Auto Regressions）方法，識別了持久性沖擊和暫時性沖擊。Bayoumi & Eichengreen在該模型中引入了通脹和產出增長來測量同期內供給沖擊的不對稱程度，發現供給沖擊在美加之間并不高度相關，而美國國內各區域間的供給沖擊卻十分不對稱。對需求沖擊不對稱性的討論主要是Lalonade & St-Amant（1993）以及DeSerres & Lalonade（1994）的包含產出增長率、物價和貨幣的向量自回歸模型。假定貨幣長期中性，即貨幣沖擊對真實經濟均衡并無永久性影響，把貨幣沖擊從需求沖擊中分離出來。但這種方法的局限性在于：假定貨幣沖擊對真實均衡沒有長期效應。而事實上一個真實的需求沖擊（如財政沖擊）對真實均衡是有長期效應的，可見，貨幣沖擊的作用在此可能是被高估了。關于貨幣沖擊的研究，Dupasquier，Lalonade & St-Amant（1997）提出在VAR模型中加入實際產出指標、通脹和利率。他們認為貨幣沖擊就是指改變通脹趨勢的沖擊。許多因素對通脹的影響只是暫時的，只有貨幣當局才能改變通脹率趨勢。在沖擊不對稱方面，各研究的結論是基本一致的。

　　除了上述靜態研究，考慮到沖擊的非同期性就涉及到動態分析。如美國經濟遭受的沖擊在一定時滯后會（通過出口或其他機制）傳導到加拿大。盡管沖擊的同期相關性相對較弱，但兩國經濟周期趨同，故并不需要采用不同的貨幣政策或對匯率進行調整；另一方面，當沖擊的同期相關性很高時，傳導機制的不同也使得匯率調整成為可能。為考慮沖擊及其傳導機制的動態性，Melitz & Weber（1996）以及Dupasquier，Lalonade & St-Amant（1997）通過測算產量結構的相關性（以沖擊及其動態傳導的累積性影響定義）發現，德法兩國經濟結構的相關性強于結構沖擊的相關性，而美國和加拿大之間的情形也是如此。

　　四、簡評

　　20世紀90年代以來，最優貨幣區理論的新發展重點要說明有關選擇單一貨幣的成本和收益的標準。同早期理論一樣，新理論仍然認為如果在要素流動、金融交易和商品貿易方面高度一體化，經濟高度開放的國家之間組成貨幣聯盟將會更有效地解決內部平衡和外部平衡的關系，能夠帶來更多的收益。新理論對早期理論的發展在于：

　　（1）用一般均衡模型描述經典文獻當中的概念并分析了名義剛性條件下沖擊的不對稱性。但正如Melitz（1995）等建議的，還需要進行更多的不同匯率制度下福利的比較研究，尤其是對名義剛性如何引入模型以及貨幣區形成的福利如何測算等做進一步的研究；

　　（2）另一個重要的發展是關于金融市場的不完全性。在市場不完全和資產名義收益遭受沖擊的情況下，浮動匯率制能夠通過投資組合的多樣化提高福利。但名義剛性條件下金融市場的一體化特征仍將是后續研究的難點。 （3）對理論進行實證方面的補充與發展。嚴格地說，最優貨幣區的標準難以量化分析，理論上最優貨幣區的一些概念在實踐中并不具有可操作性，而且這些標準隨時間變化。“要素流動、開放度和經濟周期差異性缺乏可操作性指標”，它們之間的確切聯系也就成為研究的難點。新理論部分地解決了上述問題，用數學語言對早期理論進行表述，建立模型并對結論進行驗證和修正；運用先進的計量經濟學方法對數據進行分析來判斷一國或地區是否符合最優貨幣區標準。相對于世界經濟一體化和國際化進程，以上分析仍有待進一步的深入。值得繼續研究的還包括：名義匯率波動對沖擊調整貢獻的實證研究；微觀層面上，貨幣聯盟帶來的交易成本的節約以及名義匯率變動對投資的影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