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ㄒ唬┪覈�“一高七偏”的金融結構

　　經過20多年改革開放，我國金融業得到了長足發展，金融資產總量已今非昔比，但金融結構仍存在明顯不合理或扭曲的癥狀，其主要特征可以“一高七偏”來概括。“一高”即金融相關率大大提高。我國的金融相關率，1978年為95.2％，2000年為225％，22年增長了129.8個百分點，平均每年增長 5.9個百分點。盡管與美國、日本、德國、法國等發達國家（1988年）的326％、392％、294％和254％相比還有差距，但與巴西和印度 （1988年）的175％和114％相比，已明顯居高。

　　所謂“七偏”，一是非金融機構（居民、企業和政府）的融資結構偏間接融資。我國非金融機構（居民、企業和政府）國內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的比例， 1981年為1.68：98.32，2000年為26：74.盡管直接融資的比重大大提高，但與其他國家相比，仍屬偏低。其他國家或地區非金融機構直接融資的比重平均值為56％，最高為80.8％（馬來西亞），最低為34％（印度尼西亞），美國、英國、德國和日本等發達國家分別為78％、41.0％、 42.5％和48.1％。

　　二是金融機構的類型結構偏商業銀行機構。從證券市場和銀行金融資產結構看，1993年證券資產占總金融資產（證券資產十銀行資產）的比例為13. 5％，截至2000年6月上升為23.8％，也仍比其他各國（地區）1993年56％的平均水平低32.2個百分點。至于我國購買保險的支出，2000年僅占國民生產總值的1.79％，1999年更僅占1.63％，與英國的13.35％及香港的4.72％比較，明顯偏低。這表明，在我國金融機構體系中，商業銀行占有突出地位。從國際比較看，美國的傳統銀行業正以不同的方式萎縮，30年前，銀行業在美國經濟中占金融資產總額的50％，目前已經收縮到25％，而且這種萎縮還在繼續。

　　三是銀行市場結構偏大銀行壟斷。到2000年底，我國有3家政策性銀行、4家國有獨資商業銀行、10家股份制商業銀行、88家城市商業銀行、2057 家城市信用社、39333家農村信用社、239家信托投資公司和69家財務公司。截至2001年12月，國家銀行的存款占上述全部金融機構存款余額的 73.4％，貸款占上述全部金融機構貸款余額的76.9％。而且，一段時期以來，還出現了中小金融機構整體信譽受影響、存款向國有大銀行集中、中小金融機構市場份額下降的趨勢。從國際比較看，經過90年代銀行間的并購風潮，美國銀行業的集中程度大大提高，其前100家大銀行在資產方面的份額也才70％。由此可見，我國銀行業的集中程度在世界上是多么獨特。

　　四是銀行所有制結構偏國有銀行。我國3家政策銀行和4家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資產占總銀行資產的83.4％，在國際上只有印度超過這個比例。如果考慮到其他股份制和城市商業銀行有很大的國有成份，我國國有銀行所占比例實際上還要大得多。據世界銀行2001年上半年發表的一個報告，該行對100多個國家的金融業進行的調查研究表明，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官方（即國有）銀行數量大幅度減少，減少最多的是那些高收入國家。與此同時，大約占世界人口40％的 30多個發展中國家的絕大多數銀行資產仍為政府所有。國有銀行占銀行業資產75％一100％的國家有印度、中國、伊朗、阿爾及利亞和敘利亞等。而沙特和大部分海灣國家的國有銀行已大幅減少，現僅占10％。突尼斯、摩洛哥和大部分南美國家的國有銀行也已減少到了10％～25％，埃及、巴基斯坦、巴西和俄羅斯減少到了50％~70％。

　　五是銀行貸款類型結構偏企業生產經營貸款。截至1999年，我國銀行業一直偏重企業生產經營貸款，而忽略居民消費貸款，后者在貸款總額中的比重還不到 2％。而美國銀行消費貸款在全部貸款中的份額在50％以上，日本銀行在20％以上。2000年情況有所改變，中國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住房、教育和消費貸款為人民幣2347億元，占其新增貸款的29.7％。

　　六是銀行貸款對象結構偏國有大型企業貸款。據中國人民銀行1998年底組織全國15個省市對包括工、農、中、建在內的7家國有商業銀行進行抽樣調查，對非國有經濟貸款僅占全部貸款余額的42％，對國有經濟的貸款占58％。2000年情況有所改變，對非國有經濟貸款的比例上升到48％，較1999年增長了2％。但與非國有經濟在工業增加值中占70％以上、提供著90％以上的新增就業機會、支撐著80％以上的經濟增長率相對照，其貸款仍是偏重國有企業的。

　　七是金融區域結構偏大中城市。1996年底，農村信用社與農業銀行脫鉤后，農業銀行逐步向大中城市收縮、集中，留下農村信用社經營廣大農村地區的金融業務。而農村信用社卻是嚴重先天不足：不良貸款比例居高不下，虧損社、資不抵債社、高風險社量大面寬。這就決定了農村金融的嚴重落后，使本來就很少的農村資金流向城市。這從農村信用社的存貸比僅為69％而其他金融機構的存貸比為84％（1999年數）即可見一斑。據統計，2000年農業貸款和鄉鎮企業貸款余額兩項之和為10949.77億元，僅占總貸款余額123804.35億元的11％。這與農業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約18％，鄉鎮企業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約30％，顯然是極不相稱的。

　　（二）結構性扭曲的低效能效應

　　不合理或扭曲的金融結構，必然造成金融體系的低效能。我國金融體系的低效能主要體現在以下8種現象上。

　　一是個人和企業“借錢難”與“投錢難”同時存在。例如，據有關方面調查反映，廣東惠州、佛山、肇慶、江門等市中小企業目前銀行融資的渠道很窄，“求貸無門”，“融資難”成為其發展的最大障礙，珠海市佳訊實業有限公司近年來訂單充足，但由于流動資金無法及時到位，僅1999年放棄的訂單就有600萬元，約占當年銷售額的1／3.而另據調查，2000年6月，僅浙江溫州、臺州就有450億元民間資金找不到投資方向。

　　二是較多年份國內投資小于國內儲蓄。據有關研究機構測算，在1980~1997年總共18年間，我國國內儲蓄減國內投資的實際缺口有13年出現正值，其中最高的1997年名義缺口為2745億元，實際缺口為898.5億元，占GDP3.01個百分點。這表明，我國國內儲蓄并沒有完全用于本國經濟建設，正缺口所代表的實際資源以貿易順差的形勢流往了境外。正如王小魯、樊綱在《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跨世紀的回顧與展望》一書中所指出的：“中國的儲蓄一投資缺口經濟為正值，對外貿易則相應地處于順差狀態，外國凈儲蓄實際上為負數，這意味著本國業已十分稀缺的實際資源沒有用于滿足經濟建設的迫切需求，而是源源不斷地輸往海外，供別國使用。這種現象出現在中國這樣一個發展速度很快且資金嚴重短缺的大國確實令人費解”。

　　三是外資進入和內資外逃同時存在。我國每年究竟有多少資本外逃，一直沒有統一的統計口徑。但歷次外匯大檢查都發現了大量逃、騙匯行為，僅1998年就查出100多億美元。有關專家分別采用直接法和間接法對我國1997～1999年的資本外逃進行了測算。結果顯示：按直接法測算，1997～1999年我國資本外逃的規模分別為128、233和122億美元，3年合計為483億美元；按間接法測算，分別為141、317和130億美元，合計為588億美元。大量資本外逃毫無疑問對我國經濟產生了極大的負面影響：國家付出高額的機會成本借貸外資，這邊卻不斷有巨額資金流出并消失在國外。而資本外逃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國內資本市場缺乏效率。

　　四是不同行業和地區企業的資金利稅率相差迥異。據統計，1993-1995年在我國39個行業中，資金利稅率最高的煙草行業為67.69％，最低的煤氣生產和供應業為-0.8％，極差達68.49個百分點；資金利潤率最高的煙草行業為10.9％，最低的煤氣生產和供應業為-2.21％，極差達13. 11個百分點。不同地區企業之間也存在類似的差別。這表明，配置在不同行業和地區的資金的邊際收益是極其不均等的，同時也表明金融體系的流動性效能是極差的。

　　五是作為國有商業銀行主要貸款對象的國有企業的資金使用效率每況愈下。據統計，國有工業企業資金利潤率1978年為24.2％，1999年為6. 39％，1999年比1978年下降了17.81個百分點，其中1995、1996、1997和1998年還低于貸款年名義利率。

　　六是作為銀行主體的四大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積累了太多的不良貸款。據官方確認，在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劃撥了1.3萬億的不良貸款到四大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從而使不良貸款下降10％之后，截至2001年9月末，四家國有獨資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為1.8萬億元，占全部貸款的26.62％。其中，實際已形成的損失約占全部貸款的7％左右。與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我國銀行機構的不良貸款仍是相當高的。例如，日本1998年1月12日公布的全國銀行不良貸款總額為 76萬億日元，占貸款總額的12.28％；美國截至1997年底參加聯邦存款保險的商業銀行和儲貸機構全部不良貸款（逾期30天以上和呆滯貸款）占總貸款比例為2.27％；韓國官方1997年11月初公布其銀行業約有呆、壞帳510億美元，占總貸款16％左右，其中壞帳（損失）平均占總貸款約1.6％；泰國官方1996年報告的不良資產比例為9.8％，而據亞行官方透露，1998年這一比例可能達到18％左右；印尼官方1996年公布的不良貸款占全部貸款的比例為8.8％，其中次級貸款占2.6％，可疑貸款占3.3％，壞帳占2.9％；新加坡六大銀行次級、可疑和損失三個等級的不良貸款占全部貸款的3％，均大大低于我國的水平。國外觀察家正是據此而斷言我國國有商業銀行技術上已破產。

　　七是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給投資者的回報很低。美國《財富》雜志2000年第8期刊登了美國市值最高的10家公司，同期中國一家權威機構公布中國10 大上市公司，兩相對比，在核心盈利能力指標——資產回報率上，存在驚人差距：中美上市公司業績差距最高達300％。按利潤表給出的數據計算，中國上市公司在資產回報率上落后于美國同行6.73個百分點，或62％；若按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后的凈利潤衡量，中國上市公司落后于美國同行6.92個百分點，或 64％；假如按33％所得稅率計算（這是全面落實國民待遇的需要），中國上市公司在資產回報率方面落后于美國同行的程度則高達7.66個百分點，或 71％，或不及人家的1／3.由于受“圈錢動機”的驅使，我國上市公司給投資者的回報很低。1999年年報，不分紅的上市公司達60％，上市以來從未分過現金紅利的占20％；2000年中報進行分配的公司有53家。占所有公司的比例為5.15％；2001年中報推出分配方案的公司75家（包括轉增股本），占所有公布中報公司的比重為6.52％。在投資回報率普遍低下的情況下，股市對投資者只有投機的價值，沒有投資的價值；對上市公司也只有“圈錢”的功能，而沒有“增值”的功能。更為嚴重的是，“中國資本市場上已經有一批實際上被掏空了的上市公司，在近期還會有一些掏空了的上市公司暴露出來”。

　　八是科研成果的轉化率很低。據統計，我國每年產生大約7萬多項專利技術，3萬多項省級以上的科研成果，但轉化成商品并形成規模效益的僅占10％ ~15％，大大低于發達國家60％～80％的轉化水平。造成這種狀況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缺乏必要的金融支持。例如，我國目前創業投資的資金量大約只有25 億元人民幣，只能維持24個創業企業。而資金投入少的主要原因又在于缺乏多層次資本市場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