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革命時期，陜甘寧邊區實行的農業稅收政策，對于邊區農業的發展，爭取民主革命的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本文擬就邊區農業稅收政策的主要特點及作用做些探討。

　　一、陜甘寧邊區農業稅收的建立

　　有政權，就應有財政，也應該有稅收。陜甘寧邊區政權建立之后，就有了自己的財政。初期主要依靠“沒收”和“繳獲”等特種收入維持經費和軍需，后來開始征收農業稅，當時叫救國公糧。納糧初期無明確的稅率規定，也不按土地人口多少攤派，而是農民自報收獲量，按一定比例計糧自動繳納。征收不收“折色”，只收“本色”。征收以后以地區為單位貯于民間，軍隊打到哪里，吃到哪里（注：謝覺哉：《征收救國公糧的研究》，1940年。《抗日戰爭時期陜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料摘編。財政》，陜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版，第114-115頁。）。因此，救國公糧是一種極不完備的臨時性農業稅。

　　抗戰中期，由于減租減息，限制剝削的政策，農業稅實行累進稅制。1943年5月，邊區政府通過《陜甘寧邊區統一累進稅暫行辦法》，先在部分地區試行。1944年，陜甘寧邊區政府頒布《陜甘寧邊區農業統一累進稅試行條例》，制定并實行將農業收益與土地財產二稅合而為一的正規農業稅制，規定：（1）農業收益與土地財產均為農業累稅之稅本。凡有土地者，均須負擔土地財產稅，凡經營農業者，均須負擔農業收益。兩種稅本用分計合征統一累進辦法直接征收之。自耕農的稅本中應減除生產者消耗費，佃農的稅本中則須減除生產消耗與地租，以保證農戶再生產的資本。凡屬貧苦抗工屬，農村中之長短雇工，移難民不滿三年者，其收入概予免稅。（2）依據各地區不同的經濟情況及人民生活程度，規定不同的征點與起征率，以公斗為計稅單位，按每人之平均糧計算，按戶征收，累進率分5級躍進，累進最高率為35%，使各地區負擔平衡與負擔面達于一定水平。（3）農累稅以每段土地之常年產量為計稅標準。（4）農村副業凡屬政府獎勵發展者，一律免稅。（5）各縣市于農業統一累進稅征收時，得以行政村或自然村組織評議會，評訂各農戶之產量，丈量土地，副業狀況，進行評定計稅，力求公平合理。當時，對地主、富農和其它糧多錢多的人依照高稅率征稅，對收入低下的貧苦農民依照低稅率征收，對特別貧苦無力負擔的農戶免征農業稅。農村人口中有80%都按照“錢多多出，錢少少出”的原則負擔農業稅。

　　解放戰爭時期，有些地區實現了徹底的土地改革，地主被消滅，農民得到了土地，各階層土地占有大體趨于平均，農業稅僅征收益稅，并改起征點為免征點，部分收入超過所規定之免征點者，只按其超過部分，計算負擔。

　　二、陜甘寧邊區農業稅收的特點

　　縱觀陜甘寧邊區農業稅制演變的過程及內容，可將其特點歸納于下：

　　第一，農業稅收以“兼顧”為原則。

　　貫徹執行兼顧的原則，是中國共產黨和政府在處理國家同農民關系方面一貫的指導思想，在民主革命時期，陜甘寧根據地建立在農村，財政收入只能主要靠向農民征稅。當時，巨大的戰爭需要同有限的農民負擔能力及基礎——落后的農村生產力之間存在很大的矛盾。為了正確解決這一矛盾，毛澤東針對當時某些干部的思想狀況，既批判了不顧人民困難，只顧政府和軍隊需要的單純的財政觀點，也批判了那種不顧戰爭的需要，單純地強調政府應施“仁政”的片面“仁政”觀點，提出“軍民兼顧，公私兼顧”的原則。在確定農業稅征收任務和安排農民負擔時，既注意國家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又注意農民的局部利益；既考慮政府與軍隊的需要，又要照顧農民的消費需要和負擔能力。盡管財政經濟面臨許多嚴重的困難，黨和邊區政府仍然堅定不移地恪守這條原則。

　　第二，稅收工作以生產發展，農民生活逐步改善為前提。

　　陜甘寧邊區無論在抗日戰爭時期，還是在解放戰爭時期，為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農業勞動生產率，改善人民生活都普遍實行過減租減息政策。政府在稅收上實行輕賦稅和公平負擔，首先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幫助農民發展生產，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從農民那里取得稅收，即使在困難時期，仍然注意賦稅的限度，使負擔雖重而民不傷，而一經有了辦法，就要減輕人民負擔，借以休養民力（注：毛澤東：《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4-895頁）。強調在負擔上不征過頭糧錢。反復告誡黨的工作人員：不注重黨政軍和人民群眾的廣大勞動力，以開展群眾生產運動，只片面地注意少數政府人員忙于收糧收稅弄錢弄飯的觀點是錯誤的（注：毛澤東：《開展根據地的減租、生產和擁政愛民運動》，《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1-912頁），不顧人民困難，只顧政府和軍隊的需要，竭澤而漁，這是國民黨的思想，我們決不承襲。

　　眾所周知，中國共產黨和邊區政府在陜甘寧邊區制定實施了一系列發展農業的政策、措施，如土地改革、互助合作、獎勵開荒、發動大生產運動等，使農業生產得以發展。1944年陜甘寧邊區農業產量由1941年的147萬石提高到175萬石，即增產28萬石，而政府開支的26萬石糧食由軍政人員自己生產10萬石，只向農民征公糧16萬石，比1941年征收公糧20萬石減少了4萬石。這樣，農民交納“救國公糧”（農業稅）以后實得部分就增加2萬石，救國公糧占農業產量的比例也由1941年的13.6%降低到9%，不僅渡過了嚴重困難，保證了戰爭的需要，而且改善了人民生活。

　　第三，執行輕稅政策，以實現農民的休養生息為目的。

　　陜甘寧邊區建立在農村，經濟落后，又面臨嚴峻的戰爭環境，財政收入只能主要依靠向農業征稅。雖然如此，政府仍注意賦稅的限度，即使在最困難時期，也使負擔雖重而民不傷。而一經有了辦法，就要減輕人民負擔。借以休養民力，實施輕稅政策，其具體做法如下：

　　其一，穩定負擔。邊區政府在一定時期內，保持農業稅額穩定不變。陜甘寧邊區初創時期為了休養民力，減輕人民負擔，醫治內戰創傷，向人民征收糧食很少。1937年和1938年各征一萬石。后來由于經濟困難稅收有所增加。政府在發動生產自給的情況下，努力穩定負擔。1943年征公糧16萬石，1944年征公糧16萬石，1945年征公糧12萬4千石，其余以政府、軍隊生產自給補充，基本實現了穩定負擔，這樣政府把農業增產的部分留給農民，能夠調動農民增產積極性，支持和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改善人民生活。

　　其二，控制賦稅的限度。在農業稅的征收過程中，邊區政府，對稅務的控制通過兩種辦法：一種叫高限控制，一種叫起點控制。總的目的都是保證農民的基本生活，保證農業擴大或簡單再生產的需要。

　　所謂高限控制，就是規定農業稅的征收額，最高不得超過農業實際產量（或收入的百分之多少）。這種控制，有時是按納稅人規定的，有時就農民整體來規定，具體比例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不同。抗日戰爭時期，中央根據當時農村階級關系的變化和人民負擔能力狀況，規定農業稅的征收平均額不超過農業收入的20%，解放戰爭時期在20%-30%之間，而實際征收額都在此規定之下。

　　所謂起點控制，就是在納稅時照顧農民生產和生活上的基本需要或最低需要，即：不能維持簡單再生產和最低生活需要的農民，一概免稅。邊區政府在征收農業稅的過程中，就是把各農戶的糧食產量，先扣除全年需要的糧食數，然后按人口平均，沒有剩余的不征稅，有剩余的按剩余多少累進計征。各時期都是這種做法，只是照顧的具體標準有所不同而已。

　　其三，嚴格控制農業稅以外的其他負擔，解放前，舊中國的田賦，存在著附加超過正稅，攤派多于附加的現象，再加上超年預征等，造成農村經濟的全面崩潰。中國共產黨吸取此教訓，嚴格控制地方附加和攤派，禁止無償調用和占用生產者或集體的資金、物資和勞力。邊區征糧只征“本色”不征“折色”，以區為單位存糧“，避免”千里舟車，飛芻挽粟“就是為了減免農民正稅以外的額外負擔和力役負擔，政府還于1940年前后和1946-1947年兩次大規模整頓名目繁多的區、鄉政府對農民的附加和攤派負擔。經過整頓，大大減輕了農民負擔，在實際工作中，堅決杜絕在正稅附加之外任意攤派濫征濫要現象的發生。

　　第四，簡化征收手續以方便農民

　　陜甘寧邊區政府規定農業稅以征實物為主。這是因為農民生產的是實物，在邊區內部由于敵人的包圍、封鎖和燒殺掠奪，商品經濟衰退，農產品出售不便，稅收征錢不可能實現，而征實物符合我國歷史習慣，又便于農民完成稅收任務。當時征收實物的品種，除了糧食以外，還有馬草、土布、軍鞋等，都屬農民自產。這種辦法很受農民歡迎。所以，雖然農業稅征收實物，在手續上不如征錢簡便，但始終還是堅持征收實物原則。

　　為了簡化農業稅征收手續，邊區征稅以標準產量——常年產量計稅。陜甘寧邊區建立之際，農業生產仍然以落后的生產工具、分散經營為主，特別在戰爭環境下，每年調查評議，核實實際產量很困難，所以在抗日戰爭中后期改以常年產量為計算標準，一次評訂之后在一定時期內不加變更。農民在這個時期內，因勤勞耕作而增加的產量不多計，因急于耕作而減少的產量的也不少計。實行按常年產量征稅的辦法，不僅可以避免每年核實實際產量的麻煩，而且可以起到鼓勵增產的作用，很受農民歡迎。實際工作中，按常年產量的標準農業收益作為征稅對象，大大減化了農業稅的征收手續。

　　第五，農業稅采用有地區差別的累進稅率，以平衡農民負擔。

　　農業生產是經濟再生產和自然再生產的交織。因此，農業生產受自然條件的影響很大，陜甘寧邊區地理環境復雜，因農民生產經營所在地的土壤、氣候、水利、交通、地理位置等不同，而獲得收入不同。加上階級的不同，占有生產資料的數量、質量的不同，收入差別很大，為了使農業稅的征收能適當調節這種收入差別，平衡負擔，邊區政府依據各地區不同的經濟狀況及人民生活狀況，規定了不同的起征點與起征率，對地主、富農和糧多錢多的人依照高稅率征稅，對收入低下的貧苦農民依照低稅率征收。

　　三、農業稅收的作用

　　陜甘寧邊區政府通過農業稅收，取得財政收入，同時，又發揮調節農業經濟的作用。具體表現在：

　　第一，積累資金。

　　農業稅是邊區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抗日戰爭時期，農業稅占根據地財政收入的80%以上，解放戰爭時期，農業稅占財政收入的70%以上，是人民軍隊的給養和革命政權經費的主要來源，對于奪取民主革命的勝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二，掌握糧食。

　　陜甘寧邊區的農業稅一貫以征收實物（糧食）為主。糧食是人類賴以生存的生活資料，農業稅以征收糧食為主，就使政府掌握和儲備更多的糧食，以保證軍需民食的需要。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及其人民軍隊靠“小米加步槍”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推翻了國民黨政權。這里的小米就是根據地農民交納的農業稅——糧食。

　　第三，平衡負擔。

　　在民主革命時期，在生產資料私有制未經改造之前，由于各階級之間占有土地的多少不一，使農業收入有多有少，邊區農業稅采取不同階級稅收負擔不同的政策，實行全額累進稅制，使地多、糧多、錢多者按高累進率交稅，使貧困少地、無地農民按低累進納稅。起到了調節納稅人收入的作用。生產資料私有制改造完成之后，不同階級收入水平的差距消失，而不同地區因自然條件不同所形成的收入差距仍存在，農業稅采用有地區差別的稅率進行調節。農業稅調節了客觀因素造成的納稅人之間的收入不平衡，給生產者創造了一個公平的發展環境，有利于農業的發展。

　　第四，鼓勵增產。

　　陜甘寧邊區的農業稅制，起到了鼓勵生產的作用，特別是在1942年毛澤東發表《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這一著作后，更加以注意，在稅收政策中明確規定了鼓勵生產的辦法，具體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體現在農業收入的計算標準上，二是體現在穩定負擔上，三是體現在減免稅的規定上。

　　陜甘寧邊區農業稅的計稅標準，從抗日戰爭后期起，一直按土地的常年產量計算，常年產量是按土地的一般自然條件和當地的一般經營水平，經過民主評定的標準產量，這種產量水平，一般比正常年景的實際產量低，且規定若干年不變。在規定年限內，納稅人勤勞耕作，改善經營而提高單位面積產量的，常年產量不予提高，相反，急于耕作而降低單位面積產量的，常年產量不予降低。這樣有利于農民精耕細作，提高單位面積產量，有利于農業采用新的技術措施，進行技術改造，起到鼓勵先進，鞭策后進的作用。

　　至于穩定負擔，由于邊區農業稅征收額在一定時期穩定不變，政府把農業增產的部分全部留給農民，這種做法，對政府對農民都是有利的。從農民來說，由于政府在一定時期內不增加稅額，增產的部分可以全部自行支配，用于增加農業投入，發展農業生產，改善生活。從政府來說，雖然直接從農業取得的收入不增加，但隨著農業的發展，隨著農業帶動其它各業的發展，財政收入同樣可以增加。穩定負擔是邊區政府從政策上支援農業的一種形式。

　　農業稅的減免規定，也有許多鼓勵增產的作用。陜甘寧邊區對于帶頭發展生產的農民給予稅收上的優待。表現在：

　　一，對于努力提高單位面積產量者實行優惠稅收政策，前面所述不按實際產量征收而按常年產量征收的辦法就是對提高單位面積產量的鼓勵。

　　二，對于興修水利者的優惠，如對于積極興修水利，變旱地為水田，在一定年限內（三至五年）仍按旱地計征。

　　三，對擴大耕地面積的進行鼓勵，開墾熟荒地或生荒地的，在一定年限內免稅。移難民開荒者在一定年限免征財產稅。對于某些根據地所缺乏的經濟作物種植者實行優待。邊區為打破敵人封鎖，爭取棉、麻和染料自給，規定種植棉花和藍靛的收入減稅50%，種麻收入減稅30%，這一政策起到了最為明顯的增產的作用。

　　中國革命走的是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中國共產黨首先在根據地創立起新的農業稅收制度，在生產實踐中不斷的得到豐富與發展，最后隨著全國解放而推行于全國，逐漸建立起一套適合我國國情，受到廣大農民擁護的嶄新的農業稅制度。在當今農業改革的大潮中，整理、研究過去的成功經驗，對于今后的農村工作和財政稅收工作仍然有著重要的意義。